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系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从社会学和政治学意义上看，派系可理解为一群彼此紧密相连的、有依赖性的行动者构成的群体。有学者称之为“领袖及其随从者的结合”，组织基础则是“恩庇侍从关系(patron-client-relationship)”。台湾赵永茂教授认为，派系是地方政治人物以地缘、血缘、宗族或社会关系为基础，无正式组织且短暂结合的一群人，所依赖的是个人关系的领导模式，采取的是半公开的活动方式。
关于台湾地方派系的形成，一般有四种看法。一是认为地方派系是传统人际关系网络受到战后自治选举激化所衍生的现象。光复后地方政府陷于权力分配与争夺，地方领袖与候选人在选举中成群结派，导致派系的生成与对立。赵永茂教授认为，台湾地方派系的形成事实上是一种分歧社会的延伸。传统的台湾社会是一个以家庭主义、宗族主义为主的农庄经济社会，有非常深刻的社会部落情结，，传统的因子造成了现今乡镇及县市地方派系的形成。二是来源于日据时期的分裂政策。台湾著名历史学者吴文星认为战后初期地方派系的滥觞，与日据时期总督府的基层用人政策有密切关系。总督府以参事、区街庄长、保正、甲长的职位，作为笼络利用各地富豪与望族的工具，其后代之以府评议会员、各级协议会员、街庄长等职位，一人一家久任不替的结果，造成地方政治参与的垄断和地方派系的形成。三是与国民党政权的统治方式有密切关系。传统地方精英在经过“二二八事件”后出现断层，国民党作为外来政权，必须透过选举式的侍从主义，培植新的地方政治势力并与其联盟，以维持其统治。四是认为地方派系形成复杂，非单一因素可以涵盖。从历史社会结构的角度看，地方派系不仅是传统社会关系的自然延伸或威权政权的操弄及政治制度设计，而是地方既存的社会分歧，历经日据殖民统治、政权转移，战后土地改革与地方自治推行，逐渐形成。
一、历史演变
早在日本殖民统治的1920年代，岛内地方派系就已经透过基层选举来争取地方的参事、区街庄长、保正、甲长、府评议会员、各级协议会员等政治职务。1945抗战胜利，国民政府从日本手中接收台湾，因风俗差异和接收官员的官僚习气，时常与岛内民众发生冲突，引发了“二二八”事件。台湾本土精英大量归隐，不再过问政治。国民政府为强化统治正当性，刻意扶植一群地方领袖，鼓励参选，给予政府职位作为酬庸。这一群意见领袖也就是地方派系最早的领导者。1950年代台湾开放基层选举，国民党中央缺少与台湾基层民众的血缘、婚姻、地缘等传统社会关系，担心选举时无法有效动员选民，于是就选择和地方派系结盟：国民党提供派系领袖通过选举当选公职及掌握资源分配的机会，地方派系则藉由其选举动员能力维持国民党继续支配地方政治的权威。1960年代国民党在各地所拔擢的地方人物，透过社会人际网络掌握不少基层民众的投票取向，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基层实力。与此同时，地方派系对“中央”的要求日益升高，从最初的地方性政治职位，升级至实质的经济利益（如省议员对省属行库的借贷特权）。为防止地方派系串联结盟，国民党一方面通过授予垄断性的区域经济利益（如农会、渔会、客运公司营运权等），换取地方派系的持续效忠。另一方面地方派系一分为二管理，即地方政府若由某一派系掌握，农渔会就交由另一派管理，形成“镇长派”与“农会派”之间既合作又竞争的微妙关系。这个政治结盟策略固然成功维系了国民党在台湾半个世纪的执政地位，但是地方派系结合黑道势力过度膨胀，引发社会舆论要求改革选举制度来削弱地方派系的高度共识。地方派系形成的因素固然与国民党威权统治之时代背景有关，但地方派系的发展及壮大，则藉由一次又一次的选举，结合执政党追求胜选的政治需求，逐步扩展影响力。
1970年后蒋经国已经意识到地方派系尾大不掉的危险，国民党也刻意避开派系轮流执政的提名逻辑，改以空降青年党工、学者参选县市长，通过党机器动员辅选代替派系动员，抑制地方派系发展。蒋经国逝世后，虽然继任的李登辉为稳固自己在国民党内的权力地位，与地方派系勾连不断，但总体看解严后的十多年间，随着威权体制的解构与民主转型，地方派系与国民党的互动以及地方派系本身的体质与运作方式，都发生了结构性转变，跨县市的派系联盟开始出现，全台性的政商集团逐渐形成。黑道势力与部分地方派系逐渐结合，派系的动员能力开始松动。国民党与地方派系之间的结盟关系形态，也由原来垂直式的恩庇侍从关系，逐渐转变为“疑似水平二元结盟关系”。1990年代后，派系势力与“立委”结合使得“金权政治”现象愈发严重，国民党开始在“中央”层级大幅减少对派系人物的提名，并着手查缉县市贿选案。不过，面对在野党的选举竞争压力，国民党在县市和乡镇层级仍不得不与地方势力结盟。时任党主席的李登辉授意省主席宋楚瑜采取“基层结盟”模式，跳过黑金形象的县市级派系网络，直接用更优渥的条件与乡镇派系结盟。在1995年的省长选举和1996年的第一次“总统”直选中，宋楚瑜对于各县市及乡镇基层建设不仅有求必应，甚至还加倍给予。各县市议会议长和乡镇长几乎都成了宋楚瑜的“大桩脚”，他们不仅可以左右地方政策，还与黑道结合，使得该时期基层社会的“黑金政治”尤为盛行。
2000年台湾首次政党轮替，民进党陈水扁上台，地方派系所依附的昔日“恩主”国民党失去了行政资源，双方关系开始发生微妙变化，“派系与政权的关系，似有从一党到二党化，甚至三党化的倾向”。这种由政党轮替导致的恩主转换现象，导致地方派系亦出现转换、分化。如在嘉义县，本来一直存在着倾蓝的黄、林、曾三大派系。在民进党执政后不断“招降纳叛”的策动下，林派掌门人陈明文、曾派掌门人曾振农的妻子张花冠先后都加入了民进党。总体看，21世纪以来，尽管派系的选票动员能力下降，影响力逐渐式微，但地方派系的基层社会关系网络并没有消失，甚至还出现有机会就向当权派靠拢的“西瓜效应”。不过，不管是传统的一党化还是现在的多元化，地方派系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和攫取派系利益，尤其是现代的结盟关系更倾向经济利益取向，“与政治的结合便是将选票或其他支持转变成回馈的筹码”。在都市化程度较低的县市乡镇，如云林、嘉义及台中等地，地方派系仍以新的面貌影响选举的结果。2018年底的“九合一选举”在，国民党之所以大获全胜，除了韩国瑜效应的影响外，国民党所提名候选人的派系背景是主要原因。台中红黑两派合作支持的卢秀燕、苗栗黄派的徐耀昌、新竹县邱镜淳力挺的杨文科、彰化王金平协助摆平各派系推出的王惠美、“云林王”张荣味的妹妹张丽善、嘉义市黄家掌门人黄敏惠、台东饶家的饶庆铃、“花莲王”傅昆萁的妻子徐榛蔚等，都获得了地方的多数选票，证明地方派系在选举期间所展现的动员实力仍相当惊人。
二、影响分析
1.与政党关系：从“恩庇侍从”到结盟互惠。“恩庇侍从”关系也称“依侍主义”（clientlism），指两个角色间的交换关系，其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者（恩主）以其影响力及资源提供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者（侍从）保护和利益，侍从则以普遍的支持、协助及个人服务来回报恩主。“恩庇侍从”关系被很多学者用来解释台湾地方派系与政党的关系，尤其是早期地方派系与国民党威权政权的关系，即执政者给予地方政客政治及经济资源，换取他们对威权统治的臣服。统治者有时是利用地方单一派系，建立“礼物-服务”的侍从关系，有时则刻意塑造新的派系，以分赃方式加以控制，进而间接控制民众。在派系发展的鼎盛时期，台湾几乎每个县市都存在派系，中南部非都会区更是山头林立。当时国民党以各种经济特权笼络地方派系，地方派系回报国民党的，则是凭借社会网络进行选举动员。不过，随着台湾威权体制的解构、政治民主化的发展与经济社会结构的改变，地方派系与国民党的互动以及地方派系本身的体质与运作方式，都产生了若干结构性的变化。地方派系与国民党关系大幅下滑，民进党蔡英文则趁机拉拢、收编地方派系。2016年民进党再次执政后，很多地方派系不仅由原来的依附政党转变为各自结盟、自主互惠，很多甚至已经实质转向绿营。国民党传统上掌控多数派系的优势地位不断被打破，国、民两党围绕地方派系的争夺一直不断并持续至今。
2.介入政治运作：贿选与黑金。台湾实施地方自治60余年来，地方派系也随之形成至今。派系对地方政治生态的影响，各有褒贬：有人认为派系活动促进政治参与，有助地方自治的成长；也有人认为派系操控地方政治，成为民主政治发展的绊脚石。但无论如何，地方派系作为一种“非正式政治力量”（informal politics），长期以来通过选举等手段支配、干预政治权力与行政运作，以影响并获得地方上垄断性政经资源，则是个不争的事实。地方派系一方面动员民众积极参与政治，熟悉民主的特征，一方面不惜使用黑金手段，建立起派系内复杂的侍从网络关系，在地方从事炒作土地、非法吸金、垄断经济等行为，逐步演变为各种跨县市的政商集团，“出现派系财团化或地方财团派系化”的现象。
三、未来发展
当前，随着台湾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新生代中独立、自主选民增加，地方派系原有的严密、稳定与凝结的动员基础大为松动，原有强有力的组织动员能力大为衰退，甚至有学者认为地方派系已经走上萎缩甚至瓦解之路。然而，地方派系虽然不像从前一般可以掌握地方政经权力，但在地方尤其是乡村和边陲地区仍有较大的政治动员力和影响力。总体看，台湾地方派系正在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表现在由原来的情感性结合逐渐转变为功利性结合，由原来的社会性、文化性结合逐渐转变为新政经结合，由原来的封闭式寡头权威领导逐渐转变为开放多元领导，由原来的侍从依附逐渐转变为结盟互惠甚至自主发展。可以看到，岛内已有不少地方派系和政治家族进行一定程度的转变和创新。如大力运营新媒体，展示阳光、健康形象，吸引青年支持；结合地方宗教势力，与不同党派和势力结盟；推出二代甚至三代参选，延续家族影响力。事实上，“母女档”“父子档”“夫妻档”等等已经成为台湾“家族政治”新注脚。如高雄议员陆淑美与女儿黄韵涵、高雄“立委”黄昭顺与女儿陈菁徽都是出名的“母女档”；蓝营的郭素春与洪孟楷，绿营的薛凌与何志伟则是“母子档”；民进党的“顾立雄+王美花”组合、国民党的“傅崐萁+徐榛蔚”组合则是“夫妻档”；蒋家后代“蒋孝严+蒋万安”、高雄的“陈哲男+陈其迈”为“父子档”；绿营的“苏贞昌+苏巧慧”、民众党的“林国成+林珍羽”为“父女档”；彰化县的谢衣凤与谢典林则是“姐弟档”，二人出身彰化谢家，家族三代从政形成该县的“政治王朝”。
（尹茂祥，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