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台湾青年参与社会运动深层原因探析

吴  宜*

（《台湾研究》2015年第2期）

摘  要：2008年以来，台湾岛内陆续发生许多社会运动。值得注意的是，青年人不但成为无役不往的新行动主体，且“反政府”、“反中”的色彩日益浓厚，以至于在2014年爆发了对岛内政局和两岸关系均产生较大影响的“太阳花学运”。本文通过全面系统研究台湾青年人所处的岛内外环境结构，揭示出青年热衷于参与社会运动，与岛内整体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矛盾和困境、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以及两岸关系政经发展不协调等长期性、深层次和结构性的因素密切相关。把握这些深层因素，将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台湾青年人的心理、需求和未来动向，有助于深化推动两岸关系长期和平稳定发展。

关键词：台湾青年 社会运动 参与原因

一般西方社会运动研究者将社会运动界定为：“一群人组织起来，促进或抗拒社会变迁”的现象。这个定义包含了社会运动的两个鲜明特征，即“集体行为”和“以促进或抗拒社会变迁为目标”。通常，社会运动是弱势者以集体行为的方式来抵抗或者改变社会变迁中的体制、结构或者政策不公义的重要方式。[1]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以来，台湾政经形势丕变，陆续发生了不少挑战执政当局的社会运动。与以往不同的是，青年人成为社会运动中无役不往的新行动主体，且能量不断增大，“反政府”、“反中”色彩浓厚，以至于在2014年掀起了对岛内政局和两岸关系均产生较大影响的“太阳花学运”。台湾青年热衷于参与社会运动，背后折射出的是岛内政经社会发展的矛盾和困境、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以及两岸关系政经发展不协调等长期性、深层次和结构性的问题。

一、内部因素：岛内政经社会发展的矛盾与困境

进入21世纪后，台湾社会内部政经矛盾的不断累积和快速发酵，对社会变迁中处于相对弱势的青年世代影响和冲击最大，使之产生了强烈的被剥夺感，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上升，成为其参与社会运动的内在动力。

（一）“相对剥夺感”增强——青年参与社运的经济及社会因素

社会学理论认为，当社会变迁导致的社会价值能力小于个人的价值期望时，人们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越大，人们造反的可能性就越大，破坏性就越强。而社会运动是参与者寻求改变以获得较大利益机会的舞台[2]。近年来，岛内经济转型困难、发展缓慢，社会阶级结构发生新变化，贫富分化加剧、失业率升高，使得青年世代的“相对剥夺感”日益增强。

1980年代中期，台湾开始迈入后工业社会。2001年台湾服务业占GDP比重达69.4%，接近美、英、日等发达国家水平，实现了向服务型经济的转型。但从2000年起，在政治的桎梏下，台湾产业加速大量外移，2000至2007年岛内企业倒闭大幅增加72％，新设企业减少18％，产业空洞化危机显现。占GDP比重最大的服务业，在制造业外移以及政策功能的限制下，无法发展延伸服务，制约了规模经济的形成和竞争力的提升，使之对整体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有限，台湾的产业转型和升级遭遇到结构性困境。台“主计处”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以来台湾经济增速放缓，经济平均增长率自1990年代（1990～1999年）的6.3％降至2000年代（2000～2009年）的3.4％，近两年来更连续低于3%（2012年1.3%、2013年2.19%）[3]。这表明台湾在经济结构、模式与市场等方面尚未完全适应后工业化阶段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形态，导致整体经济发展缓慢。

在经济艰难转型的过程中，台湾社会阶级结构及其流动方式，出现了以下三个方面的主要变化。其一，原有的大量小型私营企业（以自雇者与无酬家属劳动者为主）快速减少，工人阶级减少，服务业人员、技术工人与中产阶级专业人士比例上升。其二，过去常见的“黑手变头家”（工人成长为老板）的社会流动方式变成极少数，依靠文化（高学历和专业技术）资本积累上升的方式成为主流。其三，社会贫富分化主要来自于是否掌握资本与技术，资本家与中产阶级专业人群收入增加，成为社会转型的主要获利者，而包括从事服务业在内的非技术工人收入降低。[4]

台湾社会阶级的变化与经济衰退密切相关，二者相互作用，共同对社会发展、社会稳定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表现在：

1、社会贫富分化加大。台“主计处”公布数据显示，台湾地区基尼系数1980年时为0.278，之后逐渐提高，2001年达到历史新高的0.350，之后一直在0.34上下浮动；家庭所得五等分位差距倍数，由1980年的4.17倍快速上升，2001年时飙高到6.39倍，随后始终在6倍以上（除2007年为5.78）[5]。虽然从全球范围看，台湾的基尼系数与家庭所得五等分位差距倍数的数据均不算高，吉尼系数甚至还低于国际警戒值0.4（一说为0.45），但由于台湾地区在1960至1980年代一直属于贫富较均等的社会，两相比较后就显出较大落差，社会上的贫穷感和失落感升高。根据《天下》杂志2014年1月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台湾民众对现状不满与焦虑的情绪创历年新高，近70%的民众对未来发展悲观，94%的民众认为社会贫富差距严重[6]。

2、失业率逐年攀升，青年失业率最高。1990至2000年，台湾年平均失业率只有1%—3%，但2000—2010年升高到4%以上，甚至一度逼近5%。其中，以初入职场的“社会新鲜人”失业率最高，即使在近五年来整体失业率新低的2013年（4.18%），20—24岁青年失业率却反而飙高到13.75%，为历史第二高。而因高等教育的普及和教育结构失衡导致的高学历贬值，失业年轻人中以欠缺专业技能的大学毕业生比例为最高。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2013年达到5.26%，高于平均失业率4.1%，为各教育阶层之最。大学生失业人数比例从1999年占全体失业人口的10.4％，升至2009年的27.8％；与此同时，青年毕业后的失业期不断拉长，失业周数已从过去的20余周上升到30余周，毕业后找到工作的时间平均需要8—9个月。[7]

3、实质薪资停滞甚至出现倒退，“青贫族”增加。经济环境不佳、转型困难导致的制造业外移等因素，使资方压低基本工资，导致受雇者的实质薪资所得不升反降。台“主计处”统计资料显示，台湾劳工的劳动生产指数与平均实质工资在1980年代中期至1990初期是同步上升的，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受雇者的实质工资开始出现停滞甚至倒退。2008全球金融海啸后，岛内经济形势恶化，使得2013年的台湾实质月薪倒退到1997年水平。岛内社会上出现了被称为“穷忙族”（working poor）“工作贫穷者”。“工作贫穷者”与长期失业者共同构成了台湾的“新贫阶级”[8]。2013年全台受雇就业者中70%月薪不到4万新台币，其中年轻人高达88%，20—24岁的平均月薪不到2.5万新台币，大学生普遍面临“高学历、低薪资”的窘困境况，以及成家立业后购房、生子的巨大压力，“青贫族”现象日益严重。台“主计处”人力运用调查与“劳委会”受雇员工动向调查等两项数据显示，近年来大学毕业生第一份职业的月薪大约只有26500新台币，研究所毕业也只有约31000新台币。整体大学毕业生的月薪未达到3万新台币的比例，由2004年的25%上升到2009年的37%。[9]同时，由于职业生涯不稳定，年轻人的结婚率与生育率均不断下滑，导致了另一个破坏社会稳定的负面因素。

总体上，青年人成为岛内社会遭受经济衰退冲击最严重的群体，在强烈的被剥夺感下深感成为看不到未来的“崩世代”[10]。这是岛内青年频繁参与社会运动发泄不满，且影响力越来越大的重要内在因素。

（二）治理无力与发展困境——青年参与社运的政治因素

1990年代台湾政治民主化进程启动以来，在形式上逐步实现了西方政治理论所设定的民主制度，但受困于诸多因素，在实质内涵和效果影响上，却逐渐出现社会治理能力的衰退与政治发展困境。

首先，岛内政党治理无力问题日益凸显。2000年以来，经历了两次政党轮替后，在现有的选举制度下，以国民党和民进党为两大主要政党的政党政治模式基本确立。但是，在选举利益至上的原则下，在“统独”意识形态对立的情况下，两党恶性对峙，双方在“立法院”中的对决成为常态，导致议事进展缓慢。与此同时，行政官员在问责制度和选举政治下，为了降低政治风险而选择不作为。这样的结果导致了，岛内不论哪一个政党执政，都无法顺利处理重大问题，行政和政治运作效率低下，最终导致当局对社会的整体治理能力逐渐下降。

其次，岛内民粹主义泛滥，不问是非只问立场，政党政治发展陷入困境。台湾民主化过程中严重的省籍冲突、两党对立，促使政党和政治人物在攫取政治利益的过程中利用基本支持群众，扩大彼此对立，来进行组织动员和强化支持基础。1990年代，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李登辉开始操弄民粹，利用省籍矛盾清除党内异己，特别是外省籍势力。在民主化过程中长期处于弱势的民进党，则是不择手段地运用省籍、“统独”议题进行民粹动员，2000年后陈水扁执政八年期间更将民粹动员运用到极致，导致岛内社会形成“不问是非只问立场”的令人窒息的蓝绿两极对抗态势。民粹政治扼杀了的理性讨论的空间，使制度无法正常运作，致使台湾政党政治发展陷入困境。

最后，政党和制度的权威性下降，民众尤其是青年人挑战当局的能量不断升高。近二十年来，特别是2000年以来台湾政治体系呈现一种低效能运作，民众对代议政治和政党政治失灵感到失望、愤怒与无奈，导致岛内政党和现行制度的权威性均急剧下降。岛内多个民调显示，近年来，民众对国、民两大党和主要政治人物均感到不满，以至于两党的政党支持度均不断下滑，态度中立者大幅度上升。同时，随着民主化的发展，深入社区的民间力量、公民社会、NGO组织快速兴起，在政党频繁的民粹动员下，也呈现出高度的政治化，青年人从被动的配合参与者逐渐成长为主动的组织参与者，挑战当局的能量不断加大，以至于各种社会运动此起彼伏。

总之，台湾民主化过程中出现的政治衰退对台湾社会治理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不断强化的对立结构对社会治理的冲击[11]。政府治理无力导致社会反政府力量壮大，而逐步以青年人为主的反政府社会运动频繁又加剧了当局的治理无力。

（三）“民主化”与“去中国化”——青年参与社运的思想因素

近年来参与岛内社会运动的青年人主要是出生于1980年后的新一代，成长于李登辉和陈水扁执政时期，他们政治社会化过程与台湾民主化过程、“台湾主体意识”形塑的过程基本重合，是导致其出现“反叛”行为和“反中”思维的思想根源。

首先，大多数青年人将敢于“反叛”权威和体制视为“民主、自由”的表现，追求绝对的“公平、正义”。青年一代在岛内政治民主化发展最为急速的时期成长，视听感官上充斥的是反对党和媒体所宣扬的无限上纲的“民主、自由”，绝对化的“公平、正义”，以及各种“为反对而反对”的声音，缺乏真正的民主养成过程。以至于他们中不少人崇尚各种“反”，“反权威”、“反体制”、“反中”，敢于冲撞和羞辱家长、老师、校方和各级行政官僚，一味反对中国大陆。对此，舆论疾呼，“自主、自由当然是人人追求的目标，但是深切了解、掌握国际秩序的规范与现实”，却是“得以维持某种程度自由、自主的基本功”，“在国际关系当中，从来没有‘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件事，只有认清国际秩序的限制所在，也才有争取最大生存空间的可能”[12]。

其次，“台湾主体意识”使许多青年人对大陆充满排斥和偏见。台湾在民主化过程的同时强调本土化，并形成了在一定程度上高度膨胀、自我封闭、与大陆对抗的“台湾主体意识”。当前的岛内青年一代在“台湾主体性”塑造的过程中成长，虽然不像他们的长辈有深刻的“仇共”心理，但对大陆却充满了新的偏见和敌视，包括大陆政府专制独裁不民主、大陆民众粗鄙落后不文明，以及大陆霸权主义，对台武力威胁、国际打压、要并吞台湾等。因此，有评论认为，在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中，“包含了年轻世代的‘反中’和‘拒中’两种情绪；前者来自对‘反侵吞’的不安，后者则夹带着‘反霸权’的愤怒[13]。

再次，“去中国化”教育和“台独”思想形塑了部分青年人“两岸两国”的错误认知。1997年台湾实行“97课纲”后，中学历史教科书改以台湾史为核心，将中国史与世界史并列，青年一代在这种将“以台湾为中心”、“中国视同外国”的“同心圆”史观下接受教育，形成他们的历史观。同时，在这一代青年政治认同形成的重要过程中，正是陈水扁执政八年竭尽全力地“去中国化”、疯狂推行“台独”政策的过程，其中一部分青年人也自然而然地形成的是“台湾中国、一边一国”的两岸“两国”的认知。

最后，新媒体时代中片面和错误资讯的快速散播，促使青年人盲目参与社会运动。近年来，随着新媒体的日益发达，岛内青年人的信息来源主要依赖于新媒体，热衷于利用移动新媒体平台，如PTT、LINE、FACEBOOK等，获取和传播大量碎片化、片面化甚至是错误不实的信息，对于传统媒体如报纸、杂志及其他平面媒体资讯基本“视而不见”，这导致其难以获得系统、全面、正确的信息。新媒体中的文字搭配图片、视频起到了煽动人心的视觉效果。以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为例：参与的青年学子高喊反对“服务贸易协议”，但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并不知道“服贸协议”的完整内容，更不了解条文中有两岸争端解决机制与紧急磋商条款、及ECFA终止条款等“刹车机制”，也不愿听取当局和专家的报告，而选择相信似是而非、资讯错误“懒人包”等。正是由于岛内“各种媒体资讯量空前丰富，品质却参差”，“占据版面最多的内容是对立而不是对话与共识”[14]，导致许多不明世事的青年盲目参与到社会运动中。

二、外部因素：全球化浪潮对台湾的冲击与影响

1990年中期以来的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整合进程，带动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巨变，几乎对每个国家和地区都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台湾作为亚太主要经济体和地缘政治敏感地区，其内部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国际因素的较大影响。

（一）外向型、浅碟式发展模式的台湾经济受到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整合的巨大冲击

世界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整合过程中，各地区之间的商品、资本、劳动与服务市场重新进行高效整合，人流、物流、金流、资本流、资讯流、商情流快速流动。在此情况下，自由贸易主义盛行，保护主义式微，跨国企业成为贸易主要获利者。台湾岛内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小型经济体难以适应激烈的竞争，更因1997年李登辉的“戒急用忍”政策而丧失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大型企业获利的为数不多，导致台湾整体经济下滑。进入21世纪以来，台湾经济不但昔日“亚洲四小龙”之首的荣景不再，还出现了边缘化的危机。

（二）全球化导致权力东移和权力分散，加剧了台湾的政治焦虑

进入新世纪后，一向被台湾视为安全上的最大靠山以及政治军事上最重要盟友的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遭受到恐怖主义和金融风暴的双重打击后，内外交困，国力迅速衰退。而中国大陆作为新兴经济体在全球化进程中快速崛起，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发展重要引擎，综合实力跃升世界前列，并开始参与世界秩序的制定。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日益加深，合作成为中美关系的主流。中美战略利益合作日益紧密，使双方对重大分歧和冲突的管控更为有效，台湾问题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地位日益下降，升高了台湾岛内对自身安全的无助感和焦虑感。

（三）全球性的反政府社会思潮与活动，对台湾青年参与社会产生一定的刺激作用

全球化过程中资本的高度集中，导致世界各地社会贫富分化、青年贫困化等问题日益严重。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浪潮的此起彼伏，各种形式的社会运动彼此相应相求、互渗互动，绵延不绝[15]。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更加剧了民众对所谓西方民主政府的不信任，东西方世界包括主要发达经济体都发生了以青年为主体的反全球化的大规模抗议示威游行活动和反政府事件：2008年12月中旬希腊爆发了青年暴动，随后迅速延烧到巴黎、马德里、哥本哈根等欧洲主要城市；2011年以来突尼西亚茉莉花革命、埃及的反政府动乱，引发中东地区的反政府风潮遍地开花，以色列、英国等发达国家随之也发生街头暴力冲突事件，被视为稳定有序的日本东京也出现“素人之乱”，美国纽约更爆发了轰动一时的青年“占领华尔街”事件等。

世界各地“遍地开花”的青年大规模反政府示威，可谓“同质异态”。表面上，他们均以抗议“全球贸易不公平化”、“全球贫富差距两极化”或“官商勾结的全球化”的为主要口号。但在本质上，都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在当地经济社会竞争中出于相对劣势的青年群体，借助大量的抗议、示威活动，发泄对内部经济衰退、就业困难、分配不公的不满。在资讯传递瞬间全球化的情况下，面临着类似问题的台湾社会，也深受感染。而移动新媒体使用频率极高的青年一代，更是透过跨界传播的学习、对话等，开始积极参与岛内的各种反政府抗议游行和社会运动，迅速成为其中的生力军。

三、两岸因素：政经关系发展失衡

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阶段，两岸经贸人员往来日益频繁，但两岸政治对立依旧的矛盾，使岛内民众对大陆疑虑与恐惧有增无减。在绿营等反对派人士的误导下，民众尤其是受冲击较大的青年，将台湾内部治理问题归咎于两岸关系过于紧密，以致近年来一些社会运动中出现“反中”、“抗中”诉求。

（一）台湾经济对大陆依赖性增强、获利增加，但却被绿营等反对派污名化为“跨海峡政商联盟”得益

新世纪以来，随着大陆市场的快速兴起，两岸经贸各项往来大幅增加，相互依存度逐步上升。中国大陆早已成为台湾的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和重要投资来源地。2008年以来，两岸MOU、ECFA、海峡两岸投资保障与货币清算等逐一签署后，两岸贸易与产业合作更加频繁而日益深化。大陆海关总署资料统计显示，2013年两岸进出口贸易总额超过1,973亿美元，较同期上升16.4%。其中，大陆对台湾出口约406亿美元；自台湾进口约1566亿美元，贸易顺差约1,160亿美元，顺差扩增21%。在两岸经贸过程中，台湾获利巨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不同群体的民众有不同程度的感受，而整体社会“有感”不仅需要两岸全面深化合作，更需要岛内经济的再分配以及“涓滴效应”才能显现。但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利益的驱动下，绿营政客和学者却刻意扭曲，将原本属于其内部分配、治理所产生的贫富分化问题、就业问题等等，统统归咎于是两岸经贸带来的负面冲击。通过正常渠道所产生的两岸经贸合作，在岛内被污名化为“跨海峡政商联盟”的“权力与商业利益（资本）的交易”，获利者是“国共合作模式下获得特殊利益的权贵政客（连战家族、江丙坤家族等）”[16]。对台湾而言利大于弊的《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也被歪曲为，“台湾经济很可能被中国大陆绑住”，“将失去自主性”。2012年以来，这些似是而非、极具煽动性的说法，在岛内甚嚣尘上，加大了民众的疑虑，造成了社会的恐慌，严重误导了民众特别是青年人对两岸经贸关系发展的态度。

（二）两岸政治互信基础脆弱，结构性的敌对状态没有改变

2008年6月两岸两会恢复制度化协商以来，迄今已签署21项协议，涵盖经贸、金融、交通、社会、卫生及司法互助各层面，为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通过近年来的互动，两岸政治互信有所增强，但依旧脆弱。

首先，两岸政治问题制约着两岸关系的深化。两会复谈的政治基础是“九二共识”，大陆强调其中体现的“一中原则”，台湾方面则更强调“一中各表”。在两岸关系逐渐向深水区发展的过程中，两岸政治上的敌对状态、两岸定位问题等结构性矛盾和分歧日益突显，不仅使得两岸在台湾国际空间、钓鱼岛和南海问题上难以取得共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加深了民众对大陆“霸权扩张”、“打压台湾”的错误认知。其次，岛内蓝绿对立严重，以民进党为首的绿营不承认“九二共识”，没有与大陆建立正常的沟通联系机制，使得两岸在政治互动上存在严重的局限性。最后，大陆大国地位的确立和国际上“一个中国”框架的稳固，极大地压缩了“台独”的发展空间。岛内“台独基本教义派”深感焦虑，伺机而动，并利用两岸敌对状态的矛盾，扭曲、放大两岸关系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破坏、干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

（三）两岸社会连接度仍低，台湾民众对大陆的不安与敌意不降反升

2008年以来，随着两岸“三通”、陆客赴台旅游等逐渐实现，两岸进入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时期，人员交流交往呈现多领域、多层次的良好态势。尤其在实现陆客赴台自由行后，两岸人民得到了双向、零距离的接触，相互之间的了解更加直接、深入。但相关民调显示，因种种因素，台湾民众对大陆的认知与态度，对两岸关系的感受和期盼，非但未随两岸互动的密切朝正向发展，还出现了诸多反向的发展，青年人表现尤为明显。

1、民众认知到大陆的重要性，但对大陆的疑虑和恐惧也逐渐加深。2013年，岛内民众对大陆的防范心理就有所加深。《旺报》2013年的年度“两岸关系大调查”显示，65%左右的台湾民众“承认大陆对台湾的发展很重要”，但却有近50%左右的民众认为台湾对大陆经济已经太过依赖，认为对大陆人士来台就学、投资、买房应该更严格限制，分别占50%、60%和70%。[17]2014年9月，《联合报》所进行的“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也显示，与2012年相比，多数民众对陆企、陆资和陆生的防范与不安上升：62.2%民众认为应对陆企赴台投资给予更严格限制，增加13.8个百分点，支持更加开放的则由32.1%降为21.1%；认为对大陆人赴台投资房地产应予更严格限制的民众增加7.9个百分点，达76.1%；认为对陆生赴台就学应采更加严格限制的民众达49.7%，增加5.3个百分点。[18]

2、民众对大陆的了解度、好感度不升反降，青年人尤为突出。2013年《旺报》的调查发现，经过几年的交流交往后，台湾民众自认为对大陆不了解的比例在2012年竟然达到73%的高点，显示两岸民众长期隔绝，对彼此的了解停留在官方宣传所形成的刻板印象，实际交流接触之后，赫然发现真实情况与想象中的落差巨大，由此产生疑惑。[19]2014年调查则显示：62.8%的民众对大陆观光客没好感，比2011年前的52.6%增加10.2个百分点，有好感则从20.6%降为15.6%，下降5个百分点；64.5%受访者对大陆政府没好感，比2011年的61.8%增加2.7个百分点，对大陆政府有好感则只有14.9%，较2013年下降4个百分点，但较2011年增加1.6个百分点。[20]

3、民众国家认同趋势呈现“统降独升”，青年人“偏独”倾向明显。《联合报》长期追踪民调显示，除2012年略呈波动外，台湾民众七成以上主张“维持现状”；但2014年主张“统一”（包括急统和缓统）的民众快速减少，主张“独立”（包括急独和缓独）的民众有所增加。[21]另据“二十一世纪基金会”于2014年4月19日公布的调查显示：在民调询问中，若给予民众大陆发展的正向因素，均可加强壮年世代（36—50岁）、年长世代（51岁以上）对大陆的认同，其中尤以“经济情境”影响最为显著；但青年世代（20—35岁）对大陆经济发展却抱持着“拒斥”的心态，“经济情境”反而刺激、升高了他们对两岸是“一边一国”（比例为77.0%，比起对照组高出了15.2%）的认同。[22]

总之，由于两岸政治上敌对的结构性因素制约，以及两岸经贸发展由合作转向竞争的客观趋势，导致两岸社会在短期内无法实现更紧密的连接，使得“恐中”“反中”情绪在岛内蔓延。相对于较早接触大陆、具有较多发展机会的中壮年，青年人较晚接触大陆，相对优势小，正是这种不同世代间的“机会结构”不同，使青年人在面对大陆经济社会的发展时，感到的潜在威胁大于机会[23]，恐惧、焦虑和不满情绪也就更为强烈。

结 语

综上所述，2008年以来台湾青年参与社会运动的原因非常复杂多元。它是岛内政经社会在全球化浪潮冲击和两岸关系不平衡发展下，缓慢变迁和艰难转型过程中的产物，是在这样一个综合矛盾体系中生长的台湾年轻人对自身处境的不满宣泄，也是岛内社会“恐中”心理与“反中”情绪的折射。在此基础上，更加深入地了解青年人的心理、需求，有助于未来两岸社会关系的建构，有助于两岸关系长远的和平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