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我所研究员刘匡宇接受香港中评社采访，围绕赖当局持续升级扩大阻挠两岸青年、学术和社会等各方面交往动向，谈大陆逐步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投射到两岸关系，有效遏阻民进党当局“拆桥断流”，不断巩固对台海形势的引导力和主导权。采访报道如下：

刘匡宇：大陆有“以治理推进统一”的态势

刘匡宇现为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科研室副主任、研究员，《中国台湾研究（英文）》副主编。

刘匡宇表示，台湾当局以所谓“资安风险”“网站渗透”等理由封禁“台青e家”，本质上属于典型的“口袋罪”和“帽子罪”，相关借口纯属欲加之罪，岛内舆论对此也未必买账。大陆方面已经作出回应，依法依规收集最小必要的信息，严格保障用户资安，民进党不要贼喊捉贼、无事生非。

刘匡宇说，值得注意的是，台湾社会本身长期面临严重的个人信息泄露和电信诈骗问题，电子诈骗案件频发，但民进党当局并没有真正将保护民众个人信息作为治理重点，却在封禁“台青e家”时突然以个人信息安全作为说辞，这反而说明其真实目的并不在于所谓资安问题，而是意图通过这一借口抹黑封堵两岸青年交流，岛内舆论也很难买账。

刘匡宇指出，这一事件实际上反映出民进党当局存在比较明显的“绿色独裁”行政扩权问题。岛内学者也指出，台湾社会经常强调民主法治、现代治理等政治理念，但现代数字治理强调法治原则和比例原则，更不能因为政治需要就简动辄蛮横采取封禁措施。即使根据岛内的政治观念，民进党当局既缺乏充分可信的理由和法源依据，也没有展现规范、理性的行政方式，而是找一个理由把网站封掉，甚至叫嚣“不服来告”，这种撒泼耍浑的无赖破防和非法粗暴的挑衅行径，恰恰反映出其面对两岸青年交流的新动能新趋势新形态时，既焦虑恐慌，又不择手段。众所周知，争取不到青年广泛支持一直是赖清德当局的心头病和敏感点。

刘匡宇认为，从大陆角度来看，“台青e家”的出现实际上是两岸青年交流发展到新阶段的必然产物。当前两岸青年交流的形式和内容正在发生阶段性演进，其内涵和外延都在不断拓展。过去两岸青年交流更多是暑期团、夏令营、旅游等以活动为中心的交流，属于事件驱动型、活动驱动型交流，尚未建构起可持续、可重复，机制化、日常化的交流模式。但现在越来越多台湾青年对大陆的需求已经从“来看看”转向“来学习、来就业、来创业”，甚至希望长期生活、发展。这说明两岸青年交流的供需关系正在发生深化。

刘匡宇分析，因此，“台青e家”的价值就在于降低两岸青年交流的交易成本和信息差。一方面，台湾青年可能有来大陆求学、就业、实习和创业的需求，却不知道应该寻找什么机构、企业和渠道；另一方面，大陆企业和机构拥有相关机会，也未必能够找到合适的台湾青年。平台的作用就是把双方需求连接起来，提供信息、资源、关系交互的可靠节点，减少交易风险和沟通成本，提高各方收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台青e家”的政治色彩并不突出 而是两岸青年交流走向更加务实、深入和常态化的具体体现。

刘匡宇强调，从更深层次看，大陆有“以中国式现代化治理推进统一”的能力和态势。民进党陆委会攻击大陆是“未统先治”，虽然这种气急败坏的说法带有明显的政治偏见，但其所反映的现象和心态值得关注。即在两岸尚未实现最终统一的情况下，大陆已经通过交流、经贸、就业、教育以及公共服务等具体实践，将自身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逐步体现在两岸关系之中。大陆学者也有描述是“统一后治理的政策前置”。民进党对此心生恐惧，但又感难以抗拒，因此往往会有各类非理性的对抗式表达言行。

刘匡宇表示，所谓“治理”，并不是简单地提出政治主张，而是要做正确的事，用正确的方式，真正解决实际问题。比如，大陆在台岛东部海域展开海上巡航执法、交通管控、海洋扫测等方面工作，就属于落实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的依法行政和海疆治理；为台湾青年提供学习、就业、创业机会，搭建权威、可靠的平台机制，同样属于治理的范畴。核心在于，大陆如何更有效、更深刻地把自身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转化为具体的政策效能，让两岸民众在实际生活中能够感受到这种治理能力。

刘匡宇认为，民进党当局之所以对“台青e家”这类平台心怀戒惧，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担心台湾青年通过实际接触大陆，发现大陆与民进党当局长期塑造的形象存在明显差异。如果台湾青年通过求职、实习、创业等渠道发现大陆能够提供大量机会，就可能重新认识大陆社会和经济发展状况。民进党长期以来的一些政治叙事，本身就建立在信息差之上，而两岸人员往来越深入，这种信息差就越难维持。

刘匡宇表示，因此，对于大陆而言，两岸交流不应该因为“统战”一词在岛内被污名化就回避使用这一概念。相反，应该更加正本清源地解释统战的含义。用比较通俗的方式说，就是把朋友做多、把敌人做少，争取更多台湾民众理性客观全面认识和看待大陆的道路理念、多元面貌与发展成就，理解和支持两岸同属一中的法理事实，增进两岸心灵契合和情感认同共鸣。只要是通过和平交流增进理解、减少误解，就没有必要因为民进党当局对“统战”一词的污名化而畏手畏脚。

刘匡宇指出，大陆更重视致力的是，把我们的政治主张具象化，持续转化为台湾民众可以实际感受到的政策红利。两岸交流不是停留在口头上欢迎台湾青年，更是通过具体政策解决他们在求学、就业、创业、生活等方面的实际需求。比如今年大陆推出新的惠台利民十项措施，其中针对台湾远洋渔民提供避风靠泊、补给以及上岸交易等便利，就是针对台湾民众实际需求解决具体问题。这类政策之所以受到关注，民进党当局不敢对接，正是因为它不是抽象的表态，而是直接解决了具体困难，能够真正赢取人心。

刘匡宇分析，台湾青年到大陆后的真实体验，本身也是一种重要的交流成果。应该让他们在学习、就业、创业以及日常生活中真正看到大陆的发展机会。特别是大陆近年来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直播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方面发展迅速，而台湾部分青年在岛内可能缺乏接触这些产业的机会。

“台青e家”此前发布的一些实习、培训机会，例如赴深圳学习互联网直播运营、营销和相关技能，开拓对于世界和行业日新月异变革发展的认知，就属于比较典型的案例。

刘匡宇提出，两岸青年交流如果能够持续深化，最终可以逐步形成三个层面的结构。第一是“观念结构”，通过长期交流，让两岸青年从彼此隔离的认同情感和认知观念走向更加深入的相互理解；第二是“利益结构”，两岸青年不只是一起吃饭、旅游、交朋友，而是可以进入产业分工、创业合作、职业发展和资源互惠的实际关系之中，形成更加紧密的利益联系；第三是“关系结构”，随着越来越多台湾青年在大陆学习、工作和生活，他们的社交网络也会逐渐与大陆以及两岸共同市场产生更加紧密的联系。

陆生赴台审批收紧　刘匡宇：台当局两手策略

中评社北京8月16日电（记者　黎人恺）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曾在就任时高喊“欢迎陆生来台”，但却传出陆委会及台“教育部”收紧审核大陆研修生和教师来台申请。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刘匡宇14日接受中评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台湾社会的一个问题在于，知识精英群体尚未充分建立起通过政治、法律和制度规范来制衡行政权力的机制。重要的是台湾社会自身能否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主动形成跨阶层、跨领域的政治表达和社会行动。

刘匡宇现为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科研室副主任、研究员，《中国台湾研究（英文）》副主编。

据台媒报导，台湾多所私立大学陆续收到台“教育部”的函文，针对来台短期研修交流的大陆研修生、随团教师来台交流案申请，要求补充资料并提出说明。台“教育部”声称，依照相关现行“陆委会”公文，进行审查时，以所谓专业性、关联性、必要性三项作为项目评估的考虑因素。

刘匡宇表示，赖清德上台后，一方面不断释放希望恢复两岸青年、文教交流的口头讯号，另一方面，教育部门、陆委会等具体执行部门却持续收紧陆生赴台的手续审批，这实际上是一种“两手策略”。台当局不可能完全、一刀切地中断两岸交流，因为这既缺乏岛内民意和相关法规的支持，也不符合美西方对其在两岸关系上保持一定“交流”姿态的要求。因此，赖清德需要在口头上塑造一个支持两岸和平交流的形象，同时在实际执行层面通过行政手段不断压缩交流空间。

刘匡宇认为，美西方不断提醒赖清德要推动两岸交流、对话，并不是希望看到两岸真正开展深度交流，而是希望赖清德至少维持一个“开放”的善意和“主动”的姿态。这样一来，赖清德可以在政治叙事上宣称自己主张“两岸和平和对话沟通”，转而指责大陆“不愿意交流”，最终导致两岸关系持续紧张，进而为其推动所谓“以武拒统”、强化所谓“备战”寻找理由。因此，口头上的交流主张与实际政策之间存在明显落差，是赖清德当局两岸政策的明显的虚伪性、投机性和对抗性的体现。

刘匡宇指出，民进党当局在实际操作中暂时不会公开宣布“完全停止两岸交流”，也轻易不会激进通过修改法规、废除政策等方式进行一刀切限制，目前更多采取行政和技术性手段，通过收紧行政裁量权来产生实际效果。比如，过去陆生赴台的审核也有相关标准，包括所谓不得违反岛内现行法规以及台当局有关两岸关系的规定等，但过去行政部门可能只要求申请方作出原则性说明，现在则往往对细节进行更加严格、繁琐的审查，让申请院校不堪其扰、知难而退，或者用拖字诀把活动或行程搅黄。

刘匡宇还提到，除了台当局明确的政策导向外，台湾行政文官体系本身存在较强的官僚惯性。当上级释放出“抗中”的政策信号后，基层执行部门即使没有收到明确的政策阐释指令，也可能主动揣摩上意，把相对含糊的政治表述，执行成无限上纲的荒诞政策。因此，最终呈现在公众面前的，就是行政部门不断扩大裁量空间、收紧审核标准，并给学校、学生和教师增加大量程序性、技术性的负担。

刘匡宇认为，民进党在行政操作上尤其擅长通过政策、资金和项目导向实现阻挠、转向和脱钩。蔡英文执政初期就提出减少对大陆的关注、加强所谓“新南向”的政策导向。当时台湾科研项目和经费的审批就已经出现明显变化，一些高校教师希望开展大陆研究，却越来越难获得相关课题和资金支持。过去台湾对大陆研究曾是重要学术领域，相关机构、专家和研究力量都较为集中，但随着政策和资金导向发生变化，学术界逐渐转向美国、日本和东南亚等方向。这种影响并非局限于短期交流，而是会对整个学术生态产生长期影响。

刘匡宇说，从目前情况来看，两岸高校交流已经处于明显收窄、降温的状态。陆生主要分为学位生、交换生和研修生等类型，其中学位生和交换生的数量已经非常少。尤其是在疫情之后，民进党当局借疫情之机进一步收紧相关政策，甚至一些已经在台湾就读的陆生，返乡过年后也可能面临无法及时返台的情况，只能延迟毕业。

刘匡宇提到，根据台“陆委会”的数据，2015学年大陆研修生来台人数约为3.4万人，大陆学位生新生注册人数为3019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但此后逐年减少。2016年，民进党上台，台“教育部”统计显示，2025年大陆研修生为3030人，大陆学位生仅1081人。因此，整体而言，两岸教育交流的规模已经大幅收缩，而赖清德任内可能希望进一步将其压缩至最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

刘匡宇表示，学术研究和人员交流具有很强的惯性，一旦形成方向性转变，未来即使政策重新放开，也很难迅速恢复。比如一名学者原本从事大陆研究，但如果政策收紧导致其无法发表论文、出版专著、获得研究经费甚至影响职称晋升，他就可能转向其他研究领域。等到政策重新鼓励两岸研究时，他也未必愿意重新转回来，因为新的研究方向已经形成积累。同时，高校和研究机构还会担心政策是否会再次反复，两岸学术交流既有的互动基础和机制成果一旦被破坏，短时间内很难恢复。因此，两岸研究和交流一旦长期降温，短期内很难恢复，除非两岸整体形势出现结构性的好转。

刘匡宇强调，要改变当前两岸交流受到限制的状况，要更清楚让岛内认识到这对台湾的教育、学术和青年带来的巨大损害。过去更多被强调的是中端交流在资金和科研方面让台湾高校蒙受巨大损失。而实际影响远不止于此。6月10日发布的自然指数2026科研领导者榜单数据显示，中国大陆继续位居全球科研产出榜首，并成为全球十强中唯一一个在2024年至2025年间科研产出实现两位数增长的国家。在自然指数追踪的七个学科领域中，中国大陆在五个学科领域位居全球第一，包揽全球十强院校机构的九个。

刘匡宇说，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科研，再到产学研转化、创新创业和产业升级转型，大陆的发展优势和地缘五缘临近不容台湾忽视和放弃，台湾社会最大的发展短板，有且衹有通过深化两岸交流，实现融合发展才能找到出路。

刘匡宇认为，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必须让相关议题“破圈”。如果陆生问题始终被认为只是“几个陆生”的问题，高校交流被认为只是“大学和大学”的问题，那么很难形成足够大的社会关注。真正需要让台湾社会意识到的是，这不仅关系到某个学生、某所学校或某一个行业，而是关系到行政权力边界、社会开放程度以及不同群体的基本利益。如果能够形成这种跨行业、跨阶层的认识，就有可能推动不同社会力量形成“反独倒绿”联合阵线。

刘匡宇指出，一个潜在契机是今年底的台湾“九合一”选举。如果在野党能够围绕两岸交流受到限制的问题加强介入和监督，并将不同领域的个案串联起来，就可能形成一定的政治压力。但如果每一个受到针对的机构和群体都只能单独应对，而在野党又没有持续介入，那么这些个案就很难形成足以冲击民进党政策的“爆点”。

刘匡宇分析，目前台湾社会的一个问题在于，知识精英群体尚未充分建立起通过政治、法律和制度规范来制衡行政权力的机制。如果每一个个案都只是忍让，每一次行政限制都只是被动接受，那么民进党当局就可能不断推进政策边界。所谓“契机”并不一定是突然出现的某一个事件，更重要的是台湾社会自身能否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主动形成跨阶层、跨领域的政治表达和社会行动。

“你不为他人说话，最后也没有人能为你说话。”刘匡宇说，“否则，当各个群体都被逐步削弱之后，最终可能发现整个社会不同阶层的自由和利益都已经受到侵蚀，而届时再寻求改变，难度将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