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大陆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发展的形势下，两岸经贸关系持续快速发展。然而出于政治利益考虑，台湾当局经常以所谓“台湾安全”为由，推出各种紧缩性政策措施，企图阻碍两岸经贸关系向前发展。从李登辉到陈水扁时期，台湾当局对两岸经贸关系一直采取各种名目的限制措施，其中对大陆经贸热进行过7次明显的“降温”行动。本文拟对台湾当局的这些“降温”活动进行分析研究，探寻两岸经贸关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台湾当局的七次“降温”行动

　　从上世纪80年代末迄今，台湾当局对大陆经贸热先后进行了7次“降温”行动。

　　第一次“降温”行动始于1990年8月。1979年元旦，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两岸“三通”的倡议，开启了已经中断30年的两岸经贸关系。到上世纪80年代末，经过10余年的发展，两岸经贸关系在转口贸易、间接投资和劳务合作等方面初具规模。1987年台湾当局被迫开放大陆探亲后，台湾民众和企业家到大陆探亲观光机会增多，带动了两岸经贸往来。1988年7月国务院颁布“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即“22条”），以及沿海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激发了台商对大陆的投资热。尤其是1989年下半年，台塑集团董事长王永庆来大陆考察，计划对大陆进行巨额投资，带动台湾一些大企业、大财团纷纷组团到大陆考察投资环境，新一波“大陆投资热”形成。到1989年底，在大陆的台商企业发展到2000家，协议金额约15亿美元；经香港的两岸转口贸易累计达117.48亿美元。（1）为此，台湾当局于1990年8月决定采取 “冷却大陆热”措施，企图以政策法律等形式约束台商对大陆的经贸投资活动。10月，台湾“行政院”公布《现行对大陆地区从事间接投资或技术合作管理办法》，对大陆投资采取“直接不准、间接有条件许可”的政策，并要求已在大陆投资的台商在半年内向“经济部”完成登记报备手续，对大陆进行100万美元以下的新投资厂商可在事后6个月报备，而100万美元以上的必须事先由相关部门核准方可投资，对“违法”直接投资大陆者采取重罚和连续罚的措施。

　　第二次“降温”行动始于1993年7月。90年代初，台湾的传统产业面临新台币升值、工资上涨、劳工短缺等困难，不得不向外寻求替代性生产基地。而大陆与台湾同文同种，地缘相近，习俗相同，成为台商很好的投资场所。尤其是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指导下，祖国大陆改革开放势头强劲，吸引了大批台商到大陆进行贸易和投资设厂。1993年4月27至29日，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与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会谈，并达成4项协议，带动台商大陆经贸热进一步升温。1991至1993年，台商投资大陆数量成倍增长，1991年同比增长109.9%，1992年增长125.5%，1993年增长198.7%；在两岸贸易方面，1991年同比增长43.3%，1992年增长23.9%，1993年增长94.3%。（2）面对两岸经贸的快速增长，台湾当局再次祭出“降温”措施。1993年上半年，台湾当局就陆续推出各种“许可办法”，对两岸经贸活动予以“规范”，将其限制在间接、单向、民间层次。1993年7月，台湾当局提出“南向政策”，开始积极发展与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关系，意欲将台商的大陆投资引向该地区。11月9日，台湾“经济部”抛出“南进投资政策说帖”；12月27日，又出台“对东南亚地区工作纲领”，企图以官方主导、大企业带头、成片开发的形式达到分散台商大陆投资的目的。同年11月，台湾“经济部工业局”草拟完成“两岸产业分工体系”架构，将两岸产业分工定为“以垂直分工为主”，要求台商“根留台湾”，以保持台湾对大陆的经济优势。

　　第三次“降温”行动始于1996年9月。以分散台商大陆投资为目的的“南向政策”并未如台湾当局所愿。1995年李登辉访美造成两岸政治关系严重倒退。在两岸政治关系陷入僵局之际，台湾民众则在1996年的“总统”选举后对改善两岸关系有较高的期待，两岸经贸关系依然相当活跃。1995年台商在大陆投资占其对外投资比重达到44.81%；两岸贸易额也快速增加，1995年达178.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9.5%，两岸贸易额占台湾外贸总额比重接近10%，两岸贸易依存度加大。（3）尤其令人注目的是，台湾出现高科技产业向大陆转移的热潮。台湾当局担心这一发展势头会使其对大陆的经济筹码丧失，进而处于被动地位，因此于1996年下半年起陆续收紧两岸经贸政策。8月14日，李登辉在“国民代表大会”上宣称，“以大陆为腹地，建设亚太营运中心的论调必须加以检讨”。9月14日和10月21日，李登辉又在另外两个场合提出对大陆投资要实施“戒急用忍”政策。（4）台湾有关部门在李登辉的指示下加紧推出相关政策措施，例如，台湾“行政院”提升竞争力行动小组于9月9日要求把对大陆的贸易增长率限制在6%至15%之间。“戒急用忍”政策主要是限制台湾大企业、大项目到大陆投资，台湾当局为此采取所谓“西进暂缓、南向推动、台湾优先”的整体投资原则，增加对大陆投资的审批程序，对赴大陆投资的领域和规模进行限制。

　　第四次“降温”行动始于2000年7月。2000年5月陈水扁上台执政后，竭力推行以“台独”意识型态挂帅的两岸政策，在两岸经贸关系上难有作为。然而，中国大陆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外商十分看好大陆市场发展前景，跨国公司纷纷扩大对中国大陆的投资。为抢得先机，台商不顾陈水扁当局仍坚守的“戒急用忍”政策的限制，到大陆投资布局，新一波大陆热开始燃烧。7月间，陈水扁利用多种公开场合要求对大陆热“适时降温”，声称“北京热”、“中国热”若不踩煞车，则“对方不费一兵一卒就可将我们击破”。（5）此后台湾有关部门加紧审查赴大陆投资的标准。9月上旬首度提出“总量管制”这一概念，要求将台商对大陆投资总量限制在占台湾GDP的2%以内，另外还将视个别厂商全球化布局的情形决定其能否赴大陆投资。10月,台湾“经济部”表示，“戒急用忍”名称将维持不变，但决定把“总量管制”概念更名为“动态调节机制”，以加重行政裁量权的方式，把政治与经济变数列为审查时的标准，以便行政部门在投资过热或两岸关系紧张时，进行紧缩赴中国投资的动作。10月底，台湾“跨部会小组”决定，“将建立对大陆投资的数量动态调节机制，以类似建立国家安全网的模式修正戒急用忍”。（6）同时，台湾有关部门首次大规模着手调查台商对大陆的投资情况。11月初台湾“中央银行”发函岛内103家金融机构，要求全面调查台商资金流向。

　　第五次“降温”行动始于2002年4月。2001年台湾经济陷入衰退，出现负成长，岛内要求放宽两岸经贸政策呼声高涨，新一波大陆热开始出现。在各方压力下，2001年夏，台湾当局召开“经济发展会议”，不得不将李登辉时期的“戒急用忍”政策调整为“积极开放，有效管理”。此后两岸先后加入世贸组织，两岸经贸关系更加密切，从2001年底开始大陆跃升为台湾最大出口市场。在投资方面，2002年上半年，台湾核准侨外投资较上年同期大幅衰退46.88%，台湾对海外投资也减少39.49%，但对大陆投资则增长12.86%。（7）为此，台湾当局又开始收紧两岸经贸政策：从紧农产品赴大陆投资，将原“禁止类”产品从13项扩大到436项；实施新版大陆投资审查机制，对厂商累计投资逾2,000万美元的经相关部门进行“专案审查”；要求未经核准赴大陆投资的厂商补办登记，对违规者加大处罚力度；要求情治单位对台商大陆投资搞“经济侦防”；制订“台湾地区特定高科技人员进入大陆地区任职许可办法”，管制高科技人才流向大陆。陈水扁7月底在亚洲台商大会上提出“东南亚投资政策”后，台湾有关部门即积极研拟相关“行动纲领”。8月下旬，陈水扁召集“府院党”高层会议，提出“以经济战略为主轴”的十点结论，除推动与美国、东南亚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FTA）外，重点提出“台湾优先、投资台湾优先”等口号。于是台湾“行政院”成立了“跨部会协调会报”，积极推动与有关国家洽签FTA，并提供“南向”台商投资融资及输出保险。（8）

　　第六次“降温”行动始于2005年3月。2004年3月，陈水扁利用“两颗子弹”胜选，在权力稳固后便开始大搞“公投制宪”、“台湾正名”等活动。2005年3月台湾当局借口中国大陆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再次采取紧缩性大陆经贸政策，暂停原计划开放的大陆经贸政策措施，并加强对台湾资金与技术转移大陆的管制力度。面对国、亲两党主席将先后到大陆访问的新形势，4月5日台湾当局召开“因应两岸政经新形势府院党党团会议”，达成七项共识，在两岸经贸上强调“有效管理”，要求“国安及行政部门应即检讨调整相关经贸政策”。此后，台湾当局陆续推出一些紧缩与管制措施：暂缓放宽8英寸晶圆赴大陆投资；暂停扩大两岸银行、保险业等服务领域业务往来；延后原拟推动的“货运包机”计划；暂停原已放宽的大陆商务人员赴台、引进大陆高科技人才等政策。同时，台湾当局对“违规”投资大陆的台商展开各种管制行动。例如，对中芯国际总经理张汝京罚款500万元新台币，要求其在6个月内撤资；大肆搜查联华电子公司，并限制和舰科技公司董事长徐建华出境；加强对台商资金调度与税务的稽查；对新的大陆投资案严格审查。台湾“行政院”还通过“敏感科学技术保护法草案”，对未经许可输出或公开敏感科技者的处罚金由原来的1000万元提高到3000万元新台币，严重者罚金可达4500万元新台币，并处10年半有期徒刑。

　　第七次“降温”行动始于2006年元月。陈水扁在元旦讲话中抛出“积极管理、有效开放”的主张，改变2001年台湾“经发会”做出的“积极开放、有效管理”政策立场，再次对大陆经贸采取紧缩政策。首先是建立与强化对两岸经贸事务的管理机制，台湾“经济部”、“农委会”等行政部门于3月22日公布“积极管理、有效开放”政策的配套机制方案，目的是加强对资金、技术与人才流入大陆的管制，例如对大陆投资案件，即使不到2000万美元，只要当局“觉得有必要，除正常审查程序外，将先进行政策面审查”（9）。对台商大陆投资还引进“国际鉴识会计制度”，要求台商须先签署国际机构的投资查证声明。为鼓励台商资金回流台湾，台湾当局于5月10日起实施“台商回流2000亿元专案贷款案”。此外，台湾当局再度开启“南向政策”，除了鼓励台商到东南亚国家投资，还将本次的南向重点放在印度。早在2月11日，台湾当局出资成立高规格的“台湾印度合作协会”。台湾有关部门对印度市场进行评估，认为印度比大陆有较多优势，即：民众的英文能力较强、资讯产业发达、工人的工资低于大陆、市场腹地广大、技术能力强等（10）。是年内，在台湾当局的主导下组织多个经贸考察团到印度活动，为新的“南向政策”铺路。

　　二、台湾当局对大陆经贸热“降温”的原因、手法与成效

　　 台湾当局对两岸经贸尤其是台商对大陆投资“降温”的原因，不是单纯地从经济因素出发，还有其政治和对外关系等方面考虑。一是不愿两岸经贸关系太密切，以免所谓的“被大陆套牢”，最常用的说词便是“保障台湾经济安全”。二是以渐进开放或随时收缩的方法处理两岸经贸关系，企图握住与大陆讨价还价之筹码，争取在与大陆较量中掌握主动权。三是将“降温”的相关政策措施与其对外活动联系起来。 例如1990年7月起，与台湾有“邦交”或关系较密切的沙特阿拉伯、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3国相继与中国大陆建交或复交，给台湾当局“金钱外交”以沉重打击。为开脱“外交失败”责任，台湾当局对两岸经贸明确采取“降温”行动。又如，通过分流大陆投资，将台资引向东南亚等地，以获取“外交”上的好处，台湾当局几次推动的“南向政策”都有这方面的考虑。2002年陈水扁访问印尼之行受挫，台湾“行政院”为此要求调整“南向政策”，停止对印尼所有的经济援助，也不再鼓励台商去投资，则从反面说明了这个问题。四是为讨好美国等西方国家，适时对两岸经贸进行某些限制。例如1990年“降温”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呼应西方国家因“六·四风波”对中国大陆进行的制裁；2004年台湾“行政院”通过“敏感科学技术保护法草案”，也是跟着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标准走，企图拉近与这些国家的关系（11）。在陈水扁主政时期，台湾当局对两岸经贸的限制手段与措施更多，最为突出的有两个：一是“降温”行动采取与否同两岸政治关系挂钩，2000年10月,台湾“经济部”决定，把政治与经济变数列为审查时的标准，以便行政部门在投资过热或两岸关系紧张时紧缩大陆投资。二是对投资大陆的台商搞“绿色恐怖”活动，例如：2000年底台湾当局首次发动金融机构大规模调查大陆台商的资金流向；2005年对联电公司等在大陆投资的公司进行颇有声势的搜查搜证等活动，在岛内掀起一股“绿色恐怖风暴”。在两岸经贸问题处理上，陈水扁当局更是引进台湾情治力量，如2002年要求情治单位对台商大陆投资搞所谓“经济侦防”，2005年要求“国安”单位会同行政部门“检讨调整相关经贸政策”。

　　台湾当局“降温”的手法主要有5种：（1）法律法规及其处罚法。例如1993年对两岸经贸推出各种《许可办法》；《两岸关系条例》中对“违规”赴大陆从事投资、技术合作等行为的罚款处新台币300-1500万元的规定；2004年台湾“行政院”通过的“敏感科学技术保护法草案”，对未经许可输出或公开敏感科技者的处罚金大为提高，并处以10年半有期徒刑，等等。（2）政策上直接限制法。例如：1990年10月对大陆投资采取“直接不准、间接有条件许可”的政策，将大陆投资限制在间接范围；2000年11月采取“动态调节机制”等政策措施，限制大陆投资占GDP的2%；等等。（3）政策性引导法。例如1993年从“台湾优先”的角度规划“以垂直分工为主”建立所谓“两岸产业分工体系”；为使台商“根留台湾”而于2006年5月实施的“台商回流2000亿元专案贷款案”，等等。（4）分流替代法。最常用的便是所谓的“南向政策”，从李登辉到陈水扁共有3次推动“南向政策”，即第一次起用于1993年，第二次始于2002年，第三次在2006年推出。前两次“南向政策”的主要投资地在东南亚，第三次则偏重于印度。（5）恐吓与抹黑法。在李登辉主政前期，台湾当局不断在岛内宣传台商在大陆经贸活动“风险很大”，台商如何“血本无归”等，企图以恐吓性宣传让台商怯步；在李登辉主政后期，台湾当局则宣传台湾产业如何因台商大陆投资而出现“空洞化”等，颇为危言耸听。民进党执政后相关说词也颇多，如“产业西进、民众失业”，“积极开放、台湾加速边陲化”，“大陆经济已对台湾造成黑洞效应” ，（12）等等。

　　台湾当局“降温”措施短期内对两岸经贸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从两岸经贸关系发展的总体趋势上看，其效果是有限的，近20年来两岸经贸关系不断超越台湾当局所划定的界线而向前发展。首先，从时间跨度上看，7次“降温”行动持续的时间越来越短。李登辉主政12年，“降温”动作3次，而陈水扁在7年里就用了4次，其频率加大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台湾当局对大陆经贸热的“降温”效果越来越不理想。其次，从实际效果上看，台湾当局刻意降低大陆经贸热效果十分有限。短期看，台湾当局“降温”行动对当年或次年的两岸贸易和台商投资有一定的抑制作用。长期看，短期的抑制作用常会有反弹性效果出现。比如，到了2000年，新一波的大陆投资热已发展到以信息等科技产业和大企业为主。2002年上半年，台商对大陆的经贸投资热不降反升，在台湾侨外投资和对海外投资大幅减少的情况下，台湾对大陆投资金额约为15.36亿美元，较上年同期成长12.86%。（13）2005年，一边是台湾当局对大陆热进行“降温”，一边是大陆热在岛内进一步发烧，“降温”措施根本不奏效。再看“南向政策”，台湾当局第一次“南向政策”到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时可以说是彻底失败了；第二次由陈水扁当局推动的“南向政策”效果也相当有限，据调查，从2002至2005年台商赴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尼与新加坡等东盟5国投资的企业数占台湾海外投资总数20%强，但近两年逐步下降，所占比重约为15％（14）。从两岸贸易增长速度方面看，1993年两岸贸易额达到144亿美元，第一次突破百亿大关用了16年时间；1998年两岸贸易额为205亿美元，新增100亿花了5年时间；2000年两岸贸易额为305.3亿美元，费了2年时间； 2002年两岸贸易达446.7亿美元；2003年为583.6亿美元。此后两岸贸易增速加快，每年约增加200亿美元。（15）

　　现代国际经济理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与跨境贸易有着直接和正相关的关系，台商投资与两岸贸易的关系亦同此理。台湾当局几次“降温”行动主要是针对台商大陆投资的，藉由控制两岸贸易的增长。但台商也有变通的办法，如绕道第三地（如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百慕大等地）对大陆进行投资。由于大陆市场潜力大，经济发展迅速，对台湾的磁吸效应日益增强。尤其是2000年以来，台湾政治空转、经济环境恶化，大陆更是台商投资的首选目标。台湾当局采取一波波“降温”行动，越来越招致台湾大企业家的不满。例如，王永庆、张荣发等大企业家就多次公开呼吁台湾当局采取“政经分离”的政策，加速开放两岸“三通”，对台湾当局形成很大压力。2005年，被认为是“绿色台商”的许文龙对“一中”表态，反对“台独”，在岛内造成相当震撼。

　　三、几点结论

　　过去20多年来，两岸经贸交流从小到大、从低层次到高层次、从个别行业到跨行业跨领域，已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从两岸经贸关系发展的现状看，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两岸经贸往来成为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自李登辉执政后期、尤其是民进党上台以来，台湾当局对两岸经贸关系的干扰逐渐加大。由于大陆方面政策得当，以及得到包括台商在内的广大台湾民众的支持，两岸经贸关系发展反而越来越快。大陆自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以来，一直以开放的态度对待两岸经贸交流。不管台湾当局如何一次次地采取“降温”行动，大陆都本着“不以政治影响经济”的原则，为保障台商合法利益、促进两岸经贸交流，从政策措施和法律法规等方面下大力气，一如既往地着力推动两岸经贸关系，使两岸经贸关系保持了稳步向前发展的大方向。可以相信，随着大陆不断出台惠及台湾民众的政策措施，台湾民众的在两岸交流交往中将会有更多的获益。如今，推动两岸直接“三通”、开放大陆民众赴台旅游等都是台湾民众所迫切期待的。台湾民众越来越认识到两岸关系稳定的重要性，近几年来陈水扁当局对大陆的挑衅行为难以获得民众认可，其在选举中所用的“反大陆牌”已渐渐失去效用。包括台商在内的广大台湾民众和大陆一起形成一股合力，成为推动两岸经贸关系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台湾当局不断对大陆进行挑衅的形势下，两岸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已成为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二）台湾当局限制两岸经贸往来的筹码越来越少

　　从两岸经贸关系发展的历史和趋势看，台湾当局的限制政策使其手中的筹码逐渐减少，其所面临的压力则有增无减。

　　台湾的经济优势正在日益消失。蒋经国时期，台湾当局在“三不政策”之外曾提出两岸统一的“条件说”，其中一个条件就是大陆与台湾经济发展水平趋同。现在台湾当局已不敢提这一条件了，因为两岸的经济实力对比已发生的很大变化，并越来越朝着有利于大陆的方向发展。上世纪90年代初，台湾当局把大陆投资限制在劳力密集型范围，规划所谓“两岸产业垂直分工体系”，企图保持对大陆的经济优势地位。然而随着大陆经济的飞速发展，台湾当局的这种如意算盘并没能持续多长时间，大陆经济在90年代中后期迅猛发展，台湾的经济优势日渐消失。尤其是民进党上台执政后，台湾经济形势逆转，经济竞争力降低。90年代，台湾GDP年增率大致维持在6%-8%的水平，2000年之后则降到4%-4.5%。过去3年来，台湾在“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全球竞争力评比排名”中连续下跌，从2005年的第8名降到2007年的第14名。（16）  曾是“亚洲四小龙”之首的台湾如今已居末位，即便是大陆的广东省经济规模也堪与台湾相匹敌。据报道，因广东省经济快速成长，2006年广东的GDP已接近台湾，2007年有望超过台湾 。（17）

　　台湾民众和外商要求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对台湾当局形成很大压力。两岸交流交往之初，一些台商和其他台湾民众在台湾当局长期的“反共教育”下对大陆看法片面甚至猜忌，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流交往，他们越来越了解大陆，大陆的经济发展前景越来越被其看好。因此，在两岸经贸交流中，包括台商在内的广大台湾民众常常突破台湾当局所设定的政策法律界线，扮演着推动两岸经贸关系向前发展的角色。民进党上台后，陈水扁当局不以改善两岸关系为目的，而是不断采取挑衅大陆的政策。然而，台湾民众越来越认识到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发展的重要性，因此要求两岸稳定、加快两岸交流的呼声进一步增大。台湾舆论认为，两岸经贸政策最需要的是“一个正常化的两岸经贸制度”。（18）美国商会和欧洲商会等在台外商组织近几年来一直要求台湾当局开放两岸“三通”，2007年来美国商会和欧洲商会已多次对台湾当局施压，上半年欧洲商会就批评说，“台湾官方欠缺令两岸关系回归正常化的决心”。欧洲商会最近发表2007年白皮书，在其提出的10大建议措施中“两岸经贸关系立即正常化”居首位，（19）台湾当局对两岸经贸的限制政策已难以为继。

　　（三）台湾经济的“自我边缘化”进程已经开始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区域化、国际化趋势增强，而在东亚经济区域整合中，中国大陆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台商最初在大陆投资主要着眼于相对低廉的劳动力与土地成本，如今大陆的巨大市场已成为台商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与欧美国家对大陆投资一开始就以市场占领为主相比，台商已晚起了一步。而台湾当局的种种限制政策，使台商在新一轮竞争中明显处于不利地位。韩国和台湾的贸易结构类似，大陆都是其最大出口地，但因两者的政策不同，台湾因当局的限制政策至今仍基本停留在利用大陆廉价劳工层次；韩国则开放直接投资，并以品牌领军在大陆市场占有一席之地，韩国与大陆的贸易规模早已超过台湾。近几年来，岛内对台湾经济“边缘化”的问题时有讨论，面对东亚区域整合，台湾工商界对台商竞争力逐渐被“边缘化”以及面临被迫离开中国大陆感到担忧。他们认为，被视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正在蜕变成为“世界市场”，如果加速开放两岸经贸，与中国大陆市场连接，会使其重拾在台投资信心。然而，台湾当局仍打其小算盘，着力加强与东盟的经贸往来，企图绕过大陆来解决“边缘化”问题，而对台湾企业界的上述担心并不在意，认为台湾对东盟出口逐年增加，“影响不大”。（20）美国台商会执行长魏理庭表示，台湾“应该正视经济议题，在各项经贸政策与制度上进行松绑，尤其在两岸三通部分，对于投资与人员往来限制，亦应进一步改革，否则台湾将与全球化供应链脱节，严重边缘化”。（21）可以说，大陆经济发展正在步上一个更高的台阶，如果台商不能在大陆与其它对手竞争，并在两岸经贸限制政策下被迫转移到经济发展层次较低的东南亚国家进行贸易投资，台湾经济的“边缘化”则不可避免了。

　　（四）两岸经贸关系发展的失衡性与政策性障碍问题值得重视

　　多年来受制台湾当局的种种阻挠政策措施，两岸经贸关系发展呈现出不对称性与不公平性。大陆方面一贯坚持两岸经贸关系发展的互惠互利的原则，采取“不以政治分歧影响两岸经贸合作”的政策，对台商在大陆的合法利益实行多种优惠和保护性政策措施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对两岸经贸关系发展起到了积极有效的推动作用。相反，台湾当局对两岸经贸往来采取多种限制措施，使两岸经贸往来至今仍处在民间、间接、单向层面，两岸经贸关系在贸易投资、金融服务、商务人员往来等方面均出现失衡现象，两岸经贸关系非正常化现象严重。（22）台湾当局对大陆的歧视性政策不仅不能阻挡两岸经贸交流步伐，反而使自身受害。由于台湾当局对两岸经贸设限，台商和外商在台湾的布局受到很大影响。近几年来，外商从台湾撤资、撤总部的增多。外商坦承，除了台湾官僚体系过于压制外商外，外商不想把总部设在台湾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两岸间没有便利的交通。此外，单从台湾当局以所谓“台湾安全”为由限制大陆资金进岛和大陆观光客赴台两项来看，台湾方面的损失也相当大。如果台湾当局能对这两项采取开放政策，不仅可以为台湾创造新的投资和就业机会，而且还将为台湾经济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因此，台湾当局必须正视两岸经贸关系发展的失衡性与政策性障碍带来的问题，让两岸经贸关系早日步上正常化发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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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历年两岸贸易统计年表”，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网站，http://www.gwytb.gov.cn/lajmsj.htm。

　　（2）“历年台商投资祖国大陆统计表”、“历年两岸贸易统计年表”，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网站，http://www.gwytb.gov.cn/lajmsj.htm。

　　（3）参见台湾《华侨及外国人投资、“国外”投资、对中国大陆投资统计月报》（2000年12月）；“历年两岸贸易统计年表”，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网站，http://www.gwytb.gov.cn/lajmsj.htm；

　　（4）台湾《联合报》1996年8月15日；台湾“中央社”1996年9月14日电；台湾“中央社”1996年10月21日电。

　　（5）《陈“总统”吁中国热应适时降温》，台湾《自由时报》2000年7月11日；《陈“总统”：未接受“一中、各表”》，台湾《自由时报》2000年7月19日；《急冷却北京热  阿扁考量国安》，台湾《中国时报》2000年7月23日。

　　（6）《我拟建“国家安全网”  修正戒急用忍》，台湾《联合报》2000年11月1日。

　　（7）《资金登陆 上半年成长逾12％》，台湾《经济日报》2002年7月23日。

　　（8）《“游揆”：南向政策不打散弹 将重点辅导》，台湾《联合报》，2002年8月31日。

　　（9）《6·30大限政策审查“掐”西进咽喉》，台湾《工商时报》2006年3月23日。

　　（10）《分散大陆热“经部”推动印度投资》，台湾《联合报》，2006年1月26日。

　　（11）1996年以美国为首的33个国家联合签署“瓦圣纳协定”，以“控制常规武器与两用物资和技术出口”，其中明确不允许向中国大陆和中东地区出口中可以制造线宽小于0.18微米芯片的半导体设备和技术。台湾并非是“瓦圣纳协定”的成员，却自愿以该协定为基础，加强对战略性高科技货品输出的管理，其欲与美欧等西方国家拉近关系的意图十分明显。

　　（12）当时台湾“中央银行副总裁”陈师孟声称，“大陆经济已对台湾造成黑洞效应，如果政府全面开放产业到大陆，可能会引发严重产业危机”。见《防止产业外移政府应拿出非常对策》，台湾《工商时报》2000年11月18日。

　　（13）台湾《联合报》2002年7月23日。

　　（14）《产业海外投资西进者首度逾八成》，台湾《工商时报》2006年1月6日。

　　（15）“历年两岸贸易统计年表”，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网站，http://www.gwytb.gov.cn/lajmsj.htm。

　　（16）《台湾竞争力 首度输南韩》，台湾《联合报》2007年11月1日。

　　（17）《广东经济发展迅速  省长称年底GDP有望超越台湾》，《广州日报》2007年11月16日。

　　（18）2007年11月台湾海基会一民调出炉，尽管“台独”舆论作别有用心的解读，但有61%的民众认为两岸人员与资金流动现象“不正常”，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台湾民众希望两岸经贸交流的正常化心态。见《海基会民调：投资中国 7成支持‘积极管理’》，台湾《自由时报》2007年11月29日。

　　（19）《台湾经济6低1高  四小龙最差》，台湾《中国时报》2007年11月6日。

　　（20）《东亚经济整合 工商界忧心 “经部”：影响不大》，台湾《中时晚报》2007年12月17日。

　　（21）《魏理庭：谁当选 都应正视经济》，台湾《联合报》2007年11月29日。

　　（22）王建民：《两岸经贸关系发展的不对称性分析及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台湾研究》杂志，2004年第5期。

　　               （本文发表在《台湾研究》200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