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九合一”选举中，韩国瑜等政治人物以“政治网红”姿态，给岛内政坛注入一股强劲新鲜动能。“网红政治”已然成为塑造台湾政治生态与景观的关键因素，其兴起原因、具体表现及其政治影响值得我们关注。
一、岛内“政治网红”现象热点不断
近年来，在“九合一”、“二合一”等大型选举推波助澜的刺激之下，柯文哲、韩国瑜等“非典型”政治人物逐步将“网红政治”推向台湾政治舞台中心。日前，“北柯南韩”现象的持续发酵，其他“政治网红”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陆续成为台湾政情、舆情热点。
（一）韩国瑜独领风骚。在2018年“九合一”选举中，承诺只用“一瓶矿泉水、一碗卤肉饭”打一场干净选战的国民党前“立委”韩国瑜，空降民进党连续执政逾20年的高雄，竞选市长一职。在民进党执政不佳的大背景之下，韩国瑜“接地气、重民生、讲真话”，呼应庶民政治潮流，利用网络推出生动内容检讨民进党施政，其在线直播观看人数动辄上万起跳，他也因此成为岛内政坛网络声量第一的“大咖”。选战后期，韩国瑜又在Youtube等网络平台引爆高雄青年“北漂”议题，触动青年选民及其家长内心真实情愫，使得其支持群体年龄层次更加丰富立体。对此，有学者分析指出，“韩国瑜的网红模式是网络声量起家，传统媒体跟风报导，再借着实体造势活动，阶段性‘变现’实体群众，重复转换到网络声量、媒体曝光，持续循环。进入选战倒数之际，实现‘得票转化’、空军转陆军、将支持率变为选票”。而从选举结果来看，韩国瑜确实成功将虚拟网络中的政治声量“变现”为真实选票，大胜对手陈其迈15万票，翻转民进党铁票区“三山”（凤山、冈山、旗山），并在“绿得流汁”的美浓地区拿到61%的选票。需要指出的是，“韩流”旋风也让蓝营整体士气高涨，其外溢效应蔓延至云林、彰化等县市，帮助国民党一举扭转政治颓势并最终翻盘胜选。而韩国瑜当选高雄市长后，“韩流”威力未减，其一举一动依然牵动广大网民目光。
（二）“第三势力”各显神通。自2013年起，柯文哲、黄国 昌等“第三势力”即开始利用社交媒体制造“网红政治”风潮。在2014年台北市长选战中，柯文哲麾下的策略分析小组，曾逐一分析1400万Facebook用户每天按下的6亿个赞，跟踪台湾最常用的BBS论坛——PTT中青年群体关注的议题，搜集Youtube、Twitter等网络平台信息，找出并主动迎合青年选民喜闻乐见的热门话题，让柯赢得中青年世代普遍好感。在2018年的选战中，柯政治新鲜感流失，并遭遇蓝绿两党围堵绞杀，但他在YouTube上公布的“一日幕僚”影片，上线 3 日就累积了逾越300万次点阅率，显示出旺盛网络声势，最终，柯文哲以3千余票微弱优势惊险取胜，网络助选依旧发挥了决定性作用。除柯文哲外，“时代力量”等小党亦擅长网络营销。“时代力量”党“立委”洪慈庸在“洪仲丘事件”后，以受害者家属形象登上岛内政坛，累积众多“粉丝”。而洪在选举中，以“人气变选票”方式扳倒寻求连任的资深国民党“立委”。在去年“大选”中，“社民党”出身的苗博雅也遵循类似路径成为“政治网红”。她在“废死”、“同性婚姻合法”等议题上拥有极高网络声量，首次参选就以12.48%的得票率当选台北市议员。此外，网红“呱吉”（本名：邱威杰）第一次参选也成功当选台北市议员；在屏东第一高票当选县议员的蒋月惠也因网络直播街头问政、小提琴表演以及“咬警事件”，获得全台关注度。
（三）民进党东施效颦。“北柯南韩”现象不断升温，向来自诩进步、懂民心、年轻支持者众多的民进党感受到强烈危机感，视“网红政治”为救命稻草，蔡英文、苏贞昌等绿营要角纷纷跟进鼓噪“网红风”。元旦以来，蔡英文不断提高Facebook贴文数，积极经营Line、Instagram等社交平台，还宣称要通过直播，“让人民知道政府做了什么”，在Facebook上密集推出“小英去哪里”影片，与幕僚“突袭”商区店家并介绍经济政策，企图以“网红政治”手段重获民众的信任。新任“行政院长”苏贞昌也要求各部门负责人在政策宣导上“更明快，要跟上网络操作的节奏”。Facebook粉丝人数超过60万人的“交通部长”林佳龙频频通过脸书倡导连续假期省道夜间免收通行费、邮差年前加班等话题；“劳动部长”许铭春在召开内部会议时开直播高歌“甲你揽牢牢”（闽南语，意思为“将你抱紧紧”），表示要永远与劳工站一起；“国防部”也计划在3月与台湾网红“理科太太”合作推广台军野战便当。尽管蔡当局卖力复制韩国瑜等“网红”政治营销模式，但台湾民众已经通过选票明确传递出不满两岸僵持、经济停滞、分配不均等现状的信号。蔡当局对此置若罔闻，不用实际行动改写苍白的执政成绩，却幻想当“网红”来讨民众欢心，显然是在上演一场看似华丽却空洞无物的“政治烟火秀”。
二、“网红政治”兴起的原因
“网红政治”是一种世界级的现象。在过去几年时间里，美国总统特朗普、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等人，凭借鲜明人格特质及戏剧张力十足的政治形象，先在网络空间制造极高政治行情后，再通过既有选举制度将自己推上政治神坛。相较主流政治精英，他们拥有一些特殊优势。其一，强大的应对争议的免疫能力。一般政治人物失言或失态后，需耗费大量政经资源进行“危机公关”，但“政治网红”陷入舆论风波后，其支持者往往利用新媒体无远弗届的特点，在全球范围内自发串联维护其品牌形象，以“率真”、“洒脱”等理由帮助候选人建立“防御系统”。其二，超越传统媒体的宣传能力。“政治网红”竞选团队多以大数据分析为基础把握社会脉动，并善用统计社交媒体使用者偏好的演算机制，在预算较少的情况下向广大网民精准投放个性化选举广告，营造横跨地域限制的知名度与话题性。此外，他们还可通过主动制造凝聚支持者共识，且挑战所谓“政治正确”禁忌的议题，牵着媒体的鼻子走，让竞争对手曝光度黯然失色。其三，突破同温层的渗透能力。相较竞争对手，“网红化”的政治人物具有强大社会渗透力，可接触到那些在日常生活中不去主动接触政治乃至不观看政治新闻，但却热衷追捧网络热点事件或人物的“低头族”，为拓展新票源奠定基础。
“政治网红”之所以能在全球范围内异军突起，一是各国民众相对剥夺感加剧。伴随“全球化”历史进程，跨国商业组织与资本在世界各地流动，捞取丰沛财富，使得财富过于集中、缺乏合理分配等问题日益凸显，对现状感到不满的民众数量飙升。二是庶民政治兴起。“政治网红”风潮直接体现的是选民对主流政治的逆反，他们对已有建制政治、精英统治“冷感”，潜意识里偏好新的政治选项。而“政治网红”的施政主张，大多直视普通民众长期关注却一直被轻忽的现实问题。三是政治消费文化变迁。媒体技术日新月异，深刻影响且重塑广大民众消费政治产品的方式。那些熟谙与新媒体使用者沟通技巧的政客，流畅运用Instagram、Youtube等平台，主动投放内嵌网民喜闻乐见的内容信息的政治营销产品，吸引民众自发关注以及自主转播。而这些“政治网红”也借势将自身生成、演进为“自媒体”，强力凝聚应新媒体而起的选民群体。
在全球化浪潮的洗礼下，台湾地区同样具备孕育“政治网红”的深厚土壤与“市场环境”。其一，民众变革意愿飙升。民进党执政后，“一例一休”、“年金改革”等施政措施激化社会矛盾，直接损害劳工、中小企业以及中产阶层利益。“拼经济”成为岛内社会主流民意，民众求新求变意识得到充分激发。其二，既有政治力量让选民普遍失望。台湾地区政党政争异常激烈，民众厌恶蓝、绿恶斗。国民党、民进党两大政党未能充分把握、承接岛内社会脉动，“非典型”政治人物成为民意集体表达的突破口。其三，岛内网络普及与新媒体应用程度较高。台湾网民常年维持在75%-80%左右。台“资策会创新应用服务研究所”公布资料指出，台湾每人平均拥有4个社交媒体账号，有Facebook账号者为90.9%、有Line账号者为87.1%。Facebook公司2017年官方营运数据则显示，岛内2300万人口中，每月活跃用户约1900万，渗透率达82.6%，位居全球第一。
三、几点观察
“网红政治”现象成为岛内政坛显学，政治人物“网红化”的趋势，有其难以突破的瓶颈与障碍，并不能担负台湾“民主深化”的重任。
（一）“政治网红”易沦为“快速消耗品”。“政治网红”多为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产物。他们累积政治资本的途径、方式虽与传统政治人物有别，上但在台湾整体政治生态无法得到改善的情况下，当他们进入已有政治体系后，倘若不具备良好的施政、参政或议政能力，很容易被既有政治文化裹挟，其行为模式只会趋同传统政客，落入与利益集团合作甚至合流的窠臼。这些“政治网红”失去“非典型”特性后，也就难以在下一次选举中复制以往成功的经验。
（二）网络支持群体流动不居。在互联网世界里，新奇、有趣乃至激化的语言，更加能够获得民众关注。但是，与政治人物相关的议题能够创造的网络流量具有一定限度——网民在有限时间内不能无限接收信息量。在时间、精力、接受力有限的情况下，广大网民没有唯一的追随者或支持者，缺乏相对稳定的政治认同。“哪边吸睛、哪边有趣、哪边比较潮，网民就会被吸引过去”，“当更新鲜、更香的花朵出现，这群蜜蜂又会转向。”
（三）加速岛内政治“浅碟化”进程。“网红政治”成功催生出一批擅长塑造“有趣”、“搞笑”人设的政客，使得民众的注意力偏离对重要的政策问题的理性思考。部分“政治网红”吸引选民的主要“武器”不是深刻政见，而是个人炮制的充满娱乐性质的议题。正如岛内媒体评论指出的那样，“网络特质就是情绪、非理性的，网络上所串联的意见，大多是浅薄的，让公共政策无法被好好讨论”。岛内政党、政客竭力迎合“网红政治市场”消费逻辑，竞相扮演“网红”，认为只要在新媒体上“卖萌”、“扮傻”就能博得选票的做法，无助台湾“民主深化”进程，只会加剧其政治“浅碟化”困境。
《台湾周刊》201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