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农会是以自耕农为前提建立起来的“共治、共有、共享”的农民组织，以农业为主，并延展至农产品的运销等相关形式的经济、社会、福利、教育等活动，几乎包办农民生产、资金、生活的一切所需。

一、农会历史演变

      台湾农会历史较为悠久，迄今已有百年历史。根据台湾历史发展和农会的改组、“农会法”颁布等重要节点，可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日据时期（1900-1945年）

      一般认为，1900年成立的台北县三角涌农会为台湾农会的滥觞。当时成立的目的是协助日本殖民政府“征收地租、改良耕地、奖励养猪、养鱼及寻求减租”。^[1]1907年2月，日本殖民政府以18号律令公布“台湾农会规则”，以70号府令公布“台湾农会施行规则”，规定了农会的法律地位、会员、会费的来源、会员的强制加入及会费的强制征收，开始严密控制台湾农会。1908年台湾总督府公布“台湾农会规则”，农会取得法人地位，明确州（厅）一级体制，此为目前县（市）级农会的起源。^[2]1913 年公布“台湾产业组合规则”，在基层行政区域（市/街/庄）设立产业组合，为当前乡（镇/市/区）级基层农会的前身。1938年3月在台北州设立全台级的台湾农会，为省（市）级农会前身，台湾也因此建立州/厅与全台两级制农会架构。1943年将农会、畜产会、产业组合联合会等合并为农业会，组织形态为市/街/庄、州/厅、全台三级制。

      该时期，台湾农会主要服从和服务于日本“农业台湾、工业日本”的殖民掠夺政策，“扮演提供日本本土粮食及开拓日本农用物质市场的御用工具角色”，^[3]成为日本人榨取台湾农村资源及控制农民的政治工具。^[4]

      2.光复后的改造整顿期（1945-1974年）

      1946年，国民党当局将农业会划分为农会与合作社两个系统，前者专办农业推广及其他保障农民权益的事业，后者专办经济事业。1949年复又合并，形成现行省、县市、乡镇市三级农会组织。^[5]由于合作社会员不完全是农民，导致合并后的农会中存在大量商人和地方士绅，他们大多掌握农会重要职务，使得农会“成为个人图谋私利与政治活动的中心”。^[6]1950年合作社与农会二度合并，农会会员分正、副会员。正会员为农民身份，每户一人，具选举权与被选举权；非农民为副会员，不具有选举权。1953年再次改组，农会会员分为会员及赞助会员，前者有充分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后者无选举权，“确立农会应回归农民所有，避免介入选举，沦为政治工具”。^[7]1954年农会初设信用部。至20世纪60年代，农会信用制度逐步完善，农会在地方上的重要性与影响力逐步扩大。

      3.“农会法”实施期（1974年以来）

      1974年台湾当局颁布施行“农会法”，推动农会企业化经营。同时废除农会股金制度，使其不再具有合作组织的特征，转为具有公益社团法人职业团体属性的农民组织。股金制度的废除，对农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农会与农民自治团体的原意背道而驰，且主管机关不断以监督之名，慢慢渗透农会组织”^[8]，农会逐步成为乡村社会具有庞大资源的政治舞台，扮演了农村资源吸纳、供输及分配的重要任务。尤其是农会信用部的经营，累积巨大的资金及盈余，农会无形中成为地方金融的代名词，成为地方政治势力争夺权力的重心。

      “农会法”及其施行细则历经多次修正、增删，大致于1988年完成规制。20世纪80年代，台湾政治社会运动风起云涌，学术上多称之为台湾走向“民主化”和“自由化”的转型时期。国民党为了维持在基层的政治优势，于1991年再次修改“农会法”，开始对农会采取拉拢互惠的行为，逐步放宽涉入政治的限制。^[9]2000年民进党上台后，为削弱国民党在地方农会的势力，多次对农会进行改革。2002年财政部门进驻并接管29家农会信用部，限制农渔会信用部放款业务，造成农会的恐慌和不满，引发11月23日大游行，13.5万农渔民走上街头抗议，成为台湾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运动，直接导致时任“财政部长”和“农委会主委”的下台。2007年再次修正“农会法”，规定农会总干事只要考级甲等即无任期限制，政党欲掌控的企图更加明显。此外，为解决台湾县市合并升级后辖下的农会组织调整合并问题，2013年4月成立“中华民国农会”，以台湾省农会为基础，纳入各“直辖市”农会及县市农会。目前，台湾农会共分三级，分别为乡（镇/市/区）农会、县/市农会及“直辖市”农会、全台性农会（详见下表7）^[10]。

表7 台湾农会体制变革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依据“农委会”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全台农会合计302家，办理信用业务的办事处或据点共823处，会员（含赞助会员）177.1817万人（具体数据见下表8）。

表8 台湾近十年农会组织资料表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农会组织架构及运行机制

      台湾农会具有严密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其中省农会为协调单位，在省农会之下分别为县市农会、乡镇农会和农事小组。各级农会间并无直接隶属关系，而是辅导、引导关系。各级农会的组织结构不尽相同。如乡镇农会设有总务、会计、供销、信用、农业推广及家畜保险6个部门。县市农会设总务、会计、供销、农业推广及家畜保险5个部门。省农会因具有协调功能，共有总务、会计、推广、督导、运销等10多个部门。此外，在三级农会中，只有基层的乡镇农会设有信用部门，负责办理存款及放款业务。农会信用部成为地方上唯一的金融机构，掌握了地方上的经济资源。农会信用部名义上是帮助农民解决资金问题，但一旦涉到选举，各方势力介入，很难不与地方派系或私人发生关联，甚至沦为地方派系的“金库”。

      在运作机制上，台湾农会具有一套分工明确、“议行分立”^[11]的内部运作流程，会员、会员代表大会、理监事会、总干事等共同组成农会的权力机构和办事机构，保证农会的正常运作。会员代表大会是农会的最高权力机构，其最重要的功能是每4年一次的理、监事改选。^[12]农事小组组长的职责是召开小组会议、协助推行农会业务、反映小组会员意见及宣达政令。总干事为农会业务的实际执行者，主要职责是执行理事会决议且有聘雇、训练、考核员工的权力，如执行理事会的决议，向理事会负责；聘、雇及解聘、雇所属员工；训练、考核、奖惩所属员工等，“成为农会实际权力运行的核心”。^[13]农会成员包括农会会员、选任人员及聘任人员3种。农会会员分为正会员及赞助会员，会员每户以一人为限；选任人员有农事小组长、农事副小组长、会员代表及理事9人、监事3人，皆由选举产生；聘任人员指的是执行业务的一般工作人员，总干事由理事会遴选聘任，其他职员由总干事从农会统一考试合格人员中聘任。

      在农会内部运作结构中，会员按小组选举产生农事小组长、副组长及会员代表（每50人选1名），会员代表大会选举理监事，理事会再以记名投票方式聘任总干事，形成农会“间接民主”式的倒金字塔型权力网络结构（见下图7）。^[14]

注释：

^[1]蔡宏进：《台湾农业与农村生活的变迁》，台湾（台北）：农训协会1997年版，第187页。

^[2]丁文郁、胡忠一：《台湾农会史上册》，台湾（台北）：农训协会2012年版，第14-16页。

^[3]刘清榕：《台湾农会选举之研究》，台湾（南投）：“省政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1992年版，第1页。

^[4]王承彬：《土地改革与农会改进》，台湾（台北）：中国农民服务社1955年版，第21页。

^[5]陈珏燕：《农会与政治-以台中县海线二乡镇农会为例》，台湾东海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第27页。

^[6]丁文郁、胡忠一：《台湾农会史上册》，台湾（台北）：农训协会2012年版，第23-25页。

^[7]庄姿铃：《农会制度与决策过程之研究-以中部地区四乡镇农会为例》，台湾东海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第21页。

^[8]丁文郁、胡忠一：《台湾农会史上册》，台湾（台北）：农训协会2012年版，第28页。

^[9]刘华宗：《台湾农会自主性角色之变迁》，载《通识教育与跨域研究》2012年2月第13期，第27-50页。

^[10]“农会法”第6条：农会分为三级：乡（镇/市/区）农会、县/市农会及“直辖市”农会、全台农会。全台农会未设立前，县/市农会的上级农会为省农会。

^[11]有学者认为，台湾农会实行“议行分立”原则，即议事机构为权力部门，主要有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执行机构即农会的管理和业务部门，总干事为行政主管，业务部门一般设有会务股、会计股、信用部、供销部、保险部、推广部等。参见于建嵘：《农会组织与建设新农村-基于台湾经验的政策建议》，载《中国农村观察》2006年第2期，第71-80页。

^[12]江富贵：《农会总干事产生方式及理监事会员直选之研究：桃园县乡镇市为例》，台湾铭传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第37页。

^[13]郭玲萍：《农会选举制度改变对农会选举之影响-以宜兰县五结乡农会为例》，台湾佛光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第7页。

^[14]郭玲萍：《农会选举制度改变对农会选举之影响-以宜兰县五结乡农会为例》，台湾佛光大学硕士论文 2014年，第7页。

       （尹茂祥：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