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7日，以“时代变局与两岸关系未来”为主题的第十二届两岸智库学术论坛在江苏省无锡市举办。本届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全国台湾研究会、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台湾二十一世纪基金会共同主办。两岸50余位学者围绕两岸关系发展态势交流研讨。

孙中山先生建国方略是从中国国家大一统的思想出发，从心理建设、物质建设和社会建设三个部分，提出救国图强、统一中华的宏伟愿景。建国方略所蕴涵的哲学思想、经济战略和民主政治，反映了当时中华民族革命先行者对于国家前途命运和道路选择的思索与期盼。建国方略也折射出当时中国积贫积弱、亟需改变的状态。一百年后，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追求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得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既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也具有中华文化和中国制度的独特属性。立足于21世纪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海峡两岸同胞理应携手壮大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促进两岸融合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的图景与实践

在大变局的时代，尽管全球地缘政治紧张与冲突日益频发，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面临前所未见的挑战，但中国始终是全球秩序的稳定力量，是维护者、建设者、优化者。从大国关系层面，中国积极努力维护主要大国之间的和平稳定关系，在相互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增进合作、管控分歧、避免冲突，反对以武力手段解决国家之间的矛盾和问题。只要全球大国关系保持总体稳定，国际秩序也将维持基本稳定。这是中国能够发挥的重要积极作用。从国际关系层面，中国积极努力推动国际关系走向多极化、民主化，主张国家间关系平等有序，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在科技革命爆发和全球治理赤字并存的时代，中国积极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团结自强，继续深化区域经济合作与一体化进程。从地区关系层面，中国强调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防止单点矛盾升级演变成对抗冲突。

中国是典型的陆海复合型国家，地缘安全和周边环境相比美国更为复杂。中国快速发展数十年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无疑体现了高超的战略思维和卓越的执政品质，展示了中国发展具有经久的战略目标、强韧的战略耐力、强大的战略执行力。1979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表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国家发展进步，对中国式现代化本质特征的认识不断成熟。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五个方面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特征。历史纵向或者当下横向比较，中国的战略规划与战略实施的协同质效显著，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优势。若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美国，中国制造业规模保持全球第一的地位已经16年，门类体系完整的优势在逆全球化阶段更加彰显。以持续发展经济为基础，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和国家基础建设，支撑社会、文化、生态、军事和治理等各方面建设，是中国发展的重要经验。十五五规划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五年。中国经济不再追求简单化的规模效应，而是更加注重高质量发展，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中国发展理念和思维的深刻转化，充分体现在《十五五规划》纲要当中。未来，科技上自立自强，经济上两个循环畅通，全面统筹发展与安全等，将更好支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成稿于1917至1919年间，在思想理念和目标追求上与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一定的相同之处。《建国方略》始终以完整统一的中国为思想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前提，以大中国观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作为凝聚人心、统一思想、实干兴邦的基础，以立足国情的具体实施方案作为现代化追求的蓝图。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知行合一的哲学理念，以正确的创新理论作为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方针，以久久为功的毅力精神阶段式推进，既立足实际而不好高骛远，亦胸怀远志而不固步自封。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提出之时，中国仍然是农业社会，手工业生产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尚未开启工业化进程，远落后于欧美工业国家。孙中山当时超前和大胆提出中国的实业计划，交通建设涉及铁路（包括欧亚铁路系统）、运河、治河、港口,创立造船厂，发展工业和矿产业等。并且指出，“此四万万人之中国一旦发达工商，以经济的眼光视之，何啻新辟一世界？”如今，这一新世界已然呈现。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2000年中国的GDP约1.22万亿美元，人均GDP969美元；2025年GDP19.6万亿美元，人均GDP1.39万美元。中国打造出5万公里高铁网络，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5G通信网络，新能源汽车实现弯道超车、产销量位居世界第一，一带一路跨国跨洲运输走廊日益成型。《建国方略》设想的欧亚铁路体系，已在稳步推动构建，将促进中国—中亚互联互通，欧亚大陆在物理空间、经济空间、人文空间上加强联通。中国有14亿人口和超过4亿中等收入群体，拥有全世界范围的超大规模市场，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器。这些成就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印证了道路选择、战略选择与创新选择深度融合的实践伟力。

中国式现代化决定两岸关系方向

两岸关系的主导权在中国大陆，台湾的前途在于中华民族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将不断厚植中国综合实力、国际影响力、价值感召力，将对两岸关系发展和祖国统一产生历史性的深刻影响。

众所周知，特朗普的外交决策模式封闭化、随意化、短期化，呈现小圈子形态。“美国再次伟大”成为共和党的口号，美国国内政治制衡效应弱化，特朗普战略盲动行为更多。2026年美国对委内瑞拉、伊朗的军事行动和战争行为，直接冲击了二战后国家间主权平等、不使用武力的国际秩序观。当今时代，并非单一大国可以主宰世界、控制国际关系，国际主要力量分化重组的进程加速。在美国战略界看来，后冷战时代的终结，以及全球地缘战略竞争时代的来临，使得美国必须摘掉国际关系道德主义的束缚，更加秉持权力决定利益的现实主义逻辑，以实力和地位出发谋求单边利益。加之特朗普的交易型政治与外交风格，极限施压和零和博弈的手腕，均严重挫伤了美国的软实力，美式价值观和政治主张的全球吸引力下降。21世纪20年代全球科技发展迭代加速，地缘冲突频繁出现，国际规则意识淡化，威胁性因素大于建设性因素。中华文化讲究和而不同、和合共生、和谐相处，中国在世界上代表的是和平的力量、发展的力量，明确拒绝国强必霸的逻辑，积极探寻人类命运共同体道路。中国的道路、路线、政策主张具有稳定性、持续性，不会朝令夕改，不会另起炉灶。这将更为彰显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塑造力。

当前的两岸关系是国家完全统一进程中的一个阶段的两岸关系。它已经反映出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同时也表现出两岸关系的阶段性特点。理解近代中国历史和民族图强的奋斗史，有助于理解台湾问题的本质和解决台湾问题的意义。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具有无可辩驳的法律依据和事实基础。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是两岸关系的现状。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不能退让的底线。

赖清德上台后，以“两国”框架定位两岸关系，将大陆界定成“境外敌对势力”，其“台独”路线更加挑衅。台湾地区法律体现的“一中架构”，“三党不过半”的立法结构，仍然牵制赖清德的“台独”冒险。更重要的是，中国大陆牢牢掌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坚决遏制任何形式的“台独”行径。台湾社会要求维持现状、追求和平繁荣，国民党要求民进党删除“台独党纲”、承接“法律一中”，民进党“台独神主牌”困境越来越深。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反对“台独”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应有之义。中美共管“台独”的局面曾经在小布什时期出现，双方共同压制陈水扁“制宪”“公投”“入联”等激进“台独”，维系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局面。2026年5月13-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中美元首举行会谈，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5月17日，白宫公布事实清单指出，美中应在公平互惠的基础上，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方将中美关系新定位高度概括为包括“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这一新定位的势能将会体现在政策举措和实际互动当中，自然包括台湾问题。在走出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进程中，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敏感性不可轻视。中国政府向来从核心利益、国家战略和民族大义的高度来处理台湾问题，不容许也不会姑息“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干涉国家实现完全统一。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承担守约原则的国际法义务，需要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美国政策上的漂移、偏离和违背，必然会破坏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导致双方关系的紧张甚至倒退。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战略认知出现了偏差，将中国的完全统一与美国的亚太利益相互对立，采取挑衅性政策和改变现状措施，使得中美在台海的战略缓冲区遭到压缩。美国对台政策的可信度逐步降低。2025年特朗普政府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吓阻台海冲突列为优先，采取不支持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立场。与此同时，美国全球战略资源调配更加捉襟见肘、顾此失彼。在台湾议题上，特朗普访华后表示“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 “现在那里有人想推动独立，这是很危险的事。他们之所以推动独立，是因为想打一场仗，而且以为背后有美国支持”。从特朗普看来，台湾问题仍然在美国以台制华的战略棋盘上，但他不愿看到“台独”破坏现状引发中美之间的大国冲突。美国的战略模糊是一种基于实力与利益的政治精算，它将会随着中美力量对比的进一步缩小而更趋实用主义。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将会以渐进式、递进式的过程将美国推出台湾事务。

创新推动两岸融合发展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它也是两岸同胞接受、追求和实践的共同价值，体现价值理念的最大公约数，超越了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

深化两岸交流融合，是维护两岸和平稳定、实现两岸繁荣发展、增进两岸同胞利益福祉、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必然选择和长远之策。两岸融合与治理领域的政策和制度创新，是维护台湾同胞权益、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重要路径。其内涵十分丰富，涉及两岸民生、经济、社会、政治诸领域，涵盖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立足国家发展实际，以循序渐进、因地制宜、从点到面、稳妥有效的思路，持续推进两岸融合与治理工程，构建具有中华民族特色和两岸特点的机制、路径和模式。两岸融合与治理工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正式出台，坚持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践行“两岸一家亲”理念，突出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努力在福建全域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闽台基础设施应通尽通,构建立体式综合性对台通道枢纽。福建与金马地区“通水、通电、通气、通桥”，基础设施联通是构建两岸和平繁荣的重要实践。大陆惠台措施是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两岸同胞一家亲的理念，将融合观念与治理思维相结合，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的实践路径。

两岸融合发展与治理工程必须依托和借鉴中华文化。两岸中华文化一脉相承，台湾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早已融为一体，不存在跨文化交流的障碍。这不仅降低沟通交流成本，而且因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使得两岸社会层次的融合与治理，拥有独特的中华文明底蕴。多元一体，兼收并蓄，开放包容，守正创新，这些理念无不体现于两岸融合发展的实践。中华文化具有巨大的话语权，在两岸关系属于“强共识性议题”，是抵御“台独”论述的有力武器，是可以引发两岸同胞共鸣的精神资产。

两岸融合发展与治理工程必须加强经济合作与利益交融。大陆推动涉台经济合作，具有天然的地理、文化、经贸、交流基础。三十多年来，两岸经济贸易交流合作迅猛发展，从相互隔绝走向相互依赖，从单向局部走向双向整体。这是两岸关系发展的宝贵财富和雄厚基础，必须维护好、拓展好。据海关总署统计，2024年两岸贸易总额2929.71亿美元，同比增长9.4%。其中，大陆对台出口751.89亿美元，同比增长9.8%；大陆自台进口2177.82亿美元，同比增长9.3%。2025年保持稳步增长势头，两岸贸易总额达3143.3亿美元，其中大陆对台出口增长11.2%，大陆自台湾进口增长6.0%，其中电子零组件比例过半。发展两岸经贸关系原本属于“共识性议题”，台湾多数民众予以接受和认同，受到两岸政治分歧的影响有限并且可控。然而，近些年出现逆全球化思潮，美国将经贸问题“泛安全化”，民进党推动两岸“脱钩断链”，并且将两岸经济相互依赖扭曲为台湾的单边脆弱性，导致两岸经贸合作成为“争议性议题”甚至是“对抗性议题”。两岸经贸议题在台湾政治场域时常导致难以调和的价值观与利益冲突，成为政党间博弈的焦点之一。推动两岸融合发展与治理工程，仍然需要筑牢两岸经济互嵌式融合的压舱石，在全球产业链分化重组的背景下，在两岸经贸领域拓展更多“整合性议题”，减少冲突性认知和背离式政策。大陆科技创新进步，新兴产业发展，对外贸易整合能力提升，都是促进涉台经济合作的有利条件，能够拉高合作层次，拓展合作深度。未来大陆涉台经济政策的议程设置、结构面向、发展潜力，可以进一步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图景与实践相匹配。

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地缘冲突使得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不确定性增大。国际安全领域的“黑天鹅事件”不断发生，对海峡两岸均带来挑战。台湾经济结构失衡，核心产业外移，长期看竞争力流失风险增大。两岸经济结构各具优势并且互补，经济、能源和产业合作可以发挥协同整合与扩大效应，使两岸经济韧性更强、创造力更强，有利于中华民族整体经济利益。尽管两岸经贸关系出现新的转变，台湾的半导体、电子零组件、服务器等先进产业，若能够在更广范围、更深程度融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特别是新质生产力构建，不仅将是台湾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增长点，而且是大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点。十几亿量级人口的现代化，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其实现过程和成功实践的影响、意义和价值将是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现代化所无法相比较的，必然将改变全球力量对比、实力版图和格局秩序。台湾同胞积极参与和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也必将有全新的获得感、价值感、归属感。

国家统一既是大义，更有大利。和平统一后台湾将会拥有“七个更好”。当今世界，东升西降，西乱中治。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向前发展，将为两岸融合发展提供更强劲的动力和更有利的历史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