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民进党社会基础的变迁与新特点

　　作者：陈桂清

　　摘要：近年来,台湾政经结构的变迁对民进党的社会基础产生了深远影响.目前,统“独”,族群认同维度中的统“独”因素虽仍是构成民进党社会基础的主要因素,但经过政治民主化发展及族群融合,族群认同因素在民进党社会基础中的地位及影响逐渐下降.而随着台湾经济结构的变化,民进党社会基础中经济,阶级维度的影响日益增大,其社会基础以“三中”(中下阶层,中南部,中小企业主)群体以及全球化,两岸经贸交流过程中利益受损的弱势阶层为主的特性越来越明显。

　　关键词：民进党 社会基础 统"独"认同 族群 阶级

　　DOI：CNKI:SUN:TWYJ.0.2015-05-003

　　原载：《台湾研究》2015年第3期。

　　探究台湾政党的社会基础对于了解台湾政治发展演变及民情动向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台湾经济结构的变迁以及政治民主化、本土化进程的推进，民进党的社会基础较之成立初期发生了相应结构性变化。从统“独”、族群维度看，民进党社会基础以倾向支持“独立”的本省籍民众为主的特性虽然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但在台湾政治进人民主巩固阶段后，政治资源省籍分配不均的状况得到改变，族群进一步融合，民进党社会基础中的族群因素有淡化趋势。而从经济、阶级维度看，随着台湾经济产业结构的改变以及全球化及两岸经贸交流对台湾经济发展影响的增大，民进党为相对弱势的“三中”群体以及全球化利益受损阶层代言的特征渐趋明显。

　　一、统“独”、族群维度的民进党社会基础特征及新变化

　　区别政党社会基础的因素通常包括阶级、宗教、种族、地区、性别、教育背景等。就台湾特殊的政治社会变迁历史而言，影响台湾政党社会基础的主要因素并非单纯的一般性阶级矛盾，最主要的还是省籍、族群、统“独”立场的矛盾。从统“独”、族群维度看，统“独”认同仍是判断目前民进党社会基础的最主要因素。但经过20多年的民主化发展，台湾顺利实现两次政党轮替，被岛内学者认为是已进人“民主巩固阶段”，民众的民主意识增强，岛内的族群融合也进展顺利，民进党社会基础中的省籍族群因素下降明显。

　　（一）统“独”认同仍是判断民进党社会基础最重要的结构性因素

　　经过多年发展演变，岛内形成了以统“独”立场为区隔的泛蓝、泛绿两大阵营。其中，民进党与“台联党”等组成的泛绿阵营在统“独”光谱中居于“独”的一边。作为泛绿的“老大哥”，民进党在1986年成立之初尚是聚集了少数不认同国民党统治、试图以暴力手段推翻“中华民国”的“台独”分子的新兴政党。然而，在1991年通过“台独党纲”，明确主张“建立台湾共和国”，民进党已彻底沦为“台独”政党。此后虽出台“台湾前途决议文”、“正常国家决议文”等具党纲性质的文件，对“台独”主张进行些许调整，但民进党的“台独”基因并未改变，反而每逢重大选举，都会以“台独”意识形态挂帅，刻意挑起统“独”对立，制造认同分裂，以谋取选票利益。根据大陆学者对1991年“国代”选举、19%年“大选”、2001年“立委”选举的研究，“民进党的统‘独’—族群认同性社会基础占台湾选民的二成左右，占民进党当前社会支持者总数的一半左右”[1]。而从此后的台湾民众统“独”立场趋势分布调查情况看，这一特征至今并未发生明显变化。作为民进党统“独”认同性社会基础的“偏向独立”与“尽快独立”的民众，从2008年至2014年一直维持在二成左右[2]。而从目前阶段国民两党对两岸关系性质、发展基础、前途的认识仍然存在显著差别的情况看，统“独”认同仍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区分蓝绿政党属性、判定民进党社会基础的主要因素。

　　（二）省籍族群因素在民进党社会基础中的作用与地位日渐下降

　　在台湾的省籍族群生态中，一般有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区别，而本省人又可再分为闽南人、客家人、原住民三大族群。已有研究成果显示“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党外’阵营出现，到1986年民进党成立的发展过程中，台湾反对运动的支持者大多为本省人”。由此来看，民进党作为“兼具反体制与本土认同的本省人政党”，其族群基础自然以本省人为主。具体到本省人中，闽南族群又占民进党支持者的多数。不过当台湾政治发展从初始的民主化阶段进人民主巩固阶段，政治大环境得以改变，岛内政治资源分配的省籍族群不平等现象得到根本翻转，尤其是随着国民党本土化进程的加快，吸纳越来越多本土政治精英加人，基本改变了“外省人党”的特性，台湾族群的政治认同也随之发生变化。在此影响下，民进党的族群性社会基础亦发生明显变化。从2000,2004,2008,2012年四次“大选”族群投票情况及民调数据看，占人口少数的外省人、客家人、原住民倾向支持国民党虽没有改变，但占人口70%以上的闽南族群的政党认同发生明显改变。2000年“大选”选前民调显示，闽南籍选民有30%支持陈水扁，仅有19%的选民支持宋楚瑜;2004年“大选”时的出口民调显示，闽南籍选民中支持连战的大致4成左右，支持陈水扁的则有6成;然而到了2008年“大选”，闽南族群的投票行为发生翻转，支持马英九与谢长廷的比例大体呈5:3的态势;而2012年“大选”时再度延续这一态势，TVBS选后民调显示支持马英九的闽南人以41%领先于支持蔡英文的39%[3]。由此可见，以往构成民进党社会基础主要力量的闽南族群，在经历台湾民主化过程，感受到政治资源分配的族群不平等现象已得到改变后，已不再一边倒支持民进党。加上，随着族群间通婚的增多，族群融合进程的进一步加速，“青少年世代”中省籍族群差异的日渐淡化甚至消失，族群界限日益模糊，岛内民众的族群对立情绪已没有“解除戒严”初期强烈，也迫使民进党内出现“族群大和解”的声音。因此，“族群投票”虽然在岛内选举中仍然存在，但作用与地位已不如民主化初始阶段重要。体现在具体的选举现象上，便是民进党惯常操作的“族群牌”、“省籍牌”效力渐渐减低，比如蔡英文2012年“大选”时推出“我是台湾人”竞选广告，影射马英九“不是台湾人”，并拿马英九父亲骨灰盒上的“化独渐统”言论大做文章，强调自己父亲墓碑上刻着“枫港”，凸显与马的省籍族群差异，所起的社会舆论效应并不理想，反而损害了蔡的理性形象，引起中间及年轻选民反感与厌恶。

　　二、经济、阶级维度的民进党社会基础变迁与新特点

　　美国政治社会学家西摩·马丁·利普赛特认为，“不同群体间的矛盾是通过政党而表现出来的，这些政党基本上代表着‘阶级斗争的民主的转化’”，“虽然许多政党否认阶级冲突或阶级效忠的原理”，但“它们的确代表着不同阶级的利益”[4]。尽管台湾由于其特殊的政治社会环境，经济、阶级因素一度在政党社会基础中的作用并不明显，但近年来台湾选举政治中出现的“阶级投票”以及“经济选民”增多的现象，显示政党社会基础中的经济、阶级因素已变得越来越重要。民进党的社会基础亦是如此，随着台湾经济结构的转型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民进党以“三中”群体以及全球化、两岸经贸整合过程中的利益受损者为主要阶级基础的特征越来越明显。

　　（一）民进党支持者以中下阶层为主的特性逐渐固化

　　民进党自成立以来，除了以鼓吹“台独”凝聚统“独”性认同外，也持续以阶级利益诉求拓展其群众基础。过去一段时间，民进党社会基础中的阶级因素作用虽不如统“独”族群认同重要，但与统“独”族群因素始终交叉存在，并在近年来的选举中作用日益突出。

　　民进党在1986年成立之初，为与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进行区隔，标榜“我们将政治基础建筑在大多数中产阶级，劳工、农民、弱势团体和其他长期受国民党压迫的各阶级身上”。根据已有研究结果，民进党成立初期的阶级基础主要以小资产阶级（包括自营商、企业家、公司股东）和劳工阶级（包含工人、交通运输工作者、工商机构普通职员）为主[5]。但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民进党为消除中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对其可能上台执政的疑虑，进行了一系列拓展社会基础的转型动作，在持续维持小资产阶级和劳工阶层的支持基础上，还争取到相当一部分中产阶级以及部分大资产阶级的支持[6]，并利用省籍矛盾和南北经济差距吸引到本土意识较为强烈的中南部农民阶层支持。这为其2000年夺取政权奠定了社会基础。2000年执政后，民进党通过包括执政资源的分配等手段进一步拓展社会基础，让民进党在各个阶层的支持度均有所成长。然而，陈水扁8年任内的贪腐行为以及其激进的“台独”主张，违背了广大中产阶级追求的公平正义价值，也伤害了追求安定、安全社会环境的中产阶级的利益，从而使民进党丧失广大都会地区中产阶级的信任与支持，成为2008年丢掉政权的重要因素之一。

　　2008年、2012年两次“大选”失利后，民进党为重夺政权，更加重视拓展阶级基础的重要性，一方面通过政党形象转型，希望挽回都会中产阶级信任，另一方面试图以经济、阶级等手段，重塑其“为弱势阶层代言人”的形象，巩固中下阶层的群众基础。2012年“大选”中，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虽仍与部分大资产阶级金主暗通款曲，但公开婉拒100万元新台币以上的政治献金，刻意与大资产阶级进行切割，同时发起声势浩大的小额捐款“三只小猪”运动，积极扮演“中下阶层代言人”角色，为凝聚民进党的社会支持度，带领民进党谷底回升发挥了一定作用。2014年“九合一”选举，民进党更是利用岛内民众尤其是中下阶层对经济不佳、贫富差距扩大的不满，大打“阶级牌”，批评马当局的施政不公不义，并给国民党候选人贴上“权贵”标签，最终成功激起社会对马英九当局及国民党的不满，取得“九合一”选举的压倒性胜利。

　　总体来看，在发展过程中，经过多次选举洗礼，民进党以中小企业主、中南部农渔民等中下阶层，尤其是中产阶级中的“中小企业主、民营企业中的管理人员、民主意识和本土意识较强的本省籍知识分子、一些下层公务员”[7]为主要阶级基础的特征逐渐固化。

　　（二）全球化特别是两岸经贸交流过程中未蒙其利或利益受损的劳工、农民等阶层成为民进党新的社会基础

　　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全球化虽然起源于经济的一体化，但它绝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现象，它已对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全球化是政治的、技术的、文化的以及经济的”，[8]。在全球化过程中，资本、市场、产品、劳动力资本家这些生产要素都加速在各地区之间流动，由此改变着全世界的经济格局，并改变着经济体内部各阶层的利益分配。俞可平认为，“全球资本主义不仅没有消除或减轻两级分化，反而产生了新的两级分化”[9]。这种分化不仅出现在不同的国家与地区之间，而且出现在国家与地区内部。

　　对于经济结构以出口为导向、对外贸易依存度高的台湾地区来说，全球化以及受全球化背景深刻影响的两岸经贸交流更给其经济社会带来了深远影响。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所掌握的资本、市场等生产要素不同，就会出现赢家与输家的差别。输赢者之间对于全球化及两岸经贸交流所带来的经济开放便产生不同态度。有台湾学者分析，“对外贸易的输家，往往是比较难以在对外流动中获利的农民和工人会反对经济开放，而有能力移动的高技术性赢家会支持开放。在台湾民进党由于统‘独’立场，比较不主张对大陆积极开放，因而逐渐获得原来支持蓝营的工农阶级选票”[10]。作为长期以来以中南部本土意识浓厚的农民、工人、中小企业主等中下阶层为主要支持群体，并在党纲中明确揭示“照顾中小企业以及弱势阶层”的民进党，考虑到其阶级基础往往缺乏移动性的特性，因而对全球化充满防范与抗拒心态。在选举时，民进党候选人也大多秉持这一思维进行相关操作。2012年“大选”时，代表民进党参选的蔡英文声称，“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许多拥有移动因素的人和企业是获利的，但仍有许多人无法移动，因此必须仰赖‘政府’创造新产业与新的就业机会，也就是所谓的‘在地经济”’[11]；因而提出发展“在地经济”为劳工、农民、渔民等社会中缺乏移动能力的人创造新型工作机会，以对抗全球化带来的挑战。2014年“九合一”选举同样如此，民进党极力制造两岸交流红利被国民党政商财团垄断、被两岸交流特权阶级获取的假象，将连胜文等国民党候选人打为“两岸交流得利权贵”，其目的就是为了激起部分民众对全球化及两岸交流的不满，以争取部分不满两岸交流红利分配不均的民众认同。

　　而对深受全球化影响的两岸经贸交流，民进党除了从经济阶级角度批评两岸经贸自由化“只图利大财团”，而损害小农、小工、小商阶级的利益外，更因政治上主张“台湾独立”，不愿意看到台湾经济过度依赖大陆损害台湾的“主权”，而对两岸经贸交流抱持更严重的负面态度。这从其对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及两岸服贸协议的态度可见一斑。2010年两岸签署ECFA, 2014年两岸服贸协议完成签署时，民进党除了在体制内进行强力抵制外，还动员支持者发起暴力抗争行动。2014年3月，民进党为阻止两岸服贸协议的生效，动员青年军发动所谓的“太阳花学运”，其深层的原因便是担忧全球化以及两岸经贸对台湾所谓的“主体性”造成伤害，害怕两岸经济统合进程加速对民进党主张的“台湾主权独立”不利。

　　总之，民进党对于全球化及两岸经贸交流的态度，正如台湾学者徐永明所说的，“民进党在全球化的角色，不是传统福利国的定位，而是在全球化，乃至中国(大陆)崛起的过程中，民进党必须扮演捍卫被全球经济整合浪潮边缘化的部门，甚至因此而成‘受难阶级守护者’的角色’”[12]。从经济及阶级的角度，民进党及其支持者认为，全球化及两岸经贸交流带来的贸易自由化只让有移动能力、掌握了大量生产要素的大资本家及高层管理人员受益，而对农渔民、劳工、中小企业主等缺乏移动能力、缺乏竞争能力的阶层十分不利，因而民进党要扮演的是“受难阶级的守护者”角色。

　　不过，民进党这种抵制全球化及两岸经贸交流的政策，在赢得中南部劳工、农渔民、中小企业主等缺乏移动能力者支持的同时，也得罪了能够通过参与两岸经贸及全球化获得利益的群体。虽然说，由于台湾地区南北产业结构的不同，“北台湾产业获得两岸政策红利较早，南台湾产业得利则比较慢热”[13]，导致总体上北台湾支持两岸经贸及经济开放的多，南台湾抵制反对两岸经贸交流的多。但全球化及两岸经贸交流的影响是跨地域的，并非简单的南北之分的，而更多的与是否在全球化及两岸经贸交流中获利相关。也就是说，在全球化及两岸经贸交流中获利者既包括众多北部工商企业家以及与这些企业相关联的中高层管理者、劳工等阶层，也包括参与两岸经贸交流的南部工商企业以及与大陆进行契作的农渔民群体。2012年“大选”最后阶段，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宏达电董事长王雪红等大企业家站出来支持“九二共识”，以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经贸交流的正常进行，使得大约4.5%的

　　“经济选民”放弃对不承认“九二共识”的蔡英文的支持，转而支持马英九[14]。这群“经济选民”便是在两岸经贸发展、融人全球化进程中受益的民众。而南台湾地区与大陆进行契作的农渔民投票情况同样能说明这一点。在与大陆进行契作的绿营铁票区台南市学甲区，“投票率71%，比全市74%低，废票率0.8%，比全市0.7%高”，“这说明大陆惠台政策开始发挥积极作用，民进党对中南部农业县市、一些铁票区选民的吸引力有所削弱”[15]。由此来看，扮演“受难阶级守护者”的民进党，虽然赢得了全球化及两岸经贸利益受损者的支持，但也失去了能够通过全球化及两岸经贸获利阶层的支持。

　　三、结语

　　通过综合考察民进党社会基础中统“独”、族群与经济、阶级两大维度的因素可以看出，民进党的社会基础随着台湾经济、社会、政治的变迁发生相应变化。尤其是近年来，岛内选举或政治运行中发生的诸如“族群牌”效果下降、大企业家支持“九二共识”、台南市学甲区“投票率较低”、“三只小猪”募款运动、反服贸“太阳花学运”等新情况与新现象，更彰显出民进党的社会基础已出现新的变化与特点。目前看，一方面由于竞争策略的需要，国、民两党在经济与公共政策并没有太大不同[16]，加上很长一段时间内两党最大的分歧与矛盾还将是统“独”问题，使得统“独”认同仍是区别蓝绿政党属性的主要因素，也是民进党巩固其社会基础的重要手段。但另一方面，“随着2000年完成政党轮替，台湾进人民主巩固阶段，新兴民主的经济分配等与阶级利益相关的议题反而浮现出来，取代反威权的民粹主义或族群动员，而成为影响台湾选民投票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17]，使得“经济投票”、“阶级投票”现象变得越来越突出，也使民进党照顾“三中”群体、全球化及两岸经贸交流利益受损者等弱势阶层利益的阶级属性越来越明显。

　　注释:

　　[1]鞠海涛:《民进党社会基础研究》，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页。

　　[2]详细数据参见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台湾民众统独立场趋势分布”调查，其中2008年“偏向独立”占16%,“尽快独立”占7. 19o;2009年“偏向独立”占15%,“尽快独立”占5.8%;2010年“偏向独立”占16%，“尽快独立”占6. 1%；2011年“偏向独立”占15%，“尽快独立”占4. 6%; 2012年“偏向独立”占15. 1%，“尽快独立”占4. 8%；2013年“偏向独立”占17. 2-1o，“尽快独立”占5.7%;2014年“偏向独立”占8%，“尽快独立”占5. 9%。

　　[3]转引自张华:《2000年以来台“大选”选民社会背景对其投票行为的影响》，《台湾周刊》2011年第39期。

　　[4]〔美〕西摩·马丁·利普赛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73页。

　　[5]林佳龙:《谁支持国民党?谁支持民进党?—台湾阶级选民的政党支持》，台湾《中国论坛》第333期，1989年1月。

　　[6]林劲:《民进党社会基础的主要特征分析》，《台湾研究》2010年第1期。

　　[7]鞠海涛:《民进党社会基础研究》，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68页。

　　[8]〔英〕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9]俞可平:《全球化与政治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版，第141页。

　　[10]张铁志:《两岸经济交流与蓝绿的新社会基础》，台湾《中国时报》,2011年7月6日。

　　[11]《蔡英文十年政纲一经济、金融、科技篇》，《美丽岛电子报》,2011年8月25日。

　　[12]徐永明:《揭开蓝绿社会基础的本色密码》，台湾《财讯》月刊，2004年1月号。

　　[13]廖坤荣:《“经济投票”决定选局》，台湾《中国时报》,2012年1月15日。

　　[14]童振源、洪耀南:(两岸关系经济化牵动台湾政局走向》，台湾“想想论坛”2012年9月19日，http : //www.thikn-ingtaiwan.com/comtenV2007o

　　[15]彭维学:《浅析民进党社会基础的现状与发展态势》，《台湾研究》2013年第1期。

　　[16]这一点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也不否认。蔡曾表示，“国民两党的经济政策确实没什么很大的不同，但民进党在照顾社会弱势阶级部分则放人纲领，倾向于照顾弱势阶级”。详见台湾“中央社”2010年3月15日电。

　　[17]胡克威、林宗乱、黄善国:《阶级政治的复兴，台湾的民主转型与阶级投票》，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周五论坛论文。

　　引用格式：陈桂清．浅析民进党社会基础的变迁与新特点［J］．台湾研究，20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