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一词来源于拉丁语中的Populus (群众)，又被译作“群众主义”、“平民主义”。民粹主义现象最早出现于19世纪下半叶,此后逐渐成为进入主流政治的一种政治现象。由于民粹主义的模糊性和复杂化，学术界对其定义并不统一，一般分为欧美语境下的populism或俄罗斯语境下的narodnichestvo。19世纪的美国民粹党、俄国民粹派，20世纪中期拉丁美洲的庇隆和阿连德等人领导的民族复兴运动、法国的布热德分子，以及委内瑞拉总统査韦斯、玻利维亚总统埃沃·莫拉莱斯、法国女政治家马琳·勒庞、荷兰政治家基尔特·威尔德斯等，这些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政治环境和主张的运动或人物都具有民粹主义特征。多数学者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政治哲学，在概念上泛指一种反精英、反建制的社会文化思潮。
台湾地区的民粹主义则是伴随台湾政治转型而逐渐凸显出的一种政治现象，既有民粹主义一般特征，又有台湾地区自身特点。20世纪90年代初两岸学者开始关注，先后提出“民粹式政治”、“民粹式民主”、“民粹威权主义”、“民粹金权主义”等概念，用以指涉台湾民粹主义在民主转型中的不同面向。近年来随着全球性民粹主义的发展，学者更多关注台湾民粹政治与社会运动发展等议题。总体看，海内外关于台湾地区民粹主义的研究，集中在民粹主义的界定、发展演变、与民主化和本土化的关系、民粹政治的特点与走向等方面。
一、台湾民粹主义的概念界定
台湾民粹主义与岛内政治发展和社会重点议题有密切关联性。因此，对台湾地区民粹主义的概念界定，学界经历了一个逐渐演变的
过程。
关于民粹主义的内涵。在台湾政治发展中，民粹主义最早被用来形容当时无党籍政治人物的政治策略。黄纪在1980年的《联合报》上发文：“在野的秀异分子在寻求支持、扩大基础的过程中,往往与新近动员的团体结合,走民粹主义的道路。他们一般都认为‘朴实的农民’与‘勤苦的劳工’具有净化社会的素质,劳苦的群众才是对社会贡献最大的人”。① 这里的民粹主义较为中性，接近卡农范所说的农民民粹主义下的“知识分子的农村社会主义”。自李登辉上台、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粹主义的内涵在台湾开始发生全面转变，更多被视为一种民主乱象。黄光国认为,台湾民粹主义的实质是“以民主之名、行多数暴力之实”② 。江宜桦称：“动辄以民意为名,依恃选票的力量,试图超越宪政体制的规范,做出种种不合法的事情。”③ 彭怀恩将政治精英借用民主名义扩张自己权力的运作称为民粹主义。①林毓生认为,民粹主义的基本运作方式是政治化约主义—把复杂的、奠基于宪政民主自由的民主化约为无须民主基本条件支撑的选举。赢得了选举的人也就变成“人民意志”的代言人与执行者了。②
黄文治指出台湾的民粹主义事实上是政治人物通过采取操控民意的政治策略以谋求自身的政治利益，是利益博弈的结果，主要围绕的是省籍冲突、族群冲突及“台独”议题。周阳山总结了台湾民粹主义的6个特定内涵：以直接民主为主要诉求、结合了“地方民族主义”与以闽南为主体的台湾意识、强烈的“敌情意识”和地方偏狭色彩、民粹型政治领袖的登台、原有政治精英面临被民粹精英所淘汰出局的命运、强权原则与政治运动盛行。③另一学者许甘霖指出,1990年以来台湾政治体制重构的两个特征是民粹主义和金权政治，有民粹基础的金权政治同以利益为导向的民粹主义很容易结合为“民粹金权主义”。④在这里,许甘霖所理解的“民粹主义”具有政策买票、讨好特定选民群体的内涵，这一点与JINN‐YUH HS提到的“民粹式补贴”（Populist Subsidy）类似。⑤大陆学者郭中军指出，台湾的民粹主义事实上是政治人物及政治派别之间权力斗争的工具，是利益博弈的结果，主要围绕的是省籍冲突、族群冲突以及“台独”议题。⑥
关于民粹主义的产生原因。台湾学者胡全威认为“全民政府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是重要原因，在选票机制的诱因作用下，台湾地区在民治层面对全民政府的过度强调导致了民粹主义政治。⑦1995年,台大心理系教授黄光国教授的《民粹亡台论》使得民粹的说法在台湾更加流行。该书认为，李登辉主政时期台湾政局的特色是民粹式民主,是东方文化传统与西方式民主政治结合之后所产生出来的一种怪胎,有其深厚的文化基础。在该书中,黄光国所批判的民粹主义乱象涵盖了台湾政坛上的金权政治、黑道治县、官场文化等。⑧ 学者王振
寰、钱永祥从民主化所引发的“国族”建构角度出发,指出了台湾民粹主义形成的深层原因。他们认为,在台湾政治转型期间,国民党内部以李登辉为代表的主流派与新兴的台湾本土政治势力及资产阶级结盟,共同将国民党旧势力扫出政治核心,使得大中国的“国族”建构失去了政治权力的基础,从此台湾迈向了新的“国族”建构的方
向。①海外及大陆学者对台湾民粹主义的研究相对较少，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林红教授。她在《民粹主义-概念、理论与实证》一书及其后多篇论文中，全面深入探讨了台湾地区民粹主义政治。她认为，在民粹主义150多年发展历史中，台湾地区民粹主义可认为是全球第三波民粹浪潮在亚太国家和地区带来的副产品，是随着90年代民进党草根政治动员、裹挟民意产生的一直社会政治现象。②美国学者Ian Buruma 在《Taiwan’s New Nationalists》中提及台湾民粹主义，认为它来源于李登辉执政期间的“台独”理念，是一种“本土民族主义”（homegrown nationalism）。③
在台湾,民粹一词长期以来被视为一个贬义词。2000年后,逐渐有学者试图将民粹中性化，出现了对台湾民粹主义反批判与重新检视的声音。如吴?人认为民粹主义其实是一种反精英主义：以民为粹，将庶民理想化。④邓志松试图以价值中立的态度重新检视民粹主义,借助玛格丽特·卡农范对民粹主义的理解,邓认为人民对制度化、精英统治、主流价值、既有权力结构的挑战既有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⑤
谢异佑、魏龙达对王振寰、钱永祥提出的“民粹威权主义”的论述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民粹威权主义”概念过于空泛,不足以解释年代的民主化过程,台湾民间社会的蓬勃发展与社区的总体营造过程也在很大程度上反驳了“民粹威权论”。⑥
二、台湾民粹主义研究的4个阶段：以台湾民主转型为线索展开
（一）1990-1995年：民粹主义思潮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议会政治与群众运动中出现的“暴力”、“总统直选”与“公民投票”等直接民主理念。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周阳山对民粹式民主与自由主义民主的基本分野,台湾民粹主义的特质、表现以及民粹式民主的危害等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周认为,“总统直选”体现了直接民主的精神,是一种民粹式民主,它将使台湾的民主政治走向动荡。这是台湾学者首次提出“民粹式民主”这一概念。⑦
（二）1995-2000年：李登辉时期的民粹主义研究
此时期，李登辉构建自身权力王国、民进党诞生并快速发展、陈水扁不断积聚人气。因此，这一阶段的民粹主义表现出精英主导及强烈的个人色彩。台湾学者将研究视野更多地聚焦到政治人物的民粹主义、“民粹领袖”及其权威的形成。江宜桦将民粹主义、黑金政治、统“独”争议与后现代社会的价值相对主义或虚无主义冲击视为台湾民主政治的隐忧。①黄光国认为，李登辉对国民党威权体制所进行的改革,使台湾的政治演变成为“假民主之名、行多数暴力之实的”的“民粹式民主”，其最大特点就是李登辉可以凌驾于“宪政”与法律之上为所欲为。②
王振寰、钱永祥认为,台湾的政治转型并未从威权体制转型为多元的自由主义民主体制,相反,转型后的政治体制带有相当强的“民粹威权主义”色彩。③此一时期,周阳山也提到,李登辉主政的历程有两项特质，一是在政权形态上,发展成“高度参与的民粹威权政体”。二是在民主内涵上,发展成“民粹式的民主”或称之为“非自由的民主”,该种民主的主要特点有反对“议会主治”与“国会主权”、反对分权制衡、不以宪政规划为权力运作之依归、反对“有限政府”的自由民主概念。④
台湾民粹主义是建立在相应资源基础上的,常与金权政治密不可分,而这一点受到许甘霖等学者重视。他指出,不应过度强调民粹主义的族群动员忽略其利益动员,也不应过度强调金权政治的精英特质而忽视其民粹基础。⑤公民投票体现了一种直接民主形式,常被视为民粹主义的政治诉求。谢复生批判了这种将公民投票神圣化的做法。他提出,公民投票只是代议制民主的一种补充,但不是一种替代。公民投票将民意绝对化,常易演变成多数暴力的问题。⑥
（三）2000-2012年：陈水扁、马英九时期的民粹主义研究
此时期，台湾本土意识高涨，社会认同矛盾已从族群发展成为民族认同，权力竞争主体更加多元。民粹主义的手段主要是诉求“公投”这种狭隘的直接民主方式。学者对台湾民粹主义的研究不断深化和多元,研究的基本对象涵盖了反权威的体制外运动、李登辉民粹威权、公民投票、陈水扁民粹主义,在研究方法上也更加多样化。
张佑宗用实证主义的方法研究了台湾民粹式民主的群众基础,从更深层意义上探求其生成逻辑。他认为,对台湾民粹式民主的研究不仅要关注“政治市场的供给面”,还需要分析“政治市场的需求面”。台湾社会有近6成以上的群众具有民粹式民主的倾向,只有不到2成的人具有自由民主的取向。⑦胡全威将民粹政治取代民主政治比喻为“恶紫夺朱”,他分析了台湾民粹政治取代民主政治的几个原因：全民政府目标与手段的落差、选票机制的诱因、当家做主的诉求、对民主政治的误解。⑧ 吴钟孟将公民投票表决分成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两种，差别在于“国家主权属于全体国民所有”原则的不同解释。民粹主义者认为,他们就是“全体国民”的代表,有合法的权利或权力对既定的“宪法”进行修改而不管是否违法。①黄昱铤认为，政治人物操纵民粹主义的差异与个人的政治风格有关，因而台湾存在以李登辉为代表的“威权民粹主义”和以陈水扁为代表的“选举民粹主义”。由于社会的反对运动、抗争政治愈发明显，使得台湾的民粹主义呈现以选举为主要核心的形式。②
另一个讨论的重点在于本土化，强调公民身份、政治认同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利用种族、族群、民族、社会秩序等议题，争取特定群众支持的“反动型民粹主义”（reactionary populism）符合台湾民粹主义的发展现状，其中“民族式民粹主义”（陈建樾，2014）尤受关注。
（四）2012年至今：民进党重新执政后的民粹主义研究
全球性民粹主义与反建制浪潮在岛内影响逐渐扩散，以“太阳花学运”、“2015反课纲运动”为开端的“新公民运动”在岛内崛起，尤其是“白衫军”运动，刺激了新兴民粹现象的产生，其代表就是柯文哲和韩国瑜，证明台湾民粹主义已从反制度逐渐发展到反精英、追求公平正义、重视民生等诉求。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林红教授提出，21世纪初，台湾民粹主义呈现出左翼与右翼同时并举的两极化趋势：一方面是财富集中和分配不均带来的左翼民粹主义，一方面是中下层的身份焦虑激发的右翼民粹主义。③上海社科院学者郭中军提及，当前台湾民粹主义常以学生运动、社会运动面目出现，背后有政党、政治家的人为操控，是一种“隐形政党民粹主义”，其后果是绑架公共政策、分类族群撕裂社会、强化“台独”意识形态、严重危害两岸关系发展。④福建社科院苏美祥从经济学逻辑分析了2008年以来台湾民粹主义发展，认为台湾的贫富差距并不严重，但民众对贫富分化的感受远超客观现实，主因就是民进党的民粹式渲染和操弄，实现了从经济到民粹的
联结。⑤
三、台湾民粹主义研究的基本特点及走向
总体看，台湾民粹主义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政治转型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极端平民化的政治思潮、社会运动和政治策略，学界对其研究呈现明显的四个特点。
一是研究的多重面向。表现在对台湾民粹主义产生原因的多角度分析、具体内涵的多层次探讨、现实影响的多领域挖掘上，两岸学者尤其是台湾学者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涵盖台湾民主化、政党政治、两岸关系、第三势力、社会运动等多个议题，这些多重面向构成了台湾民粹主义的基本形貌。
二是与岛内政局及社会发展联系紧密。台湾民粹主义的研究脱离不了台湾社会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从“总统直选”到公民投票,从反权威、反既定建制、反体制的社会运动,到李登辉时期的“威权民粹主义”,再到陈水扁时期的“选举民粹主义”,再到当前的“反建制民粹主义”，都是特定历史条件和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
三是研究的阶段性特点明显。由于特殊的蓝绿二元政治格局，台湾的民粹主义更多表现为一中民粹式的政治运动，即政治精英利用选举进行政治策略操弄。也因此，台湾民粹主义的研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学者依据岛内政局的发展演变、蓝绿势力的此消彼长来考察民粹主义的样态转换。“威权式民粹”、“选举式民粹”以及近几年全球化背景下以民生为主议题的新兴民粹现象，都是民粹主义阶段性研究的产物。
四是对台湾民粹主义的特殊性给予了充分关注。台湾政治中的民粹主义现象，除了具有一般性民粹主义特征外，其来源、内涵、影响等方面都有自身特点，这也成为很多学者研究的重点。比如台湾的省籍、族群以及统“独”议题，与台湾民主化过程相伴而生的“台湾主体意识”以及民粹主义对两岸关系的危害等。
当前的民粹主义正显现出新的走向。一方面，以反建制为核心的民粹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呈现崛起之势，有学者认为“全球右翼民粹主义”将成为持续多年的长期政治现象，其突出特点就是“右翼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结合”。①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时代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使得“网民”成了民粹浪潮的主力，“空军”成了宣传造势的重要手段，这将引发政治生态、社会参与、民众心理等领域的巨大变革。受此影响，台湾民粹主义运动的形式、诉求、动员等必将产生新的变化，传统的精英民粹可能逐渐向庶民民粹转变，体制内的公民投票和法律允许的示威游行将更加常见。在当前民粹主义潮流已经席卷西方的情况下，如何从公民社会的角度重新观察台湾的民粹政治？民粹运动下的第三势力何去何从？台湾的政党政治更加稳定还是充满不确定性？是变革还是衰落？都将是两岸学者下一步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台湾周刊》2019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