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中评智库基金会、《中国评论》月刊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主办“大陆涉台研究的现状、挑战与前瞻”思想者论坛。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所长汪曙申，以“做好台湾问题研究需要具备的能力要求”发表了主题发言。以下为发言全文：
感谢中评智库基金会，也感谢李鹏院长，我今天主要讲五点内容。台湾问题的研究对象是台湾，但又不局限于台湾，它涉及到更高的层次和更广泛的领域。从更高的层次来看，台湾问题的研究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政策性，我们开展台湾问题研究，本质上是研究如何实现国家统一的问题，因此它既有一般学术研究的表现和特点，更具有政治引领，善于从政治上思考台湾问题涉及到的方方面面。从更广泛的领域来看，我们既研究台湾内生性问题，又研究影响台湾的外在性问题，既研究结构性问题，又研究动态性问题。我想从五个方面来讨论做好台湾问题研究需要具备的能力要求：
第一，战略思维。
习总书记强调要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七种思维能力”中，战略思维排在第一位。战略思维，就是从全局和长远的角度思考问题，善于把握事物发展总体趋势和方向的思维方式。台湾问题形成76年以来，中国政府不断为解决台湾问题累积基础、创造条件，一直都是从战略上看待和认识台湾问题，将促进祖国统一的内部条件、岛内条件和国际条件统筹起来思考，从实现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来因应台湾问题衍生的诸多挑战。
时至今日，我们更加需要坚持以战略思维来开展台湾问题研究。中美两个强国的战略博弈是一场世纪博弈，竞争上的胜负或者优劣之势的变化转化，考验的是两个大国的战略定力、战略方向、战略能力和战略执行力。就这个意义上而言，台湾问题是中美战略博弈进程中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双方如何处理解决与之相关的矛盾、对立，本身就是一个战略性的考虑。
战略思维，同样表现在如何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祖国完全统一这两个战略问题上。作为研究者，必须要具有从全局、长远的角度看待这些重要的问题，防止被一时一事所影响，或者被个人的主观判断所影响。如果有了正确的战略思维，就能够不断增强研究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
第二，学科融合。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中国的国家利益也在加快向海外拓展，因此区域国别研究近几年受到格外的重视。台湾问题是中国国内问题，不被纳入到区域国别学的范畴。但学科融合的要求是比较相似的。台湾研究的研究对象包括诸多领域，台湾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社会、历史、文化、民意、对外关系，每一个领域又具有细分的次领域，台湾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所以台湾研究可谓是一个综合研究、跨域研究，涉及到诸多交叉的学科知识。
大陆涉台研究机构一般是根据台湾研究的方向来设置研究所或者研究室，这体现了研究的专业性，每个方向的背后其实都有一个主要学科背景，需要运用到相关学科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历史、语言、文化这些人文学科领域，与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等社会科学领域，在研究范式、理论和方法上都各有不同、都有各自学科长期累积形成的规律性认识和方法论，这些不同的特点也会反映在台湾研究学者的研究思维和方法上。
台湾研究发展到今天，如果想要实现理论研究的突破，或者要用研究想更好地指导实践，那么推动跨学科的融合发展自然不可缺少。比如，不管在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两岸经贸和国际经济活动等领域，需要以政治经济相结合的视角切入研究，就更加能够掌握它的发展脉络和走向，当然单纯的经济观点能够解释一些问题，但越来越难以解释更多的、更深层的问题。至少近些年，政治因素对台湾经济的复杂影响出现了明显上升的趋势。这只是以一个例子说明学科融合在台湾研究中的重要性。
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也需要融合起来，透视历史能够更好地观察现实问题，同样跟踪研究现实也能够更好地反思历史过程。现在在社会科学领域，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运用得越来越多，一些理工科的学科知识，也被社会科学研究者使用，这也是台湾研究可以借鉴和创新之处。
第三，问题导向。
社会科学研究是要聚焦问题、解释问题、研究趋势、解决问题的。在很大的面向上，台湾问题研究是政策性研究，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自然更加鲜明。坚持问题导向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涉台研究的问题导向就是要围绕如何为解决台湾问题创造条件，如何不断推进祖国统一进程和历史大业。当然，不同的时代背景，研究的具体内容和要求是有所区别的。大陆涉台研究机构从上世纪80年代建立起来，并且数量、规格不断扩大，一直关注两岸关系的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也关注涉台外部因素的矛盾与问题。
那么，在新时代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在问题导向上需要进行哪些思考，要抓住哪些重大重要的问题开展系统研究，以及进行一些前瞻性研究，的确值得认真讨论。我想有两个方面可以探讨：
首先是祖国完全统一的实现形式和历史条件。大陆学术机构和学者对“两制”台湾方案作了有意义的研究，发表了一些重要学术成果，今后还可以根据形势的发展和政策的需求，进一步开创思维、丰富内容。
其次是祖国统一的外部因素演变趋势。冷战时代、后冷战时代以及中美战略竞争时代，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时代背景和外部挑战是不一样的，一些传统的研究思维和路径依赖可能需要调整改进，使研究者的主观认知更加符合客观情势。在这个方面，需要我们花大气力去系统深入研究美国、日本以及欧洲国家关于台湾问题的观念、政策与行为。
从过去的经验来看，问题导向除了发现、描述、解决问题，还要尽可能挖掘问题背后的深层次背景与原因，从单个、少数问题的表现形式探讨一些结构性或者规律性的认识，进一步增强涉台研究的前瞻性、预见性。
第四，研究方法。
涉台研究方法一直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学科研究方法的创新，进行不断的丰富与拓展。时至今日，资料研究、档案研究、实证研究、田野调查、问卷调查、访谈式研究，都在大陆涉台研究机构有相当范围的使用，取得了良好的研究成效。
我个人认为比较研究的方法有助于研究人员深化对研究对象和问题的认识。一方面是纵向比较研究。也就是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研究。在台湾地区“大罢免”过程中，从赖清德进行的“团结十讲”前几讲来看，很多论述漏洞百出，甚至暴露出违背历史史实的说辞。研究当前的台湾政治现象甚至是乱象，离不开对台湾地区制度演变的历史研究，对制度史的研究不应该是静态的回顾，而是从权力与制度二者互动的视角去回溯、体认。因为台湾地区每一次重大制度变迁包括前后七次“修宪”，都充满了政治算计和政党利益。所以，以一种动态的、发展的观念去做历史研究是必要的，这对青年学者有参考价值。
研究台湾地区小党、第三势力的现状与发展走向，也离不开对台湾地区选举制度发展和选举史的研究。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党、亲民党、台联党、时代力量的起起伏伏，就可以总结选举制度包括简单多数制、单一选区两票制对第三小党的结构性影响，就会体认到小党冲破制度的束缚进行修正制度的难度非常大，大党不会轻易允许小党改变结构和现状。
另一方面是横向的比较研究。涉台研究的两岸关系领域其实需要有横向思维。在两岸关系不同的功能领域，指导思想、制度结构、政策行为、运作模式等等都有很大的不同，这些差异性对解决台湾问题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在解决具体问题中会带来哪些影响，是从事涉台研究者难以回避的。横向比较研究还表现在对岛蓝绿白各个政党的研究当中，政党历史、政党文化、权力结构、选民基础等各方面，都需要进行比较式分析和认识。
对年青学者，值得注意的是，不能简单地套用一些政治学理论或者国际关系理论，来解释或预测涉台领域的问题，因为台湾问题具有太多的特殊性。随着台湾研究队伍的扩大，以及更多受到学科系统训练的研究人员的加入，一些新型的研究方法也可以加以运用，比如大数据分析法、推演模拟法，总之在研究过程中增加客观性要素，提高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水平。
第五，新兴领域。
台湾研究一直与中国国家统一的形势、台海局势的变化以及台湾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变化息息相关，不管是理论研究还是政策研究，都是基于客观事实与实践发展而来的。这里所指出的新兴领域指的是与传统研究关注的重点有所不同、但又是日显重要的问题。
比如人工智能时代对两岸关系的长远影响，两岸经历了各自实现工业化、走进信息化，这样一个过程对两岸关系产生了很复杂的外溢性影响。那么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快速推进，又会给大陆与台湾各自带来什么样的变化，给两岸的社会、民意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带来什么的趋势，这带有一些前沿思考，但肯定是未来我们需要面对的情况。
再比如受AI技术的发展，大语言模型、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的快速迭代，人类的认知域与政治、安全相关问题的研究显得更加重要起来，除了传统的硬实力、软实力问题，认知域、认知空间成为国际政治和地缘竞争当中的一个新兴话题，在两岸关系包括当前的“谋独”与反“独”的现实斗争中也越来越多的表现出来。认知域在两岸关系领域的表现形式，既有认知问题的一般规律，有的指出了“认知域作战”“认知战略”，但肯定也有它的特殊之处，这也值得仔细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