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27日，由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主办、全国台湾研究会、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协办的“首届两岸智库学术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以“两岸关系：理论创新与深化合作”为主题，海峡两岸30余家重要学术机构和知名智库的12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参加。
2008年以来在两岸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两岸交流交往日益密切，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和进展，但两岸一些深层次问题与矛盾日渐浮出水面，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入所谓“深水区”。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步入深化发展阶段的新形势下，如何破解制约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结构性障碍？如何以理论创新更好的诠释与解决两岸关系发展中的新问题？首届两岸智库学术论坛紧紧围绕两岸新形势设立四个子题，即：“深化两岸合作路径”、“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理论创新”以及“两岸政党互动模式探讨”，与会学者展开深入讨论。现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节奏，进一步深化两岸合作的路径
第一，如何更好的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进程与节奏。台湾学者在这一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当前两岸之间的互信仍很脆弱，“九二共识”作为两岸之间“最大的共识”，台湾虽“能勉强接受”，但部分台湾民众对“一中框架”心存忧虑。与此同时，大陆对台湾坚持以“一中各表”解读“九二共识”不能认同。鉴于此，两岸当前应思考的是如何继续巩固并扩大“九二共识”，继续通过经贸文化交流累积两岸互信，而不是试图在政治议题上寻求突破着急往前走。另一种观点认为增进两岸的政治认同是深化两岸合作交流的必由之路，“两岸争议的本质就是政治”，要从根本上解决两岸问题就需要从政治方面着手，不能总在经贸文化交流问题上打转。两岸经贸交流产生的经济利益不会自然转化为两岸的政治认同，而两岸文化认同也有别于两岸政治认同，也就是说纯粹的经贸文化往来，难以对建构两岸政治认同有帮助，经贸文化交流中的摩擦与矛盾甚至“可能增加彼此的不满乃至敌意”。今后要继续加强两岸经贸交流，但必须突破“先经后政”的思维，要“政经并行”才能破解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遇到的障碍，两岸执政当局及领导人必须积极引领，可以出台相关政策将文化与经贸交流所积累的成果扩散到政治领域。
大陆有学者提出，当两岸关系遇到挑战或面临逆境时，两岸执政当局可采取“有选择的激进主义”，择重点、难点进行政策创新，以便突破障碍结点，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进程。当前首应突破的难点问题是“国家尚未统一前的政治关系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
第二，如何通过将两岸更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共圆“中国梦”。大陆学者认为“中国梦”是与台湾前途息息相关的两岸共同的梦，台湾应该而且完全可以在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里扮演积极而重要的角色，两岸要同心协力努力共圆“中国梦”。但有台湾学者认为，两岸对“中国梦”的认知有所不同，对大陆而言“中国梦”是一个中性或褒义的表述，但对部分台湾民众而言“中国梦”意味着“统战”，是一个“饱含政治意图”的名词，因而顾虑重重。再者，大陆应该提出更为细致、更具说服力、更具操作性的政策，才能将台湾纳入“中国梦”，使“中国梦”与“台湾梦”有机融合。
第三，如何改善“两岸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大陆学者指出，两岸之间的制度供给不足问题广泛存在于国家制度、政权制度以及两岸经济、社会、文教共同事务合作治理等领域，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中存在着全方位的制度稀缺问题”。当前的制度难以适应两岸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的形势，影响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稳定性和效率，不利于两岸互利共赢，两岸要共同努力进行制度创新。只有建立更为全面、更为广泛、更为有效的制度，才能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因台湾的政党轮替而逆转，不因国际局势的变化而生变。
第四，如何促成“习马会”。两岸学者均认为“习马会”对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重要的意义。但双方在促成习马会面的方式上仍然有显著的分歧。大陆学者认为尽管“习马会”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但不应为了推动而推动，更不能不分场合，甚至借助APEC等国际场合促成。台湾学者认为2014年将在北京召开的APEC会议是难得的历史机遇，应该抓紧一切机会促成习马会。
二、创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理论，在某些重要结点问题上寻求突破
第一，关于两岸政治定位。两岸学者认为两岸政治定位问题是制约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结点问题。在处理方式上，学者各有思考。台湾学者多认为台湾社会各个层面均在不同程度上认同“中华民国”。泛蓝政党旗帜鲜明的坚持“中华民国”，泛绿政党总体上也不反对“中华民国”，只是主张“中华民国”是台湾，“主权”仅及台澎金马。而且台湾内部对“一中框架”、“一中架构”、“一中原则”等支持度不高，若大陆不接受“一中各表”就推动两岸政治谈判，将引发台湾内部强烈的反弹。所以，有台湾学者认为在处理两岸政治定位问题上两岸均应充分考虑双方的民意与各自的法理规范，并借鉴中外历史经验，建构“具有两岸特色的和平架构”。两岸特色指“两岸非国与国关系，但也不是一国内部中央与地方（特区）关系”。也有台湾学者提出两岸可考虑互相承认“一个中国重迭的主权”，尊重因历史原因导致的“两岸治权分立”，来解决两岸的政治僵局与难题。
大陆学者指出，大陆能够体谅台湾的关切及忧虑，两岸可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基础上就“一国”的具体内涵问题进行协商并达成谅解。在台湾方面明确宣誓“两岸非国与国关系”、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下，可允许台湾在某种程度上、通过适当的方式使用“一中各表”或“各表一中”，将有助于推动“一国两制”台湾模式的实践。有大陆学者建议要让更多台湾同胞体会到，一个中国是海峡两岸的共有资产，台湾同胞完全可以与中国大陆同胞平等的共同规划和建设我们共同的中国。
第二，关于建构“第三主体”。有学者提出可以通过建构“第三主体”深入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所谓“第三主体”是指在两岸公权力系统之外，“再建构一个能同时代表两岸的主体”，这个主体可以是以文献和协议构成的精神性体现，也可以是有形的组织。有的大陆学者主张“第三主体”与“一个中国”是扩展性的关系，可以两岸从各自解读一中扩展到双方共同认知、共同维护一中，从体现在文献中的、法理性的、精神性的“一中框架”，扩展到组织性的“两岸和平发展委员会”，或通过两岸官方的接触往来，促成两岸最高领导人的会面，再建立由双方人员共同组成的处理两岸事务的权威机构。总体而言，大陆建构“第三主体”是为了强化而非弱化一个中国，是为了推动两岸统一而非延缓两岸统一。
但在该问题上台湾学者多强调在两岸“对等”的基础上建构“第三主体”。有台湾学者再次强调今年5月台湾部分蓝绿人士所提出的“大一中架构”，该主张提出在“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上共组一个不完整的国家法人处理两岸事务。但有大陆学者质疑“大一中架构”是试图先确定两岸分别为“主权国家”，实质上是用“虚化一中”掩盖“实化台独与独台”。
第三，关于“一国两制”理论的发展与完善。学者们认为上世纪80年代大陆提出的“一国两制”是重大的理论与制度创新。时至今日“一国两制”在处理港澳台问题上仍然是最包容、最有创意的理论与制度模式。“一国两制”应保持其创新精神，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不断完善其理论内涵。有台湾学者提出台湾社会对“一国两制”仍有很多的顾虑，为打消这些顾虑，“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的具体实践中必须体现制度包容、制度借鉴与制度公平的价值，才能为解决台湾问题提供有价值的经验借鉴。所谓制度包容是法律赋予的对彼此制度的积极接纳。制度借鉴是两种制度具有互补性，可以吸收彼此有益的制度经验促进自我的发展与进步。制度公平是两种制度都要因地制宜，互不凌驾于对方之上。
对台湾社会对“一国两制”的误解与顾虑，有大陆学者表示尽管“一国两制”所设想的台湾模式较港澳模式更加宽松，但由于台湾当局的恶意政治宣导及媒体片面渲染歪曲等原因，“一国两制”在台湾已被“抹黑”，台湾内部理性讨论“一国两制”的氛围很难形成。与此同时香港的“一国两制”实践进入了一个瓶颈期，对台湾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大陆要正视台湾对“一国两制”的疑虑，既要坚持“一国两制”的制度精神，又不能僵化地看待“一国两制”。“一国两制”的具体制度安排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不断进步的，两岸双方应在“一个中国框架”下，共同商议具体制度安排，务实探讨如何建立更好的治理模式的问题，既不强迫对方改变，又让两岸的制度可以有效兼容，使两岸正能量更好的结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