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民族论”是较早出现的“台独”理论之一。其主要内容是：台湾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变化，已经形成一个不同于中华民族的新的“台湾民族”，“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台湾文化不属于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是多元文化构成的”等。这些论调是早期“台独”活动的“精神支柱”，后经过不断修补，贯穿“台独”分裂主义几十年的发展。透视“台湾民族论”的论述体系及其演变轨迹，可以发现该论调充斥着虚伪与荒谬，完全是“台独”分子分裂国家、谋取权力的道具。
“台湾民族论”的论述体系
20世纪50年代前后，“台湾民族论”在廖文毅、王育德等“台独”分子的鼓吹下出现，后经以史明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台独派”修正，以及彭明敏、许信良等人的再加工，形成了一套具有蛊惑性且贴近“台独”实践的论述体系。
（一）廖文毅的“台湾民族混血论”
廖是出身云林望族的留美博士，曾在日本投降后叫嚣倡导“联省自治”，后在补选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竞选“制宪国大代表”时均落败，遂萌生“台湾民族主义”的邪念。廖于1949年底偷渡日本，在日本军国主义残余的羽翼下从事“台独”分裂活动。廖文毅主要从“血统论”来论证所谓的“台湾民族”，宣扬台湾人并非中国血统，而是在几百年特殊的历史经历中，同印尼人、马来人、荷兰人、日本人、高山族人混血杂交后形成的独特血统和种族。其著作《台湾民本主义》罔顾史实，鼓吹“先天的我们（台湾人）继承印尼、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福建、广东以及日本人的血统，换句话说，融合原住民、汉、日、拉丁、条顿诸民族的血统”，①现在的台湾人是“东方与西方的诸人种与台湾原住民融合而成的混合民族”。廖的“台湾民族论”是早期“台湾独立建国运动”的理论依据，但由于在海外推动、缺少岛内力量配合，再加上其主张过于简单粗糙，久而久之力道渐失。
（二）王育德的“台湾民族同化论”
王出身台南世家，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回台任教，1949年经香港偷渡日本，从事“台独”分裂活动；其“皇民化”思想比廖文毅更有过之，是“台独”中的“精日派”。王育德将“台湾民族论”做了某种程度的精密化处理，其主张包括：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并不存在民族（Nation），中国民族意识起源于太平天国，在中国共产党打倒封建专制统治、排除外国势力后才形成统一的近代民族——“中华民族”；1885年台湾脱离清国统治而由日本支配，日本人大刀阔斧“对台湾的社会结构乃至意识形态加以改造”，使台湾很快近代化，“台湾民族至此大致成立”，而“实质的成立是二·二八以后的事”；“完全的成立”则必须“建立民族国家”，通过“国家”的容器，精炼民族这个“内容物”，才能收到卓效。 ①值得注意的是，王育德对日本殖民统治大肆吹捧，认为“台湾人受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很多，因而在不知不觉间形成日本人的要素。”②台湾社会正是为日本文化所“同化”，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台湾文化”，塑造了“台湾民族”。
（三）史明的“台湾民族超越论”
被捧为“台独理论大师”的史明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曾到大陆参加抗日，但由于对中国革命偏见颇深，逐渐走上了“台独”之路；同廖、王经历近似，史也于1952年偷渡日本，企图借助日本反华势力的支持，鼓吹“台独”。与廖、王不同的是，史明不再以“血缘”来论证“台湾民族”的独特性，而是强调构成民族的其他要项。他承认“台湾人因与中国人具有同样的血缘关系与文化特质，所以均属于同一种族的汉族。”同时又称，“经过了三百余年殖民地性质的社会发展与反殖民斗争的结果，到了日据时代，台湾社会与台湾人大体上已经超越（克服、扬弃）了这些跟中国相同的血缘、文化关系，并在与中国不同范畴的社会基础上，发展为一个单独、唯一的台湾民族。”③为否定中国将台湾纳入政治版图的历史事实，史明还编造出“中国人入侵台湾”的论调，把郑氏、清朝、国民党说成与荷兰、日本一样，都是“外来的殖民统治”。尤其强调“台湾、台湾人在过去的历史上，是一直以反中国、中国人为历史发展的主要契机”，“台湾民族无非是想要脱离中国的支配而发展下来的一个‘历史产物’”，④对岛内外“台独”分子具有很强的煽动力。史明的这些谬论都集中在其《台湾人四百年史》中，该书也被“台独”分子捧为“理论经典”。
“台湾民族论”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又产生了几个变种，影响较大的有：其一，上世纪70、80年代彭明敏鼓吹的“台湾命运共同体论”。主张“国家的概念，不应该建立在共同源种、文化、宗教和语言的基础上，而应建立在共同的命运和利益上”；台湾人是“具有独特意义的华人”，具有“认同台湾，归属台湾”的“共同命运感”，这种“共同命运的意识才是构成民族国家的基础”。⑤凡是认同台湾，热爱台湾，将台湾看作家乡，愿意和台湾共同命运的人，无论是第几梯次迁徙至台，都是台湾人。李登辉任内鼓吹“凝聚以台湾为主体的生命共同体”，正是沿袭了彭明敏的说辞。
其二，20世纪90年代许信良提出的“台湾新兴民族论”。认为“在世界历史上，有些原本处于落后或边缘地位的民族，忽然跃升到先进或中心地位。这样的民族，叫新兴民族……就像13世纪威震世界的蒙古人，17世纪入主中国的满洲人，16世纪和17世纪之间的海上霸主荷兰人，以及21世纪当红的美国人和日本人，台湾人民正是在崛起的21世纪世界的新兴民族。”⑥进而强调“台湾民族”崛起的关键，不在于台湾人的认同能否得到内部巩固的主观共识，而在台湾人的能力能否得到外部发展的客观空间。
其三，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的“台湾海洋文化论”。编造“台湾文化属于海洋文化，中国文化属于大陆文化……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有如日本和唐朝的关系，新加坡和中国文化的关系，都是渡海文化。”①1996年彭明敏代表民进党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时，就打出“海洋国家，鲸神文明”的旗号。之后的陈水扁、吕秀莲更是“海洋立国”论的积极鼓吹者：吕称台湾是一个典型的“海洋国家”，不是从属中国大陆的边陲小岛，要打破陆权心态，搞“海洋立国”；甚至抛出“台湾最早住民是矮黑人”，“原住民源自南岛语系”等谬论。陈更罔顾史实称，台湾与英国一样同为“海洋国家”，台湾应成为“南岛语系”的中心；陈水扁执政时期还曾多次举办“南岛民族论坛”，加紧“去中国化”步伐。“台湾海洋文化论”已然成为“台独”势力推行“文化台独”的理论工具。
“台湾民族论”的演变轨迹
一直以来，“台湾民族论”被岛内外“台独”势力奉为圭臬，除了其本身容易与“民族自决论”产生错位认知之外，还在于该论调的不断修补与演变。主要表现为：
在本体论上，从“血统论”扩展为“地缘历史论”。廖文毅的“台湾民族混血论”偏重种族与血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早期“台独”分子多在日本活动，为得到日本右翼支持，向其灌输“台湾人不是中国人”最简单的方法便是在血统上大做文章。但从“血统论”来论证所谓的“台湾民族”，既有天然缺陷又不合时宜。一方面，台湾人与大陆人无论是血缘还是文化习俗都没有本质区别，且刚刚经过殖民统治的台湾人民对大陆怀有深厚情感，中华民族意识并未改变，强调种族、血统的差异显然不具真正的说服力；另一方面，纳粹德国、日本均以“种族优越论”来论证侵略的“合法性”，经过二战的洗礼，“血统论”、“种族论”已被世人贴上邪恶的标签，以此为支撑的“台湾民族”并不易被接受。而史明则通过地缘、历史论证为“台湾民族论”增添了新卖点，他试图编造一种“以台湾为中心的历史观”，强调在台湾特有的地缘环境中，经过几百年历史的吸收、同化、融合和反殖民斗争，形成了在生活情感、思想方法、社会观念上与中国截然不同的“台湾人意识”。史明从地缘、历史建构层面修补所谓的“台湾民族论”，为日后该论调的发展演变搭建了新架构。
在认识论上，将二战后来台的大陆移民纳入“台湾民族”范畴。早期的“台湾民族论”者，无论是廖文毅、王育德还是史明，都将战后来台的大陆籍人士排除在“台湾民族”之外。这既包含着煽动多数民众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目的，又深具“福佬沙文主义”色彩，“暗藏着把省籍矛盾、地方性（地方主义）层次的摩擦无限上纲为民族、种族矛盾”。②直到20世纪70年代，所谓“台湾民族”的包容性才有所扩展，即“认同台湾的人就是台湾人”。一方面是因为当年跟随国民党当局退踞台湾的“外省人”有200万人之多，经过二三十年的繁衍、融合，他们逐渐在台湾扎根，使岛内的社会结构、人口结构均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一个地缘、历史建构的“台湾民族”，再将“外省人”排斥在外，难免会使“台湾民族论”陷入画地为牢的窘境。另一方面是因为大陆籍人士开始参与“台独”，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后，大陆籍的郑南榕公开鼓吹“台独”，在岛内产生恶劣影响，“认同台湾的外省人”若再不被纳入“台湾民族”范畴，已无法自圆其说。正如彭明敏鼓吹的“台湾命运共同体论”，已经超出了“台湾本土意识”范围，是对“独立建国”诉求的新粉饰。
在方法论上，由注重内部塑造转向追求外部承认。早期的“台湾民族论”虽有争取国际支持的诉求，但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塑造一种独立于大陆的“台湾人意识”，使台湾人认同“台湾民族”这一新的“想象的共同体”。因此，“混血论”、“同化论”、“超越论”乃至后来的“命运共同体论”，都着重于论述“台湾民族”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如何界定“台湾人”，从而在岛内社会植入并扩大对“台湾民族”的想象和认同。随着国民党当局实行“戒严”体制制造两岸对立，造成部分台湾人对祖国大陆的疏离甚至敌视，海峡两岸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也不断拉大，“台湾人意识”开始在岛内滋长。后来，李登辉更是公然推行“台独”分裂路线，导致台湾人认同逐年上升、中国人认同日渐下降，再加上“台独”势力的煽动，“台湾民族论”的岛内市场不断扩大。但是，如何使国际社会承认“台湾民族”的独立性，支持“台独”及其拓展国际空间，依然是其无法破解的难题。为因应这种需要，“台湾民族论”的演变动能开始由注重内部塑造转向追求外部承认，“台湾新兴民族论”、“台湾海洋文化论”等变种一度甚嚣尘上，成为“台独”势力进一步“去中国化”、争取国际承认、谋求“台湾独立”的理论支撑。
结语
总的来看，“台湾民族论”是以歪曲台湾历史事实、重构台湾人认同为手段，以谋求“台独”、分裂国家为目的的一套话语论述。该论调片面夸大台湾地缘、历史和文化的特殊性，将“民族”与“国家”、“社会”、“阶级”等概念混为一谈，把阶级压迫等同于民族压迫，把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敌我矛盾，进而虚构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此历史虚无主义论调与“台独”实践相结合，不仅造成了台湾社会内部的对立与撕裂，还扩大了两岸之间的对抗与疏离。随着“台独”势力进入体制内，一些姿态百变、本质不变的“台湾民族”新论述不断涌现，为“台独”分子利用公权力谋求“台独”、分裂国家提供理论“导航”。
蔡英文上台后，虽未公开叫嚣“台湾民族”，却“只做不说”地形塑岛内社会对“台湾民族”的认同。她曾强调：“荷兰及郑成功政权对平埔族群的屠杀和经济剥削，清朝时代重大的流血冲突及镇压，日本统治时期全面而深入的理番政策，一直到战后中华民国政府施行的山地平地化政策。四百年来，每一个曾经来到台湾的政权，透过武力征伐、土地掠夺，强烈侵害了原（下接13页）（上转10页）住民族既有的权利。”①此言论某种程度上与“台湾民族论”的观点暗自契合。同时，蔡更是大力推行“去中国化”的文化政策，在文化脉络上极力摆脱中华文化圈影响，向所谓的“南岛语族”、“南岛文化太平洋联盟”靠拢，①目的在于改变岛内民众对“台湾是以中华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的认知，使“台湾为主体的多元文化”观念逐渐扎根，暴露了其“民族分裂主义者”的政治底色。
因此，透视“台湾民族论”的论述体系及其演变轨迹，揭露其本质上的虚伪与荒谬，依然是同“台独”分裂主义做斗争的一个重要场域，对推动两岸关系正本清源、融合发展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
《台湾周刊》2019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