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两岸图书出版业交流有过一些起伏，自2004年开始有了新的发展。目前，无论是两岸图书出版业界的交流，还是两岸图书交流渠道的完善，无论是从文化高度接受对方图书的意愿，还是两岸对对方图书读者市场的形成，都呈现出两岸图书交流具有的很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图书与工业制品和农副产品不同，价值体现在精神和物质领域，因此图书市场涉及到经济利益、文化习俗、意识形态、基础知识、政治立场等多重因素，图书出版业交流的发展，可以说是两岸交流向深度发展的重要标志。

　　一、两岸图书交流的起步、起伏到快速发展

　　由于图书属于特殊的商品，图书出版交流涉及的相关因素远多于经济领域，图书交流所受到的制约因素也远多于其他领域，因此图书交流走过的路也不平坦。自1988年7月台湾当局放宽大陆书籍等出版品进入台湾地区。从大陆带大陆图书进入台湾地区主要有两种渠道，一种是经过台湾书商提出专案申请，经有关当局同意，在台出售的大陆图书还要是繁体字本。既然是“专案申请”，则是从政治角度进行限制，很多图书则会因为政治原因，特别是因为李登辉、陈水扁当局对大陆的敌意而拒绝；既然是“繁体字本”，则是从技术角度进行限制，除了两岸合作出版或是特殊排版以外的绝大部分图书都被拒绝。因此，与两岸其他交流相比，图书出版交流起点低、增长慢、有起伏。

　　1988年7月至1997年5月，可以说是两岸图书交流的起步期。图书交流完全是应两岸读者的要求开展起来的，许多来到大陆的台湾同胞十分喜欢大陆图书，台湾图书出版业者看中这一商机，开始进行两岸图书交流。期间大陆图书进入台湾地区的数量近720万册，经核准在台发行则有1500余件(《推动知识共享的出版视听交流》，见《跨跃历史的鸿沟：两岸交流十年的回顾与前瞻》，台湾“行政院大陆工作委员会”编辑出版，1997年)。据台湾有关方面统计，仅1994年至1997年的4年中，大陆有关部门、机构申请在台发行制作图书即有925种、1273册，同意在台发行制作的图书达820种、1165册；台湾进口大陆出版品近400万种〈册〉（见《“中华民国”出版年鉴(1999年版)》第1296页）。从中可以看出图书交流起步不高，进展缓慢，原因主要是台湾当局对图书交流过分敏感，读者市场形成对大陆图书需要的心态需要一个过程，从事图书交流的业者也要经过必要的实践。

　　1998年迎来两岸图书交流的第一个高潮期。当时，一直在推行“实质台独”和“两国论”的李登辉，已经进入任期的最后阶段，由于倒行逆施，虽说不断强化对国民党的控制力，但对社会的控制力、公共权力的行使方面已经进入跛脚状态，其提出的“戒急用忍”对两岸关系和交流的冲击力度有限，两岸交流排除干扰正常进行，图书出版业的交流也呈现良好状态。此后3年台湾地区进口大陆图书的数量达到近300万册。其中，1998年进台图书是1230696册，1999年是901784册，2000年是943942册。两岸出版业合作在台制作的图书，1998、1999、2000年度分别是66、9、29种，78、44、52册（见《“中华民国”出版年鉴（2005版）》第490页）。经过十多年的观察和尝试，顶住台湾当局的种种限制和压力，两岸图书出版业交流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在台湾当局的政治限制和技术限制范围内，如何顺利进行交流，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建立了可行的渠道。

　　2000年民进党当局上台主政，加大力度限制两岸图书交流，在全面推进“渐进台独”和“法理台独”，冲击两岸关系和各项交流的同时，重申以往限制图书交流的法令，在2002年2月查扣“问津堂”书局数千册图书、“万卷楼”图书公司67箱图书，在社会上、出版界、编辑圈、销售业、读者中制造“寒蝉效应”。在“绿色恐怖”下，从事两岸图书出版业交流的业者所承受的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大为提高，直接导致两岸图书交流直线下降。2001、2002、2003年分别为509660册、420384册、560233册，3年的平均数约为2000年的一半，两岸图书出版业交流进入起伏期（见《“中华民国”出版年鉴（2005版）》第490页）。

　　2004年开始两岸图书出版交流全面回升，或者说两岸图书交流进入发展期。在岛内著名网路书店、拥有90家书店的“金石堂”主持评选的“2004年台湾出版十大新闻”中，“两岸图书贸易加温”、“大陆手机短信小说风潮吹进台湾”名列其中。这一评选具有相当的权威性，500位台湾媒体人、出版人、作家及“个人化书店”店长参与了问卷调查和评选工作。评选结果说明两岸图书贸易的新发展。2004年入台图书达到1002795册（见《“中华民国”出版年鉴（2005版）》第490页），虽说还没有恢复到1998年水平，与上年度同比已经达到近1倍。台湾有关书商估计全年进口大陆图书约9000万元人民币，如果按30元一本的话，书本数量惊人，发展势头继续看好。这一态势的出现，说明两岸图书市场已经充分认识到对方图书的文化价值，两岸图书出版业交流的正常渠道基本建立，两岸销售对方图书的行销网初步建立，两岸对另一方图书的读者群初步形成，两岸合作出版、转让版权、打击盗版的观念在强化及操作制度化，两岸出版业携手合作、共同进军世界华文图书市场已经成为共识。值得指出的是，在大陆的积极推动下，在两岸文化界的呼吁下，在两岸出版业的要求下，民进党当局于2003年7月开放简体本图书入台，对图书入台的政治限制有所放宽，有利于两岸图书出版业交流的进行。

　　从大陆带大陆图书进入台湾地区另一种渠道，是来往于两岸人员的随身携带。许多台湾同胞来大陆回台湾时，购买大陆图书是重要任务之一。台“中研院”文史哲研究所的研究员林庆彰教授回忆说，1989年时来大陆时，在台湾筹款300多万元新台币，在北京的中国书店一次就买走了18万册大陆版图书。书是人们可以自己采购、随身携带的，因而与两岸人员交流成正比状态，来往于两岸的人越多，作为重要采购物的图书也越多。自1987年11月开始两岸人员交流，到1992年突破100万人次，2000年达到300万人次，2005年480万人次，到2005年底总计已经超过3680万人次。根据台湾当局的规定，一般民众及机关团体学术研究需要，准许一般个人进入大陆可带回图书40种（每种限1册）、学者专家100种；大众传播机构、大专院校、学术机构等单位，以专案申请方式，则可总数不限（每种限2册）进口大陆图书参用（《留置大陆书／文教区公开贩售 新闻局将检讨》，参见2002年2月26日台湾《联合报》）。因此，仅从人员往来方面看，两岸图书非正式交流的数目可观。

　　实际图书数量远高于台湾图书主管当局的统计。台湾地区大陆简体字图书业界联谊会会长、台湾万卷楼图书公司总经理梁锦兴认为，近年来大陆的简体字图书在台湾的销售以每年3%－5%的速度成长。2004年大陆销往台湾的600万册图书，总额约1.2亿元人民币，在台湾销售金额近2亿元人民币，占台湾图书销售总额的1.2%左右（台湾地区欢迎大陆图书2005-08-03）。问题是专业年鉴统计的只有约六分之一，双方误差太大。还有现有的民间统计的图书交流数，应该是图书联合销售机构统计的图书，此外个体销售商通过相关渠道进口的大陆图书也有不少。因此，图书主管机构和社会机构统计之间的差距，社会民间机构之间统计的差距，导致台湾地区进口大陆图书的具体数字很难有效统计。

　　19年来，两岸图书经达了起步、发展到高潮的过程，虽说与两岸经贸往来和人员往来不同，与大陆拥有的600亿人民币、台湾拥有的近100亿人民币的图书市场相比，与2005年912亿美元的两岸经贸总额相比，两岸图书交流数量、规模有限，但由于符合图书编辑、出版、销售、交流规律，是经济和社会效益的产物，因而具有巨大的增长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