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辉在主政台湾十二年期间所推行的“务实外交”，竭力利用了国际大环境的变化及岛内政治经济情势的急剧变迁，把确立“主权国家”地位视作台湾“生存发展的重要目标”，竭力通过扩大与国际社会的联系，图谋使台湾问题“国际化”，两岸在国际上的斗争因此进入了统一与分裂的尖锐复杂的斗争阶段。本文拟从“务实外交”的阶段划分、特点、政策矛盾等方面进行分析评述。

　　一、“务实外交”的阶段划分

　　 自1988年1月到今年5月20日，在李登辉主政台湾的十二年多时间里，“务实外交”一直是其所竭力推动的一个重点。从岛内外环境和台湾当局的对外政策活动分析，“务实外交”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8年1月至1989年7月，“务实外交”过渡时期。这一时期李登辉主要是进行“外交”人事调整，为推行有别于蒋氏父子的对外政策捕路。在对外政策上李登辉自有一套主张，对推动涉外活动有极高的意愿，上台初他多次表示将尽力促进台湾“重返国际社会”，“升高并突破目前以实质外交为主的对外关系”（1）。为此，他首先在人事上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整。1988年7月台湾“内阁”改组，在涉及“外交”方面的人事调整上体现了李登辉的意图：让“守成有余”的连战去当“外长”，而安排“外长”呼声较高的“驻美代表”钱复担任“经建会主委”，并派出与钱复作风“大相径庭”的丁懋时接任“驻美代表”。在这一波的人事调整中，岛内议论最多的是连战由“行政院副院长”调为“外长”。按常识而论这样的任用是“降调”，李登辉找连战这样一个个性不明显、没有“外交包袱”的本土籍人士做“外长”，除了“外交人员本土化”用意之外，更重要的是企图藉“本土化”推行自己的“外交政策”。1988年10月，沈昌焕因批评台湾派出“官方”经贸访问团到苏联而遭反弹，李登辉即利用这次机会同意沈昌焕辞去“总统府秘书长”一职。沈昌焕在“外交”、“安全”决策方面甚为蒋经国所看重，堪称“位高权重”，因而有“外交部的太上部长”之称。而沈的对外政策立场与李有较大不同，只要沈仍在“总统府”任职，李便难以调整“外交政策”。因此，沈的下台亦是李准备全面调整对外政策的开始。此后，李登辉着手推动“驻外人员年轻化”，借人事管道的流畅，来提振“外交”人员的士气，企图以此扩大台湾的“对外活动空间”。经过上上下下“外交”人事调整，基本上为李登辉推行新的对外政策路线铺平了道路。

　　 第二阶段：1989年7月至1993年初，整合岛内对“务实外交”的共识时期。1989年7月台湾当局推出“格林纳达模式”，试图突破蒋氏父子所坚持的“汉贼不两立”的对外政策立场。此后，台湾当局为推行“双重承认”大肆用金钱收买一些贫穷落后的小国，但遭到当时台湾各界的强烈批评。因而，在暂时收敛“金钱外交”的同时，李登辉开始下大力气整合内部意见。1991年2月在李登辉主导下抛出的《国统纲领》，为两岸关系规划了三个阶段，并对两岸关系从“近程”走向“中程”设置了一个高价条件，为无制约地推行“务实外交”排除岛内思想障碍即是其用意之一。90年代初正值冷战结束、国际秩序处于重组时期，台湾当局即以此为切入点，大肆宣染台湾与国际新秩序的关系，图谋在舆论宣传上作“重返国际社会”的准备工作。1991年8月，李登辉的智囊机构“国家政策研究资料中心”带头召开所谓“台湾前途与世界新秩序”座谈会。接着，其它媒体和研究单位也相继举办所谓“中华民国与国际新秩序”和“多体制国家统一问题”研讨会，宣称以“分裂国家理念”解决台湾问题、突破台湾“外交困境”。1992年春，台湾“国统会研究委员”对“一个中国的涵义”展开研讨，作成对中国的主权予以“虚悬”的结论，试图通过虚化中国对台湾的主权拥有，突出台湾与祖国大陆“对等的、独立政治实体”地位。与此同时，台湾当局在对外活动中亦更加强调所谓台湾的“主权独立”性：对于其在“无邦交国”的机构名称，逐渐统一为“台北”或“台湾”；1991年还以“台、澎、金、马”名义申请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等。随着理论准备、舆论宣传及对外活动的展开，岛内对“务实外交”的共识渐增。1993年初，台湾朝野合力推动所谓“参与联合国”活动，标志着李登辉就“务实外交”对岛内各界共识整合的基本完成。

　　第三阶段：1993年初至1996年6月，全面推动“务实外交”时期。1993年，李登辉基本上清除了国民党内“非主流派”在台湾政坛上的影响力，全面掌控了台湾的党政军特大权，因此对“务实外交”活动更是倾尽全力。这一时期是“务实外交”活动的高峰期，表现为动员力量加入对外活动的全面性与推动“务实外交”活动的全方位性。前者即以“外交部”与其它“部会”、朝野政党与民间经贸、学术、社会团体的合力参与。后者则是在世界范围内根据不同的国家、地区或国际组织，运用不同的策略方法，谋求达到其既定目的。为此，台湾当局在非洲、拉美、南太平洋，甚至在东欧、前苏联地区进行以金钱收买“邦交国”的活动；利用“六年国家建设计划”和大宗武器采购等手段，在欧洲地区试图突破“传统外交”对台湾当局“务实外交”的束缚，并通过“以欧促美”和在美国大搞公关活动，谋求提升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实质关系”。在这段时期中，台湾与欧美国家之间的“互驻机构”层次有所提升，“官员互访”级别亦大为提高。“元首外交”更是李登辉所看重的活动，他从访问“邦交国”和一般性“无邦交国”开始，直至后来的访美活动，以及计划访问日本。尤其是到美国访问，加剧了两岸关系的紧张，导致中美关系跌入低谷。1993年台湾当局试图将台湾定位为“东南亚国家”，推出了“亚太战略”，企图通过“南向政策”拉紧同东南亚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同时竭力将“台湾的安全”与“亚太安全体系”挂钩，以进一步谋求“台湾问题国际化”。

　　第四阶段：1996年6月至2000年5月，“务实外交”的质变与没落时期。由于李登辉利用访美机会进行分裂中国的活动，祖国大陆被迫展开反分裂、反“台独”的斗争。李登辉访美造成两岸关系紧张和中美关系丕变，美国重新检视对两岸的政策，逐渐将其政策立场拉回到“一个中国”政策上。1997年和1998年中美两国领导人成功实现互访，中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美国宣布对台“三不政策”，这些均对台湾当局“务实外交”活动产生相当的制约作用。为突破困境，台湾当局试图将“务实外交”与大陆政策区隔开来，要求与美国发展不受祖国大陆影响的“平行关系”，并提出所谓“以战止战”的口号，企图在对外活动活动上继续与祖国大陆进行较量，其主要做法：一是以李登辉访问日本为目标，试图再次在“无邦交国”推动“元首外交”。二是在“参与联合国”问题上，通过其“邦交国”直接向联大2758号决议挑战，要求对该决议案进行“检视”。三是加大“固邦”和“拓邦”力度，台湾“外长”四处走访“邦交国”，甚至李登辉亲自上阵访问某些中美洲“邦交国”；提高“金钱外交”筹码，以数亿美元与非洲、南太平洋和东欧某些国家“建、复交”。与此同时，在两岸关系上，不仅推出“戒急用忍”的大陆经贸政策，而且在意识形态上进行反中国的宣传教育。在两岸关系定位问题上，日益朝着“国与国”的公开定位方向，声称不再讲一个中国，不然就会把台湾自己困住。直至1999年7月，李登辉利用接受德国记者专访机会抛出所谓两岸关系是“国与国的关系”的论调。这一阶段台湾当局“务实外交”日益走上与祖国大陆对抗之路，其“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为导向的特性日趋明显。然而，不管台湾当局投入多少人力、财力，在祖国大陆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世界上多数国家遵循一个中国政策的形势下，“以战止战”的策略挽回不了“务实外交”走下坡路的局面。

　　　　　　　　　　　　二、“务实外交”内容及特点

　　李登辉从蒋经国时期的“弹性外交”过渡到1990年开始推行的“务实外交”，用了一年多时间。在李登辉的主导下，“务实外交”不仅在内容上有别于蒋氏父子的对外政策，而且在本质上有所不同，并进而使两岸关系向冲突化方向发展。李登辉“务实外交”与蒋氏父子对外政策的不同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谋求“双重承认”

　　蒋氏父子主政台湾时期采取“汉贼不两立”政策立场，以“你来我走”的办法处理其“正式外交关系”。然而，到了李登辉时期，这一政策立场被抛弃，代之以所谓“双重承认”目标的追求，企图通过同与祖国大陆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建、复交”，达到确立其与祖国大陆“对等的、独立政治实体”地位的目的。1988年间台湾当局即对“双重承认”问题进行研究探讨并着手推动，该年10月设立了有新台币300亿元的“海外经济合作发展基金”，在发展中国家寻求“双重承认”即是该基金的其中一个目标（2）。1989年7月22日台湾当局宣布同祖国大陆有外交关系的格林纳达“建交”，制造所谓的“格林纳达模式”，并企图向国际社会推广。但不久，中国政府即宣布与格林纳达中止外交关系，首次粉碎了台湾当局“双重承认”的美梦。对此，台湾当局继续进行有关活动，于1989年10月至1990年11月，先后与利比里亚、伯利兹和尼加拉瓜“建、复交”。不过中国政府先后中止与上述国家的外交关系，使台湾当局“双重承认”图谋未能得逞。同时，台湾各界对当局的“金钱外交”提出强烈批评，台湾当局被迫调整“外交”策略，将对外活动重点转向中大型国家，并对将与之“建、复交”的小国进行所谓“效益评估”。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后，美国于90年代初开始对中国在其全球战略中的地位重新进行评估，国际反华势力则竭力鼓励台湾当局以“分裂国家模式”处理两岸关系。在此形势下，台湾当局对实现“双重承认”显得更为迫切。90年代前期，台湾当局几乎年年从祖国大陆邦交国中挖走一至两个国家；而对其将与祖国大陆建交或复交的“邦交国”，也不放过自认为可以获得“双重承认”的机会（3），南非即是台湾当局曾竭力谋求实现“双重承认”的国家。然而尽管台湾当局对南非进行种种利诱，台、南“断交”的态势却不可逆转。1996年11月27日，南非总统曼德拉宣布将在一年后与台湾“断交”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台湾当局以软硬兼施的办法挽回“邦交关系”亦未能奏效。1997年底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台湾当局被迫首先表示与南非“断交”，这一举措其实象征着近10年来台湾当局所追求的“双重承认”梦的彻底破灭，亦是台湾当局在非洲地区“建、复交”活动走下坡路的开始。1998年，台湾当局“邦交危机”频传，该年它接连失去4个“邦交国”，其中3个就在非洲地区。

　　 （二）推动“参与联合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支持国民党蒋介石政权，以所谓“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代表”的身份，占据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经过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多年努力，1971年第26届联大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所有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之唯一合法代表，并将台湾当局驱逐出联合国及其一切与之有关的组织。此后，蒋氏父子主政下的台湾当局虽对参与民间性国际组织采取“不回避、不退让”的原则，但对官方性国际组织则采取“一国一席”的政策立场。李登辉上台后，在加入官方性国际组织问题上，逐渐采取“一国两席”或“双重代表制”立场，以从另一个角度达到确立其与祖国大陆“对等的、独立政治实体地位”的目的。李登辉刚上台，就对参加国际组织与活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碍于其权力地位未稳固和其它因素，只得将有关活动集中在经贸性、功能性、区域性以及民间性国际组织上。对民间性国际组织，台湾当局订立了“广泛参与”的原则，并对联合国周边组织进行试探性活动。鉴于冷战结束初期联合国在解决国际和国内争端以及安全问题上的作用增加，台湾当局出于提高其“国际地位”考虑的同时，企图通过“参与联合国”，以达到借联合国制约中国大陆对台动武的目的。而当时在台湾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为“关贸总协定”的“观察员”等问题上，均获得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支持；台湾主要政治势力在推动“务实外交”问题上渐获共识，这些因素均加速台湾当局将挤进联合国问题提上议事日程的步伐。1993年l月下旬，台“外交部”公布“外交政策白皮书”，宣称加入联合国是今后“外交工作之重大目标之一”。该年4、5月间，李登辉公开表态“要积极争取参与联合国”，并使其“在两、三年内成案”。台“外交部”和“行政院”相继成立“参与联合国策略小组”和“参与联合国决策小组”，筹划有关方针和活动对策。同年9月，台湾当局通过中美洲7个“邦交国”在联大提案，要求设立“特别委员会”研究台湾“会籍问题”。但提案接连三年遭到联大总务委员会的否决。1996年台湾当局干脆通过其“邦交国”要求“检视”联大2758号决议案。此后，台湾当局的提案活动日益暴露出“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图谋。1998年提案称，“中华民国政府不再声称代表全中国，只寻求代表台湾的2180万人民”。1999年7月9日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台湾当局迫不及待地在该年的联大提案中塞进了“两国论”的内容。尽管台湾当局使出浑身解数，其推动“参与联合国”活动却一再遭到挫败。

　　 （三）大搞“元首外交”

　　自1949年国民党政权逃台到1988年，台湾最高领导人出岛进行访问活动一共只有两次，一次是1949年7月蒋介石访问菲律宾，另一次是时任“总统”的严家淦于1977年访问沙特。李登辉上台后醉心于“元首外交”，以抬高自已的身价，并彰显台湾的“独立政治实体地位”。因此，“元首外交”即成为“务实外交”一个较为重要的内容。12年中，李登辉共有6次出岛活动。1989年3月6—9日，李登辉以所谓“台湾来的总统”之名对新加坡进行访问。这是李登辉继任“总统”之职以来的第一次出岛活动，因而被其视作抬高个人身价之机会，也是其企图推动有别于以往的“弹性外交”的一次尝试。但是李登辉访问新加坡并不全然如愿，新加坡方面称他为“台湾来的总统”，李登辉对此表示“虽不满意，但能接受”。90年代中期，“务实外交”全面铺开，“元首外交”更是李登辉所竭力推动的重点，只要能走出去，名义可以五花八门。1994年2月9一16日，李登辉以“度假”名义对菲律宾、印尼和泰国进行“非正式访问”，企图为其“南向政策”造势，谋求出席该年在印尼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非正式领袖级会议，井为今后访问美国、日本等国铺路。1994年初在岛内盛传梵蒂冈和南非将与祖国大陆建交的情况下，李登辉于5月4一16日到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南非、斯威士兰等国进行“固邦”活动。李登辉利用这次活动争取“过境”美国，以试探美国对其“元首外交”的接受程度。然而，美国只同意其在夏威夷机场停留90分钟。1995年4月1—5日，李登辉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约旦，试图在中东地区扩大其影响。此后台湾当局加紧推进李登辉访美游说活动：通过美国会议员向克林顿政府施加压力；指使一些财团“赞助”康乃尔大学以换取邀请函；动员美国一些重量级新闻媒体为访美大造舆论。当时美国正处于调整和提高对台政策规格时期，1994年9月美国政府“审议”对台政策就是集中体现，于是就有了1995年6月的李登辉访美活动。李登辉利用这次机会，大肆散播分裂中国的言论。鉴于事态的严重性，祖国大陆不得不展开反分裂、反“台独”的斗争。这一斗争使美国政府的基本立场回复到“一个中国”政策上，并使国际社会认识到李登辉是“麻烦制造者”的角色。此后，李登辉出访“无邦交国”相当困难，多年来所谋求的访问日本之行更是难以实现。1997年李登辉为在中美洲“固邦”并显示其能“走出去”，再次祭出“元首外交”。该年9月4—19日，李登辉到巴拿马、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巴拉圭访问。这次名为“太平之旅”的“元首外交”是其在任的最后一次外访活动，它自始至终笼罩着浓重的“金钱外交”色彩，反映出台湾当局与该地区“邦交国”关系的脆弱性；“金钱外交”也引起岛内强烈的反对声浪，使李登辉此行的预期目标与实际效果出现较大落差。综观李登辉的“元首外交”，以“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为导向，从其“破冰之旅”到“护盘之旅”，愈益走向困境。

　　 （四）推出“南向政策”

　　80年代末，鉴于国际社会有关下一世纪是“亚太世纪”的预测，台湾当局对东南亚的政策转趋积极。在李登辉主政的12年时间里，台湾当局两次推出“南向政策”，试图与东南亚国家拉紧关系，以增强其抗拒与祖国大陆和平统一的实力。80年代末李登辉访问新加坡和在菲律宾推动“菲台互惠关系法”的制订，均未能使其捞到多少好处。相反，90年代初台湾当局在亚洲地区的“外交关系”面临空前的冲击。1990年8月至1992年8月，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沙特和韩国先后与中国大陆恢复或建立外交关系，台湾当局在该地区已无“正式外交”据点。而90年代初以来台湾的贸易重心却逐渐移向亚太地区，东盟国家和香港在台湾贸易中的地位开始上升。1992年，台湾对东盟和香港的出口额约236亿美元，占其总出口额的29％，首次超过对美国的出口。因此，1993年台湾当局正式推出所谓“南联北进西和”的“亚太战略”，这一战略的主要意图在于“立足东南亚”，推展“务实外交”。台湾当局自认为有与东南亚国家“平起平坐”的基本条件，企图以经济优势将自己融入东南亚国家行列。作为“亚太战略”的一个重要部分，台湾“经济部”于1993年11月抛出“南进政策说帖”，鼓励台商向东南亚国家投资；与之相配合，还推出了以台湾为本位的“亚太营运中心”政策措施。此后，在台湾当局的积极主导下，以台湾公营事业、国民党党营事业为先锋，结合台湾当局的经援政策措施，台湾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有所提升。台湾与东南亚国家部长级官员互访趋于频繁与公开。它们的“互驻机构”规格及其人员待遇有所提高，其名称由过去名目繁多的、不具代表性向更突出台湾的“独立政治实体”地位的“台北化”方向发展。然而“南向政策”的落实并非是台湾当局的主观意愿所能决定和控制的。台湾当局试图用“南向政策”促使台商“大陆热”降温的目的未能如愿；“亚太营运中心”计划却因李登辉对该计划的“检讨”和“戒急用忍”大陆经贸政策而大打折扣。1997年底以来，台湾当局企图利用东南亚金融动荡之机，重新开启了“南向政策”，其高层官员频频访问东南亚国家，加紧规划并推动有关政策措施，为其处于困境中的“务实外交”寻找突破口。尽管处在金融风暴中的某些东南亚国家为求得尽快度过难关，与台湾当局进行某种形式的官方往来，但是，总的来看，由于中国大陆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稳步发展，台湾当局企图利用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南向政策”等手段捞到政治“外交”好处是有限的。

　　从李登辉的“务实外交”推行情况来看，其特点主要有三个方面，即：渐变性、金钱性和对抗性。

　　（1）渐变性。以李登辉为首的台湾当局虽在80年代末仍在口头上表示要“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独”，但因“时机未到”，采取了“只做不说”，“少说多做”的办法，慢慢地将蒋氏父子的“外交政策”进行几近于“脱胎换骨式”的调整与改变。例如，在“双重承认”、“参与联合国”等问题上，李登辉主政下的台湾当局的有关态度均有一个渐变过程，先进行研究分析，从舆论、理论和组织等方面进行准备，一旦认为其时机成熟，即开始大张旗鼓的活动。李登辉在对外政策上采取渐变手法的原因主要有：一是祖国大陆坚决反对台湾当局的“弹性、务实外交”，同时祖国大陆以“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式先后与英国、葡萄牙政府就香港、澳门主权回归问题达成协议，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为此台湾当局受到较大的压力。二是90年代初以前美国对李登辉的对外政策调整态度不甚明朗，1988年至1989年间，美台关系还因“张宪义事件”和经贸问题出现一些摩擦，当时美国某些官员和专家学者还对两岸通过接触谈判解决分歧的态度转趋积极。三是李登辉政治地位还不稳固，当时仍在台湾政坛起作用的国民党元老一代均为“乡土观念极重的统派”，因而为谋求在1990年“总统选举”连任的李登辉不得不谨慎行事。四是80年代末岛内外对于统一的呼声较高，几千万生活在海外的绝大多数华人亦不赞成祖国分裂，刚上台的李登辉还不敢一下子就给自己戴上“逆臣”的帽子。

　　 （2）金钱性。以“建、复交”为例，台湾当局与格林纳达、伯利兹、尼加拉瓜的“建、复交”均是以1000万美元的经援代价换取的。由于与台湾“建、复交”的国家多以得到“实惠”为出发点，因而其“邦交关系”相当脆弱。90年代中期以来，不少“邦交国”相继弃台而去，台湾当局将维持30个“邦交国”作为“底线”，在采取多种“固邦”措施的同时，加强了金钱收买活动，使其“务实外交”的金钱色彩更加浓重。1997年与西非岛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建交”花了3000万美元；1998年11月20日与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建交”，答应向其提供1亿美元的援助；1999年1月27日与马其顿共和国“建交”代价3亿美元。此外，1993年9月台湾当局为换取中美洲7个“邦交国”在联大提案支持其挤进联合国，花了700万美元。此后，在联合国提案成了台湾“邦交国”向台湾当局伸手要钱的一个途径。为了抓住“千载难逢的好时机”，1999年6月7日李登辉亲自宣布，向科索沃提供相当3亿美元的无偿援助。李登辉的“务实外交”，不管是“建、复交”，还是“参与联合国”、“元首外交”和“南向政策”，无不与“金钱外交”相联系。

　　（3）对抗性。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岛内要求发展两岸关系的呼声甚高。1989年春，台湾当局为突破“外交困境”作出参加在祖国大陆举行的亚行年会的决定，引发了相当一部分台湾人士要求当局消除有关大陆政策禁令的呼吁。例如台湾30多个学术文化团体于该年4月9日提出“10项建言”，要求当局立即开放公教人员到祖国大陆探亲等政策。为此，台湾当局急忙撇清此举与大陆政策的“关联性”，声称参加亚行年会与其坚持的“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并无抵触，亦不意味海峡两岸经贸往来会因此更进一步。可以说，李登辉从一上台起，其所着眼的是“外交突破”，而不是大陆政策的开放。直至在李登辉主政后期，台湾当局仍坚持“官方层面”的“三不政策”与两岸不直接“三通”的政策立场。在李登辉当政12年时间里，其对“务实外交”推动的兴趣远大于发展两岸关系。对前者，李登辉全力以赴进行；对后者，则不时地拖后腿，甚至破坏两岸关系。为了确立台湾为与祖国大陆“对等的、独立政治实体”地位，李登辉不仅在国际上大搞以“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为导向的“务实外交”活动，破坏了两岸关系的发展氛围；而且还竭力“妖魔化”祖国大陆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并疏远和毒化台湾民众对祖国大陆的感情。李登辉的“务实外交”从最初的对外政策与大陆政策“并行不悖”，到后来的前者高于后者，以及所谓的“以战止战”，其所透露出的严重的分裂倾向和企图借助外力化解祖国大陆对其“务实外交”制约的做法，都不可避免地最终导致两岸的冲突与对抗。

　　　　　　　　　　　 三、“务实外交”政策中的矛盾

　　（一）台湾“自我定位”与国际政治现实的矛盾。李登辉上台后从抛弃“汉贼不两立”的政策立场开始，逐渐将台湾定位为与祖国大陆“对等的、独立政治实体”。不管是“双重承认”、“元首外交”、“参与联合国”，还是“亚太战略”与“南向政策”，“务实外交”所运用的这些主要策略手段均是为了实现李登辉所设计的台湾“自我定位”目标。李登辉的这种以分裂中国为导向的“务实外交”必然遭到祖国大陆的坚决反对。同时，这一“定位”’还使台湾当局面临两大难以克服的矛盾。一是历史理论方面的，勿庸赘述，台湾的地位早已由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几个国际协定所决定，它属于中国。不管李登辉主政下的台湾当局如何单方面宣布并进行“修宪”，表示放弃对中国大陆的主权拥有，声称两岸主权与治权“互不隶属”，这些均改变不了国际社会对台湾的地位所属早已作出的定论。二是国际政治现实方面的，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遵循一个中国的政策，使李登辉“务实外交”空间极其有限。

　　（二）“金钱外交”与财政、民意上的矛盾。由于1990年台湾当局大力进行“金钱外交”活动，对于“外交”经费需求越来越大，“外交”经费面临左支右绌的窘境。为此台湾当局大幅提高1991年度的“外交”预算，增幅高达47％，该项预算经费提高到新台币106.8亿多元。台湾当局以大量金钱推动的“建、复交”活动遭到岛内民众的强烈反对。这种“滥用纳税人的钱”的活动，在岛内被讥讽为“呆子外交”、“凯子外交”。因此，到钱复出任“外长”时，台湾当局不得不改变当时张扬的对外活动方式，转而采取较为隐蔽的方法进行。为了向台湾各界作出解释，表明其追求“双重承认”是“非金钱外交操作行为”，在经过近一年的编写之后，台湾“外交部”于1993年1月抛出了“外交政策白皮书”。尽管1993年后，岛内对台湾当局“务实外交”认同度提高，但是由于对外活动的全面铺开，以及与祖国大陆在国际上较量的难度加大，“务实外交”的金钱特色加重，其与财政和民意上的矛盾亦更加显露。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台湾岛内景气低迷，此时台湾当局财政预算吃紧，赤字高达5000亿元新台币，但是为了保持30个“邦交国”的“底线”，台湾当局进一步加大“金钱外交”力度，花了数亿美元先后与马绍尔群岛、马其顿、帕劳等“建交”。而为“固邦”、“拓邦”，台湾当局时而要求台湾民间企业到东南亚投资，时而号召到中南美洲设厂。对此台商多次表示强烈不满，认为当局的这种政策才是应该检讨的。1999年间，台湾当局在财政赤字高达2兆亿余新台币的情况下，还打肿脸充胖子向科索沃提供3亿美元的援助，此举着实让岛内舆论哗然。

　　（三）“务实外交”与中国统一的矛盾。80年代末，台湾岛内统独之争虽较激烈，但赞成统一者远高于倾向“独立”者。在台湾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和报禁以及有限度开放大陆探亲政策的形势下，岛内各界对台湾当局放宽大陆政策、推动两岸统一有相当的期待。1988年，台湾出现一些以“统一”名称命名的政党社团（4）；不少政、学界人士亦纷纷提出两岸统一方案。然而，李登辉则将此认定为“自乱脚步”，对台湾岛内各界要求放宽大陆政策的呼吁大泼冷水（5）。因而，在两岸交往过程中，台湾出现了“法律赶不上政治”、“政治赶不上现实”、“现实赶不上人心”的现象。在拖延两岸交流的同时，以李登辉为首的台湾当局则对“台独”活动进行姑息纵容。如“台独”分子的大本营“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于1988年6月26日宣布在台湾成立分会，同意“台独”组织“世界台湾同乡会联合会”于1988年8月间返台举行第15届年会，与此相配合，相当一部分“台独分子”被允许进入台湾，等。台湾当局对两岸交流和对“台独”问题的不同态度，种下了两岸关系紧张因子。而台湾当局在国际上大搞以“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为指向的“务实外交”，更是将两岸关系卷进了冲突的旋涡之中。9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当局采用所谓“以战止战”的方法，在国际上大搞“务实外交”活动，在两岸关系方面则拒绝政治谈判，并千方百计阻止两岸各项交流的进一步展开，从而使两岸关系呈现出尖锐复杂的斗争局面。

　　　　　　　　　　　　　　　四、总　评

　　后冷战时期，经济作用在国际斗争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为以李登辉为首的台湾当局利用其经贸实力推动“务实外交”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李登辉上台后，一改蒋氏父子“世界上最长的戒严政权”形象，大力实行“本土化”、“民主化”政策，并以所谓的“政治民主化”为切入点，寻求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对其确立与祖国大陆“对等的、独立政治实体地位”的支持。而冷战结束后，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成为西方国家一些坚持冷战意识者的眼中钉，他们竭力鼓吹“中国威胁论”，并千方百计要遏制中国，台湾由此成为西方遏制中国战略中一个重要的筹码。李登辉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试图通过“务实外交”达到海峡两岸“分裂分治”的目的。由此，祖国大陆在国际上与台湾当局的斗争性质已转变为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在反对“务实外交”活动的斗争中，台湾问题不仅成为祖国大陆与一些国家关系中的敏感问题，而且这一斗争已成为两岸关系尤其是两岸能否走向统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李登辉的“务实外交”活动不但一次又一次地造成了两岸关系的紧张，而且也给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带来了破坏性的影响。

　　同时我们也看到，不管李登辉在其主政后期如何卖力推动，“务实外交”其实已走进死胡同：一是“双重承认”彻底失败，“邦交国”数目逐渐减少。1997年底台湾当局主动宣布与南非“断交”，表明其多年所追求的“双重承认”之梦彻底破灭。由此而引发的“邦交危机”使其“邦交国”由最多时的31个跌到最少时的26个，为此台湾当局加大了“金钱外交”活动力度，收买“邦交国”的出手更为大方。尽管如此，台湾当局的“邦交国”一直未能突破其所规定的30个“底线数”。二是“参与联合国”活动一再受挫。由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立场，台湾当局的“参与联合国”活动不仅在联大年年遭到失败，甚至在联大提案、连署支持这一活动的国家亦逐渐减少。1999年，因为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包括美、英、法等西方国家往内，均在联大对“台湾参与联合围”问题表示反对意见，使台湾当局挤进联合国活动遭到空前的挫败。三是“元首外交”四处碰壁。李登辉在访问美国之后，摆出访问日本活动架势，以谋求扩大对“无邦交国”的访问范围。但是，由于李登辉访美后造成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的紧张，使美国进一步认识到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与敏感性。在祖国大陆的坚决斗争和国际社会日益遵循一个中国政策的形势下，李登辉在“无邦交国”搞“元首外交”已完全没有市场。四是在东南亚地区牟利空间狭小。自印尼、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建交以来，中国与该地区的关系稳步发展，“一个中国”原则已被该地区国家普遍尊重和接受。尤其是90年代后期，中国积极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政治经济往来，使中国与该地区国家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1997年12月中旬，中国与东盟9国首脑进行非正式会晤，10国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盟国家首脑会晤联合声明》，表示将加强合作，建立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从而使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种大的格局下，台湾当局企图以“南向政策”捞取政治“外交”好处相当有限。

　　台湾学者王晓波曾认为，“除非国民党有意准备武力反攻大陆或依赖美国永远使中国分裂下去，否则，和平统一是必须面对的课题”；“蒋经国逝世前曾一再强凋要‘向历史交代’，现在的问题是国民党新当权派有没有担当面对‘向历史交代’的挑战了”（6）。然而面对这样的“向历史交代”的问题，李登辉却不愿真正交出一份正确的答卷，“务实外交”的种种活动已为其本人在中国历史耻辱本上记下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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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1988年1月29日李登辉接见去美国活动的“增额立法委员”黄主文，和7月7日在国民党13大发表“致词”时作上述表示。

　　（2）早在1988年6月。台湾“外长”丁懋时就在“立法院”称：今后对中南美洲国家的投资，将以更主动、积极、进取的态度．增进双方实质关系。并有效运用海外经济合作发展基金，鼓励民间企业赴中南美洲投资建厂。

　　（3）1989年1月5日，台湾“外交部常务次长”章孝严表示．与台湾“有邦交国家”如与中国大陆建交，台湾将不会撤离“大使馆”。

　　（4）例如3月2日，台湾“统一民主党”成立。3月5日，“世界中华民族统一大同盟”在台北成立。4月4日，台湾各党派人士组成“中国统一联盟”，以促进祖国的统一。

　　（5）台湾“中央社”1988年10月24日；《台湾时报》1988年11月22日。

　　（6）台湾《民众日报》1988年9月11日。

　　       （本文发表在《台湾研究》200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