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台湾经济起飞迈向快速发展阶段，民众文化教育普及程度不断提升，中产阶级兴起，要求民主权利的呼声日渐高涨；与此同时，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蔓延至亚洲，面临内外多重压力的台湾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顺应潮流进行“政治革新”，逐步开启民主化的进程。从1980年代末迄今20多年时间里台湾“民主化”取得了备受关注的重大进展，但也出现了“台独”思潮泛滥、民粹政治以及形式民主等异化现象，不仅影响了台湾民主的品质，也对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制造了新的障碍。台湾只有走出意识形态左右的负面选举的迷思，才有望提升民主政治素质，培植台湾社会乃至两岸共同的价值认同，促进台湾的社会和谐、经济繁荣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

一、台湾“民主化”的兴起与发展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国际背景

第一，反对外国殖民压迫与国民党威权统治是催生台湾社会迈向民主发展之路的内在因素。自17世纪开始，台湾就遭到荷兰、西班牙的侵略，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与澎湖列岛，台湾又陷入日本的殖民统治长达50年之久。为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殖民统治，台湾人民通过各种方式，进行了长达数十年可歌可泣的斗争。台湾人民的英勇斗争是中华民族反对外国殖民侵略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反映了台湾同胞不屈不挠的爱国精神和不甘当亡国奴、渴望当家作主的愿望，包含着丰富的民主内涵。

1945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台湾重归祖国怀抱。台湾光复后，期待当家作主的台湾同胞面对当时的国民党当局的腐败独裁专制统治十分失望，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发，台湾民众要求民主自治，进行政治改革，但被国民党当局予以镇压，“台湾进入一段很长很长的政治冬天”。1949年国民党从大陆败退台湾后，实行长达38年的“戒严”统治，对台湾社会实施严格控制，严禁一切违禁言论、出版、罢工以及游行活动，强行剥夺了台湾同胞的民主权利，但台湾同胞的自由、民主愿望强烈，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抗争。上世纪50年代，雷震、殷海光等自由派知识分子不畏强权，通过《自由中国》杂志宣扬民主自由思想，公开表达对国民党独裁专制统治的不满。60年代，《文星》杂志积极传播民主、法制、人权等观念，对台湾社会尤其是青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70年代台湾学术界又以《大学》杂志为阵地倡言政治革新，挑战国民党独裁专制统治体制；与此同时党外势力迅速发展，社会运动风起云涌，强权政治显然已难以阻挡台湾社会的民主潮流。国民党当局为维持其统治地位，被迫提出“政治革新”的主张。1987年7月台当局宣布废除“戒严令”，国民党独裁专制统治体制打开了缺口，也为台湾民主政治的发展开辟了通道。

第二，台湾经济高速发展，教育水平普遍提升，为台湾民主化创造了客观条件。上世纪70至80年代台湾经济高速发展，据统计，1960年至1986年，台湾“国民生产总值”由621.43亿元新台币增加到26756.14亿元新台币，增长了43倍。[1]至上世纪80年代，台湾基本上跨入了发达社会的行列，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与此同时，1986年台湾开始实施“九年国民教育制度”，初中入学率大幅提高，已接近100%，大学教育也步入大众化阶段，社会整体教育水平得到了提升。经济的快速发展、产业结构的迅速变化以及民众文化教育水平的显著提升推动了台湾阶级关系以及社会结构的变化，使得民主化的新兴力量不断成长壮大，特别是台湾社会的中产阶级以及相关利益团体迅速兴起，到20世纪80年代，台湾中产阶级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越来越多的民众不满足于政治现状，求新、求变，希望分享政治权利，推动了台湾社会政治经济转型。

第三，大陆方面推动改革开放以及“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对台政策的提出冲击了台当局的“反共戡乱”体制。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与此相适应，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了“和平统一”的方针，实现了对台政策的重大转变，并最终确立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对台大政方针。在大陆改革开放与和平统一政策的影响下，台湾社会对国民党当局的“三不”政策愈益不满，要求“三通”、“四流”的呼声越来越高，一些台湾民众不断突破国民党当局的禁令来大陆探亲、旅游，两岸同胞长期隔绝的状态终于在1987年被打破，两岸民间交流迅猛发展，两岸经贸往来快速升温，岛内掀起“大陆热”极大地冲击了国民党当局的“戒严戡乱”体制。

第四，美国对台湾民主化的影响。众所周知，美国长期支持国民党政权，但国民党当局的专制独裁集权政治与美国崇尚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相悖，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台之间的沟通，使美国难以进一步控制和利用台湾。为了更为有效地利用台湾继续牵制中国，美国加大了对台当局压力，“鼓励”台湾民主化的发展。而且，两岸一衣带水，同根同源，台湾实现民主化成为美国的“民主盟友”，便于美国以台湾为跳板向大陆输出所谓的“民主”价值，对大陆推行“民主外交”，进行“和平演变”。基于此，上世纪50年代初美国政府就提出要“促使国民党政权进行政治变革”，[2]60年代美国务院出台的“对华政策研究报告”进一步指出“继续运用美国的影响力和援助影响台湾，适时地推动台湾出现一个以大众支持为基础的政府”。[3]1978年美台“断交”后，美国仍与台湾保持密切联系，持续关注台湾民主政治的发展。冷战结束后，随着美对华推行“民主化”战略的确立，美国推动台当局加快民主化进程的力度进一步增大。1985年7月，美国国会两院联席会议通过了“台湾民主修正案”，声称台湾的“充分民主为台海和平前途之要件，美国应鼓励台湾当局依台湾关系法之精神努力达成此一目标。台湾若能朝更民主的方向前进，将有助于美国民众对台湾道义与法律上的支持”。[4]在美国的影响下，台湾快速向西方民主体制靠拢，并通过选举平稳地实现了两次政党轮替，成为美国眼中所谓“成功的故事”。

第五，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对台湾民主化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1974年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始于南欧，在此后的十余年时间里，不但席卷了拉丁美洲、部分中东国家，也很快波及到东亚，1986年“二月革命”结束了菲律宾马科斯政权20年的专制统治，1987年“改宪运动”结束了韩国的威权统治。菲、韩两国民主化的推进，激励着台湾的民主化运动，“在民主价值被普遍接受的世界上，权威体制的合法性问题日益加深”，[5]进行民主化改革成为国民党当局谋求统治正当性、合法性不得不为的选择。

二、台湾民主政治的进步与异化共生共存

上世纪80年代末台湾在野势力推动台湾社会民主化进程以来，台湾逐步实现了从威权统治到民主政治的转型，民主政治取得了值得肯定的进步，“戒严体制”瓦解，开放党禁、报禁，民众获得了言论、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实现了包括领导人在内的各级公职人员直接选举，在没有暴力流血的和平环境中完成了两次政党轮替，在保障人权、关怀民生、促进社会发展等领域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同时与之相伴的民主异化现象也令人遗憾，尤其是民粹政治、“台独”乱流以及形式民主等现象明显影响了台湾民主的品质，成为阻碍台湾民主深化和实现转型正义的顽疾。

第一，民粹政治践踏台湾民主精神。由于对历史认知的差异，台湾社会存在着省籍、族群的分歧，这种分歧起初并不是台湾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在李登辉、陈水扁主政20年的操弄下，台湾民众认同出现混乱，省籍、族群对立与统“独”对抗交织在一起，台湾社会被严重撕裂。尤其是民进党通过各种手段制造“爱台、卖台”、“台湾人、中国人”、“本省人、外省人”、“本土政党、外来政党”等二元对立的概念，更加激化了台湾社会的统“独”与族群矛盾。这种民粹政治所表现出来的对抗性、自闭性、排他性与民主政治本来的包容、多元、平等等价值格格不入。有台湾学者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台湾搞的所谓的“民主改革”，其实根本不是“民主”，而是一种“民粹主义”，“是东方专制传统和西方民主思潮结合后，所产生出来的一种怪胎”。[6]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政策都失去理性讨论的空间，只有主权认定，只有帽子与标签”。[7]民粹政治侵蚀了台湾的社会资本与信任关系，挫伤了台湾民众对民主政治发展的信心，有调查显示，台湾民众对台湾民主运作的满意度并不高，仅有50%左右，近半数的民众认为台湾民主不可能解决经济发展和治安等社会问题。[8]

第二，“台独”乱流阻碍台湾民主进程。特殊的历史遭遇，使台湾民众萌生了强烈的“悲情意识”与“出头天”心理，他们希望分享政治权利，掌握自己命运的意愿尤其强烈，这种“要求当家作主管理台湾的愿望是合情合理的、正当的，这不同于‘台湾独立’，更与极少数坚持要走‘台独’道路的人有着根本的区别”。[9]但在李登辉、陈水扁的政治操弄下，民众的正当民主权利诉求被引向危险的“台独”方向。

李登辉主政期间鼓吹“主权在民”，借所谓的言论自由姑息纵容“台独”思潮和活动。李登辉通过公开邀请海外“台独”分子回台参加“国是会议”以及修改相关法律规定使“台独”活动由海外转回到岛内，由地下转到地上，由“非法”变为“合法”，“台独”分子通过选举“合法”登上“公职”位置。为实现“台独”目的，李登辉还借民主化之名，多次进行“宪政改革”，力图构建与“中华民国在台湾”相适应的政治体制，严重践踏“宪法一中”的精神；李登辉并以所谓“民主”之名打击异己，将外省籍传统势力逐步排挤出国民党权力核心，使国民党在组织和思想上逐渐发生蜕变，成为其推动分裂路线的工具。李登辉执政12年，推行以“分裂分治”为核心的“改革”，推行“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分裂路线为“台独”坐大提供了温床，而所谓的“选举政治”、“选举文化”事实上推动“台独”势力化暗为明，为民进党上台执政打下了基础。

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将“台独”主张变为具体政策，不仅变本加厉推行“去中国化”，培植以台湾为主体的历史文化认同，致使具有浓厚分离倾向的“台湾主体意识”在岛内恶性膨胀，更全面推行“台独”路线，借“公投”、“宪改”推动“法理台独”，将两岸关系推向危险边缘。与此同时，陈水扁当局还利用执政资源扶持资助“独派”媒体，打压非绿色媒体，岛内言论自由的空间被限缩。对此，岛内学者痛心地指出“民主被用来精心包装‘台独’，民主被用来激化省籍情结与族群对立，民主被操弄成选举的割喉战，用民主把‘公投’化作挟持选票的手段，以民主绑架两岸议题坠入民粹锁岛的死胡同”[10]。

第三，形式民主伤害台湾民主品质。台湾的民主制度按照西方“民主政治”的模式所建立，在这种模式下，选举制度的确立通常被视为衡量民主程度的重要指标，程序民主被津津乐道，选举与民主画上了等号。从历史发展的进程和经验看，必要的程序以及选举制度的确立是民主政治的要件，但这并不表示程序与选举等于民主。事实上，选举与程序仅仅是民主的组成部分，而非民主的全部。一个好的民主制度除了要建立适合的选举机制外还应涵盖更多的内容。若仅仅将民主视为一种程序，将民主等同于选举，而不关注民主的实质、民主的实在价值，这只是一种形式民主。“选举中心论”对民主品质的伤害显而易见，由于社会对民主的关注焦点集中在选举上，使得已经培养起来的民众朴素的民主情感难以被引导内化为民主信仰，民主文化被狭隘化为选举文化，一切围绕选举，以选举论成败，法治精神、道德伦理、政治责任、权力制衡等成为民主的“绿叶”，因而在台湾选举中权钱交易、黑金政治、暴力事件、选举“奥步”层出不穷，民众一人一票选出的领导人也会无视法律与道德贪腐成性，也就不觉得奇怪了。而在“选举优先”的考量下言论自由也变味走调，为了争取选票，政治人物无不以凸显两岸差异为噱头，大肆宣扬“台湾主体性”，“统一”成为禁忌，偶有敢于公开谈统一者不是被去职，就是遭到口诛笔伐，[11]所谓的言论自由已沦为谈“台独”的自由，谈统一不自由，这显然与民主包容、多元、自由的精神不符，与民主的实质相悖。从令人困惑的形式民主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启示：“如果仅仅满足于挥舞民主的大旗，不对各种民主类型的利弊和适用条件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那么在冒然进行的民主化过程之中，必定会旧弊未除，新乱丛生”。[12]岛内学者石之瑜针对台湾民主过分强调选举尤其是直接选举所造成的种种乱象直言，“全面直选在台湾制造的情感对立远远超越民主所能化解，台湾以其儒家文化与后殖民历史，应避免采取全面直选，才能釜底抽薪，来避免搅局者或选举奥步”。[13]

三、走出操作统“独”、省籍议题的迷思，推动台湾民主优质化，聚同化异，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共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携起手来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着眼于两岸关系长远发展和民族复兴，总结台湾民主化的经验教训，以下几点是值得我们思考与注意的：

第一，台湾民主理应回归到公共政策与经济民生等议题上。近年来，从台湾的几次重要选举看，公共政策取向的选举策略及投票行为开始受到选民的应有重视，但总体而言，对民主的理性思考还未能超越统“独”对立与族群诉求，台湾社会和谐被扭曲，族群融合被裂解所造成的伤痕也不易弥平，在台湾选举中真正能够影响各政党选举策略拟定的关键因素，显然仍然是一种基于政治情感的投票取向。[14]]当前，民进党仍没有对否认“九二共识”，坚持“台独”路线作出深刻的反省，甚至声称“台独党纲没有必要动”，这对台湾社会的安定和谐，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始终是一种重大变数。民主政治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一个不断超越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台湾不能囿于政党与政治斗争，更不能让“台独”覆盖民主政治的颜色，唯有走出操作统“独”、族群、省籍议题迷思，回归公共政策议题和民生诉求，才能维护台湾社会和谐、推动经济成长、保障民生安定，才能厚植台湾民主根基，推动台湾民主的不断进步，促进两岸对民主的共同认同。

第二，必须尊重两岸各自的民主与社会制度的不同。1949年以来，两岸走上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对如何实现民主、实现什么样的民主，各自都有不懈的探索，并建立了不同的民主政治制度。历史已经证明，一个国家或地区实行怎样的民主制度，归根到底取决于广大人民的意志，取决于其具体情况和历史文化条件，很难找到两个在实现路径与制度表达方式上完全一致的民主政体。这就是说民主制度及其实现方式，每个国家或地区可以有所不同，尽管民主制度发轫于西方，但并不意味着民主只属于西方。若仅仅以西方的价值观与经验作为评判是否民主的唯一标准，不出意外，两岸民主比较的天平将失去平衡。民主是多元多姿多彩的，多元是民主的重要价值，如何实现民主、实现什么样的民主，东西方或两岸需要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探索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因此，要抛弃狭隘的地域主义与民族主义，抛弃那种“非此即彼”、“不是我吃掉你，就是你吃掉我”的冷战思维，要充分尊重两岸社会民主政治制度的不同，用客观的态度评价两岸的民主政治。

第三，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大陆的民主制度。任何一种民主制度都需要随着社会进步而不断的完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也处于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中。建国以来，大陆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废除了实际上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确保了国家政权机关和领导人员有序更替；不断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人民实现了内容广泛的当家作主；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深入开展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建立健全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保证决策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等。[15]但由于大陆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区域差别大、公民民主素质参差不齐，使大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也面临着诸多难题，如“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具体制度方面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在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发挥人民创造精神方面还存在不足”。^[16]只有摒弃西方视角下的民主偏见，用实事求是的态度观察与研究大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既肯定社会主义民主发展所取得的成绩，又能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民主政治尚待进一步完善的现实，才能够得出客观理性的评判。

第四，化异聚同共同推进两岸民主政治的进步。我们要尊重两岸民主制度的各自相同特点，而不能因对方的民主制度与已不同就予以否定，甚至给对方穿上自认为适合的民主外衣，应倾听、包容、理解对方，应善意建言，而不是恶言相加。我们要尊重两岸民主制度的差异，但并不代表两岸在民主议题上没有交集，“民主是个好东西”^[17]是两岸的共识，两岸对民主基本价值的追求存在着目标上的一致性。“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包括大陆和台湾在内的中国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家园，两岸同胞有责任把她维护好、建设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靠两岸同胞共同奋斗，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局面要靠两岸同胞共同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成果由两岸同胞共同享有”。^[18]唯有两岸同胞共同奋斗、共同开创，才能化异求同扩大两岸在民主追求上的交集点，使两岸民众在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过程中相互促进，共同享有更实在的民主，才能不断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