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大陆综合实力的稳定提升、两岸关系的不断深化以及国际战略格局的新变化，民进党两岸政策的“台独困境”日益凸显。民进党两岸政策究竟会否再次转型，若转型又会在何时转、朝哪个方向转、程度与策略如何，这些关键问题已引起各界高度关注。笔者认为，受党内外诸多因素制约，尤其是党内权力纷争激烈，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民进党仍将推行以“台湾前途决议文”为基调的“温和台独”路线，不可能实现以放弃“台独”路线为标志的两岸政策再转型。
一、制约民进党两岸政策调整、转型的主要因素
民进党从1986年成立至今，在两岸政策上历经多次调整。1991年，民进党通过“台独党纲”，确定“台独”路线。1999年，为适应新的形势，民进党又抛出淡化“台独”色彩、有条件承认“中华民国”的“台湾前途决议文”，完成了一次并不彻底的两岸政策转型[1]。然而，民进党在2007年通过“正常国家决议文”，公开谋求“法理台独”。经历2008、2012两次“大选”失利，民进党的两岸政策再次到了转折的重要关口。根据美国学者罗伯特?哈莫尔和肯尼斯?琼达构建的政党变革理论，政党变革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外部刺激和内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2]。民进党两岸政策调整、转型进程同样受到诸多因素制约。
（一）两岸形势发展变化是促进民进党两岸政策调整、转型的关键因素
随着大陆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理念及大陆对台政策逐步得到岛内主流民意普遍支持。民进党以“台湾前途决议文”为基调的两岸政策保守性、负面性日益凸显，受到的外界质疑也越来越多。“台湾前途决议文”虽承认台湾的名字叫“中华民国”，不再追求建立“台湾共和国”，但声称“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民进党声称“新法优于旧法”，“台湾前途决议文”取代“台独党纲”作为其两岸政策新的“基本方案”，但“台独党纲”至今未被废除，更重要的是，要论“新法”，“正常国家决议文”才是该党最新的纲领。这种被“台独”意识形态笼罩的两岸政策在新的两岸形势面前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一方面，民进党无法与共产党展开对话，无法展现稳定两岸关系的能力，让民进党自外于两岸党际交流和两岸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也让不少绿营支持者丧失享受两岸和平红利的机会；另一方面，它也无法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无法维系台海和平，也就无法令大多数期盼两岸和平稳定的岛内民众放心。因此，民进党两岸政策若不及时调整、转型，不仅无法适应新的两岸发展形势，还将被渴望两岸和平发展的岛内主流民意所抛弃。
（二）美国等势力是影响民进党两岸政策调整、转型的主要外部力量
作为干预岛内政治发展重要外部力量的美国，对民进党的政策走向具有重要影响。长期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以及与民进党交往的态度均具有极强的“两面性”。一方面，随着近年来中美实力的消长，中美战略互相需求的增多，美国不愿看到民进党“法理台独”将其卷入两岸战火，破坏其台海地区的利益，因而公开批评“法理台独”，要求民进党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动与大陆交流。2012年“大选”期间，美国虽公开表态“不选边站”，但因对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的“台湾共识”存有疑虑，对民进党重返执政不放心，最终通过宣布给予台湾“免签证”待遇、公开肯定“九二共识”等方式，发出力挺马英九的关键信号。2013年苏贞昌赴美活动时，美国知名学者葛莱仪明确透露，“如果民进党没有提出一个北京能接受的‘九二共识’替代方案，美国为了确保两岸关系稳定，不可能在2016年台湾‘总统’大选中保持沉默”[3]。另一方面，为确保台海和平稳定处于“可控制的不稳定状态”，尤其是出于“亚太再平衡”战略需要，美国仍扶持、利用民进党等“台独”势力，牵制国民党，阻挠两岸关系深入发展。可以预期，美国反对“法理台独”、纵容“渐进式台独”、要求两岸和缓的策略将对民进党两岸政策调整、转型的方向、深度产生重大影响。
（三）岛内政党竞争环境是影响民进党两岸政策调整、转型不可忽视的因素
根据政党变革研究学者威尔逊的研究，“某种外部因素，尤其是竞争环境和影响环境的因素的变化，为政党变革开辟了道路。”[4]从这一角度而言，民进党两岸政策转型还与岛内政党竞争环境的变化以及竞争对手的发展状况有关。
在政党竞争体制下，“政党实现自己目标的绩效越差，政党变革的压力就越大” [5]。民进党之所以在2008年、2012年两次“大选”中败北，“台独”施政、贪腐形象显然是两大重要因素，而以“台独”为指导的两岸政策更是“票房毒药”。民进党执政时期，频频制造两岸紧张，失去大多数选民信任，最终丢失执政权。2012年“大选”同样如此，“未来事件交易所”民调显示，约有70万中间经济性选民在投票前，对民进党两岸政策不放心， 5.75%原本喜欢蔡英文的中间经济性选民因担心民进党上台影响两岸关系而改投马英九[6]。选后，岛内民调显示，49.6%的民众认同民进党应该废除“台独党纲”，另有高达66%的受访者认为民进党不应排斥跟中国大陆交往[7]。可见岛内多数民众期待民进党进行“台独”路线转型，尤其是期待民进党与大陆改善关系、开展交流。
主要竞争对手国民党的执政状况变化、两岸政策走向也对民进党两岸政策调整产生联动效应。若国民党继续得到多数民意支持，保持强劲上升势头，尤其若在两岸政策上迈出更大步伐，取得更多政绩，民进党调整两岸政策的压力就会越大。反之，若马当局执政陷入困境，两岸政策又没有太多进步，民进党调整两岸政策的压力就会越小，转型的动力就会不足，该党一部分人甚至幻想依靠马当局执政低迷，在不调整两岸政策的情况下重返执政。
（四）党内权力核心的变化、群众基础的构成是民进党两岸政策调整、转型的决定性因素
政党变革理论认为，政党领导者是政党变革的最关键推动力量。根据肯尼斯?琼达的研究，“选举失利并不能够构成变革的必要或者充分条件，还必须结合考察组织行动者的因素，无论是环境的还是内部的冲击都可能产生重要的变革刺激，但是决定突变最终会否发生，还取决于政党的行动者是否允许或促成他们这样”[8]。从这个角度分析，民进党两岸政策转型能否实现，关键取决于政党领袖或是主导联盟是否允许或促成。若党主席或者主流派系都认为两岸政策改变有利于巩固和保护自己的权力，有助于民进党夺取政权，其两岸政策调整与转型的步伐就会加快。若党主席或主流派系认为调整与转型没有必要，或者认为调整与转型“收益低于成本”，就会抵制调整与转型的发生。当前，“倾独”支持者占民进党支持者50%左右，“台独基本教义派”对民进党权力结构和政策调整仍具重要影响。民调显示，“蔡苏配”支持者认同调整“台独党纲”的仅有36.2%[9]，这是民进党领导人必须顾虑的政治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