台湾是当代中国佛教发展势头较强劲的地区之一。台“内政部宗教辅导科”2005年调查显示，岛内信仰佛教者逾800万人，约占2300万人口的35%。“行政院新闻局”编写的“中华民国国情简介”一书指出，岛内现存佛教寺庙2347座，仅2016年一年就有超过14万人皈依佛教。台湾佛教组织信众数量庞大、理念传播广泛、经济实力雄厚，且具有强大动员能力，其对岛内社会、经济、政治等领域的现实影响不容小觑。
一、台湾佛教主要发展阶段
佛教由大陆传入台湾地区的历史不到400年，历经初兴、重建、复兴等历史阶段后，目前呈现出形态多元、蓬勃发展的态势。
（一）明末清初台湾佛教的兴起
学界目前普遍认为，大约在郑成功收复台湾时期，佛教开始由大陆闽南地区传入岛内，台湾佛教由此逐渐兴起。伴随佛教信徒的增加，岛内还出现了最早的佛寺——台南竹溪寺（原称小西天寺，兴建于1662―1665年间）。另据《台湾通史·宗教志》记载，郑成功之子郑经笃信佛教，曾于承天府东安坊建造弥陀寺。郑氏政权归降清廷后，清政府广招福建、广东等地居民迁台。由于广东、福建等地民众大多信仰佛教，台湾佛教得以发展壮大。从清初到光绪年间止，台湾兴建佛寺逾29座。18世纪之后，受福建等地“世俗化”的民间观音信仰风气的影响，以泉州、漳州移民为主的台湾出现了大量以观音菩萨为主神的佛教庙宇。在当时全省385所佛寺中，有304所奉祀观音为主神，如1752年建成的的芝山岩与1791年整竣完成的宝藏岩，等等。与此同时，明代中期创立的“斋教”(亦称“在家佛教”，教义揉合儒、释、道三家）也在基层社会广泛传播。
（二）日据时期日本佛教的传入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割让台湾给日本。伴随日本殖民统治秩序在台湾地区的确立，日本佛教曹洞宗、临济宗、净土宗、净土真宗、真言宗、日莲宗、天台宗和华严宗等8宗12派纷纷派遣僧侣入岛布教，并相继成立“台湾佛教青年会”、“台湾佛教道友会”、“南瀛佛教”等组织，充当日本殖民者对岛内民众进行“皇民化”思想改造的工具。中国传统佛教受到日本殖民者的政治打压，岛内原有佛教组织大多被迫沦为日本佛教的附庸，普遍丧失了管理寺庙、建设僧团的自主权。此外，日本殖民政府还将未归属日本佛教的寺庙、斋堂改为神社，为台湾佛教涂上浓厚的日本色彩。据统计，1941年，全台湾人口共500多万，积极参与日本佛教活动的信仰者超过8万人，其中，以真宗本愿寺派、曹洞宗、日莲宗、净土宗等派为主。
（三）战后汉传佛教主流地位的强化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台湾正式重归祖国。1946年10月，日据时期成立的“南瀛佛教会”被改组为“中国台湾省佛教会”，1947年5月，“中国佛教会”在南京复会后，“台湾省佛教会”成为其分会。与此同时，来自江、浙两省的多位著名佛教人士亦相继赴台弘法。这些高僧在岛内恢复传戒，整饬僧团，扩建道场，培植僧材，使汉传大乘佛教成为主导岛内宗教生态的关键力量。据台当局统计，1960年，全台共有佛教寺庙1392座，教徒52.3万人；1987年底，全台有佛教寺庙3265座，佛教职业人员5860人，信徒356万人，佛学院21间。
（四）当代台湾佛教进入多元化发展时期
20世纪80年代以降，台湾社会政治气候嬗变，佛教顺势在岛内走上多元化道路。台湾佛教界充分利用政治变迁、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积极回应社会浮躁民众渴望寻求心灵寄托的现实，综合运用广播、电影、电视等传播媒介，通过举办法会、文艺演出、宗教观光等活动宣扬佛教，吸引信徒。台湾佛教日益兴旺，各类佛教组织团体应运而生——佛光山、慈济会、法鼓山、中台山迅速崛起，成为台湾佛教界的四大新兴道场。除上述“四大山头”外，苗栗县的九华山大兴善寺、新北市的灵鹫山无生道场等山头，淡化宗派之分，强调“禅净双修”与“佛法生活化”，在岛内佛教界独树一帜，对一些信徒产生强大吸引力。
二、影响台湾佛教的大陆高僧
1949年前后，大批大陆僧侣进入台湾，为台湾佛教复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代表性人物主要包括：
白圣(1904—1989年)，湖北省应城县人，俗姓胡，字必康。法名东富，号洁人。18岁在安徽九华山祗园寺龙岩法师门下出家。白圣赴台湾弘法后，任台湾“中国佛教会理事长”近30年，担任台北十普寺、临济护国禅寺、马来西亚极乐寺、美国圣能寺住持，创办“中国佛教三藏学院”、“中国佛学研究院”、戒光佛学院等，在培育台湾僧伽人才方面贡献卓著。
印顺(1906—2005年)，浙江省海宁人，俗姓张，名鹿芹，出家后号盛正。1930年于普陀山福泉庵出家，后追随太虚法师投身中国佛教复兴运动。1952年到台湾，同年，接任《海潮音》杂志社社长。在台期间，印顺创福严精舍、慧日讲堂，从事佛教教育和佛学研究，出版多种专著，对推动台湾佛学研究贡献极大。创建“慈济功德会”的证严法师，就是印顺的女弟子。
星云(1927—)，江苏扬州人，俗姓李，名国琛，于南京栖霞山披剃，法名悟彻，号今觉。先后入栖霞律学院、焦山佛学院就读，曾任南京华藏寺住持。1949年迁居台湾，最初在中坜圆光寺修行。1967年在高雄开创佛光山寺。其后陆续在岛内创建寿山寺、普贤寺、普门寺等道场，并在香港创佛香精舍，在马来西亚接办鹤鸣寺，在美国开创西来寺、白塔寺等。星云在宗教、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还曾被国民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选为“中评委”。
三、台湾四大新兴道场
一是高雄地区的佛光山。佛光山寺位于高雄市大树区，1967年5月，由星云法师创建。佛光山的四大宗旨是“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慈善福利社会，以共修净化人心”，强调通过教育与社会服务弘法。以佛光山为中心，星云法师在岛内外建立了200多座别院或分院道场，国际入会人员达百万人，其中，西来寺、南天寺、南华寺已分别成为北美、澳洲、非洲的第一大佛寺。佛光山不仅是一个僧团，还拥有各类实业、慈善和教育机构，成为集宗教、文化、教育、慈善、观光等于一体的世界知名佛寺。
二是花莲地区的“慈济功德会”。慈济会地处台湾东部花莲县新城乡的静思精舍，由证严法师于1966年创办。创办之初，慈济会只有30余人，早期工作主要是募款及济贫，以“教富济贫”为目标，后逐渐将“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国际赈灾”、“骨髓捐赠”、“环保”、“社区志工”确立为慈济会的主要志业。慈济会亦因此发展成为兼具宗教性与社会福利性的慈善组织，并在岛内外设立多个分会，有数千名慈济委员与荣誉董事以及约400多万名会员。慈济会经济实力雄厚，其资金主要来自社会捐赠，慈济基金会公布的收入情况显示，仅2016年一年，慈济会就获得逾66亿元新台币的捐赠。
三是台北地区的法鼓山。法鼓山是台湾北部地区最大的佛教道场，其前身是东初老人创建的“农禅寺”与“中华佛教文化馆”。1989年，圣严法师在新北市购地创建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园区”，其教育园区包括“中华佛学研究所”、“僧伽大学”等建筑。法鼓山以理性精神和时代潮流为指向，提出“提升人的品质、建设人间净土”的理念，先后推动“四环运动”——“自然环保”、“生活环保”、“心灵环保”、“礼仪环保”以及“心五四运动”，在台湾佛教界影响巨大。法鼓山将禅修与企业管理、现代生活结合起来，其理念契合都市人群内心需要，近年来发展迅速，在台湾省内各市县设有办事处，并在美国纽约创建东初禅寺。
四是台中地区的中台山。位于台湾中部南投县的中台禅寺又称中台山，由惟觉禅师于20世纪90年代创建。中台禅寺占地约12万平方米，主体建筑高136米，建筑融合了中西方的风格，慕名而来的游客和信众络绎不绝。中台山提出“佛法五化”的主张，即以“学术化、教育化、科学化、艺术化、生活化”的方式落实“人间佛教”的宗旨。据台“内政部”统计，中台禅寺各个基金会及学校有形总资产高达88亿元新台币，在全台宗教团体名列第4，皈依弟子数十万人，在世界各地共有108家精舍。
四、台湾地区佛教发展的特点与趋势
（一）台湾佛教与大陆佛教关系密切。台湾在地理位置、族群结构方面与大陆闽、粤两省具有密切的地缘、亲缘关系，其佛教信仰也由大陆传入，并深受闽、粤两省的佛教性格影响。而台湾佛教在近现代的复兴，同样得益于大陆高僧赴台弘法，他们为推动台湾佛教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二）“人间佛教”色彩明显。以佛光山、慈济会、法鼓山、中台山为代表的新兴佛教组织，鼓励信徒以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方式面对现实世界的严峻挑战，其自身也以“集团化、产业化、世俗化”的模式拓展生存空间。在管理层面，岛内佛教团体大多建立了现代企业化的寺院管理体制；在社会关切方面，各大道场注重慈善，关注社会问题，部分僧团还积极参与推动反污染、“反核”运动。
（三）国际性日益突出。伴随宗教在全球范围内的复兴，佛光山、慈济会等“山头”的影响力突破地域限制，延伸到世界各地，在海外建立了数量庞大的分支机构、办事处与分道场，在当地发展信徒，并经常举办国际性的佛教学术会议。此外，为扩大台湾佛教的国际影响，台湾佛教团体还积极加入“世界佛教友谊会”，“世界佛教僧伽会”等国际佛教组织。
（四）台湾佛教涉入岛内政治的程度加深。由于岛内佛教组织不仅信徒众多，且拥有政商名流会员圈，很多政界知名人物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因此，每到选举季，政党候选人均将拜访“四大山头”作为必要行程。需要指出的是，受岛内统“独”意识形态纷争的影响，台湾佛教界人士的政治立场日趋明朗。一些原籍大陆的高僧民族归属感强烈，赞成两岸和平统一，如惟觉法师曾于200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前，在观音菩萨圣诞法会上，公开支持连战与宋楚瑜，极力谴责当时的陈水扁当局，呼吁信众支持“连宋配”。与此相对，“台独”势力也开始利用佛教推行分裂主义主张。“万佛会”就多次扮演“台独”运动马前卒，公然叫嚣要组训“义勇军”为“台独”准备“防卫力量”，并登记组建“真理党”，企图以“教团+政党”的方式遂行“台独”图谋。
《台湾周刊》2019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