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29日，两岸签署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即ECFA）。毫无疑问，两岸经济关系从此将进一步向更为全面、双向、常态化的方向发展，并由此进入到机制化与制度化发展阶段，这将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经济基础。ECFA签署之后，两岸关系的扩大和深化是必然之势，但由于方方面面问题较多，仍然需要两岸双方共同努力，本着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的立场，继续以“先经后政”、“先易后难”的思路推进两岸关系发展。与此同时，两岸必须要有时代感和使命感，排除各种干扰，为两岸创造出互利共赢的和平发展环境，以切实维护两岸人民的共同利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本文拟就ECFA签订对两岸关系的影响、两岸关系的发展方向及其应注意的问题等进行探讨。
一、两岸关系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将向更深、更广、更高层次方向拓展
ECFA签订标志着两岸经贸关系进入到一个深层次的发展阶段。经济是政治的基础，两岸经贸关系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必将对两岸关系向纵深、广度和高层次方向进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两岸经济合作全面铺开，向纵深发展，影响深远
一是两岸经济关系将进一步朝双向、全面和正常化方向发展。两岸经贸关系是两岸关系中发展得较快的一个领域，但过去较长一段时期，由于李登辉主政后期开始实行“戒急用忍”政策，以及陈水扁时期的相关限制政策，两岸经贸关系呈现单向、局部、间接等非常态化特点。国民党在台湾重新执政以来，马英九当局实行相对开放的大陆政策，但因民进党及“台独”分子的反对与牵制等因素，两岸经贸关系某些方面至今仍未实现正常化。随着ECFA的签署，台湾会逐渐取消针对大陆的一些限制性、歧视性政策措施，两岸经贸自由化程度将会提高，向更全面、双向的经贸关系发展，两岸经贸关系的正常化将最终得以落实。
二是两岸经贸关系进入机制化与制度化阶段。自2005年国共交流平台设立以来，经由6届经贸论坛的讨论协商，两岸经贸关系机制化逐步确立，ECFA的签订将对推进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机制化和制度化产生重要影响。ECFA规定，两岸将设立“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委员会由两岸人士组成，功能以监督与管理为主，这一专门机构的设立对两岸经贸关系进一步走向机制化与制度化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此外，两岸双方承诺在ECFA生效后6个月内，启动货品贸易、服务贸易、投资保障协议与争端解决机制四大协商，这将进一步推动两岸经贸往来的正常化、自由化。可以肯定的是，ECFA的签订与实施将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经济基础。（1）
三是经贸关系的密切将使两岸民众受益，两岸互信基础更为坚实。两岸经济合作的深化和两岸互利面的扩大，将逐步消除民进党及“台独”分子对两岸经济关系的污名化宣传，台湾民众将会从密切的两岸经贸关系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尤其是台湾中南部民众对大陆的观感会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其对大陆的误会甚或敌意会慢慢消除。可以相信，两岸经贸关系发展过程中良好有效的互补互动将塑造一个完整和稳定的“两岸共存体系”，而两岸经济社会的融合将进一步加深，这对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乃至祖国统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中华文化具有极大发展潜力，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大有可为
在两岸关系发展进程中，经贸与文化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在文化创意产业大发展的今天，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将对扩大和深化两岸关系、增进两岸民众的思想情感等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在两岸经贸关系已取得较多进展的形势下，两岸有必要大力推动文化交流合作。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是台湾文化的源头和核心。两岸文化交流合作有深厚的中华文化作支撑，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经由两岸民众共同参与的中华文化传承与创新活动，必将有助于消除“台独”分子将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相对立的歪曲宣传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有助于加深两岸民众对中华文化的共同认同。从目前两岸文化交流合作现况来看，两岸文化交流合作有丰富的中华文化作薪火，有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和世界文化创意产业兴起做东风，通过全面、有序的推动，两岸可暂时避开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将使中华文化发展出一个新的内涵，两岸关系就可能在“经贸路径”之外走出另一条新的共同发展与融合的道路。具体而言，在两岸文化交流合作中，两岸民众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将创造出新的两岸文化价值观，并对台湾民众在心理上融入中华民族起到积极的影响，进而拉近两岸民众的情感、缩小两岸民众的认同差异。可以肯定地说，在经贸、文化这两条腿行走之下，两岸各种互信的积累会增多，两岸有可能突破政治与意识型态的某些障碍，某些政治难题也会逐步得到化解，进而让两岸关系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
扩大和深化两岸文化交流合作的时机已成熟：一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局面的形成，为扩大和深化两岸文化交流合作提供了较好时机。在两岸签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同时，两岸还签订了“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协议”，这为两岸扩大文化交流合作提供了保障机制。在两岸关系良性互动中，两岸双方对进一步推动文化交流合作有极高意愿，都希望通过推进两岸文化交流合作，以及两岸文化产业的优势互补，共同做强、做大中华民族文化产业，大力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二是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已积累相当的实践经验，而台湾时隔40年后参与在上海举办的世博会将进一步助推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向更深广的层次发展。“两岸经贸论坛”自扩大为“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后，两岸文化交流合作步伐加快。刚结束的第六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通过的22项共同建议，其中有多项是关于扩大两岸文化交流合作的，包括制定扩大两岸文化教育交流的政策，推进两岸文教交流的制度化和规范化，鼓励两岸就协商文化、教育交流协议进行规划研究等（2）。笔者认为，这些共同建议的逐步落实都将使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在现有基础上迈向新的台阶。此外，通过参与上海世博会，台湾民众文化创新能力也将进一步得到大陆民众的肯定，其参与大陆文化创意产业的热情会更高。经由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台湾民众对中华文化也将有新的认识，并将进一步推动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向更广、更深的方向发展。三是文化创意产业在世界范围内受到重视，各具优势的两岸文化产业在深化交流合作中将大有作为。由于两岸文化同源，大陆的市场又较大，吸引了台湾文化创意产业人士积极参与两岸文化交流合作。（3）两岸推动文化创意产业交流合作的目的是相互学习、各取所长，相互提携、力争做强。因此，两岸文化创意产业的交流合作展现能力的舞台除了大陆市场外，还应放眼世界市场，有中华文化丰厚的底蕴，两岸文化创意产业界携手进军国际市场必定大有作为。
（三）两岸政治军事议题难以回避
自国民党重新执政以来，两岸在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发展出和平稳定的关系。两岸以党际交流为发端，在和平发展共同目标下，从建立沟通交流机制着手，进一步扩大了两岸的各项交流合作，如两岸直接“三通”实现，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合作加深、旅游与人员往来交流活动频繁，等等。而ECFA的签订使两岸经济关系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对于两岸民众情感的加深、两岸社会经济的融合都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我们也看到，两岸政治互信基础仍相当脆弱，岛内“台独”势力还较为活跃，并在相当程度上掌握岛内政治话语权，比如要求“台独”无罪，喊统一则受到攻击，等。由于民进党及其绿营人士至今仍采取“逢中必反”的非理性立场，牵制了马英九当局大陆政策向更进一步的方向迈进，而美国的因素对马英九当局的大陆政策也有一定的制约。在此背景下，马英九当局在短期内不会就两岸政治、军事等高敏感度的问题与大陆展开谈判。两岸关系错综复杂，相关问题非一时半载能解决，需要两岸有极大的耐心和毅力去面对。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两岸政治、军事方面的某些问题不解决，必定会制约两岸关系向更深广的方向发展，两岸经贸、文化等交流合作有时也难以全然排除政治等因素。如同经济交流合作一样，两岸政治问题之解决也要顺着“先易后难”的方式进行，关键是要走出第一步。大陆方面态度已趋于务实理性，不会强迫要求台湾当局立即作政治谈判。而台湾方面显然没有准备好，问题的症结在于台湾内部各方政治势力对两岸政治谈判看法不一。加之，“台独”势力和民进党人士竭力进行政治操作，“为反对而反对”，牵制了马英九当局发展两岸关系。
总体而言，只要坚持两岸同属一中，台湾的政治定位与台湾的对外活动问题解决起来比较容易，这对台湾的长远发展和两岸人民的利益都十分重要。尽管两岸目前难以就两岸终止敌对状态、签订和平协议、建立军事互信机制等问题坐下来协商谈判，但两岸民间、学者和退役军人的相关研讨与交换意见应是可以做起来的。互信是靠逐渐累积的，非一蹴而就，还需要做长期的准备工作，问题的核心是要去做，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二、ECFA为两岸交流合作面的扩大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模式
ECFA的签订是两岸经济关系走过30多年所积累起来的成果，其来之不易，作为两岸经济关系发展到一个较高阶段的标志，其中有一定的轨迹与经验教训可循。比如，两岸设立共同论坛与交流平台，各产业进行产业对接，签署ECFA，以及将设立“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这些都为两岸展开文化、政治、军事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式。在两岸经贸关系发展及ECFA的商签过程中，有几个方面的经验值得两岸珍惜。
（一）双方在“九二共识”基础上进行协商，求同存异，两岸经济关系才发展到签订ECFA这一层面。尽管ECFA中未提“九二共识”、一中原则，但两岸在“九二共识”基础上进行协商谈判，是两岸能达成ECFA的最重要政治基础。不管两岸目前对一个中国的含义有不同看法，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却是不能否认的。因此，两岸在其它方面的交流合作也应本着这个共识予以推动和落实，这样两岸关系才能走得顺畅。
（二）两岸展开交流合作以互利共赢为目标，其中大陆也展现出相当的风度。在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的今天，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不可避免。因此，两岸经贸关系发展过程中的主调是互利共赢，两岸经贸交流合作不是谁吃掉谁、谁占谁的便宜的问题，而是合则对两岸有利。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在两岸经贸关系发展及两岸协商签订ECFA的过程中，大陆也展现出相当的风度，尽量照顾到台湾民众的利益，这一点不能被抹杀。双方都应反对“台独”分子和某些民进党人士“妖魔化”两岸经济交流合作的做法，如竭力对ECFA扣上“阴谋论”大帽子等。（4）
（三）两岸以“先易后难”的方式处理两岸经济关系，让两岸双方受益。两岸经济关系发展从贸易到投资，由劳力密集行业到资本、技术密集行业的投资，发展到金融服务等行业合作；从质量检测检验、产品认证，到产业对接，以至签订ECFA，成立“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两岸经济合作始终走的是一条“先易后难”之路，单从ECFA的两岸早收清单关税减免来看，两岸还是以“先易后难”的务实原则作为处理两岸经贸关系的基调。两岸“搁置争议、求同存异”，以积极务实的态度，从可以做的事情上着手，既达成目标，又累积互信，双方都能从中获益。
因此说，上述几个方面的经验之累积对于两岸进行其它方面的交流合作都有积极的示范作用。两岸经贸关系走到今天，既为两岸互信奠定一些经济基础，也为两岸关系的扩大与深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版，值得两岸总结，从中领悟到一些哲理。尤其在两岸政治、军事等领域，政治敏感度高、互信基础相对薄弱，遵守一定的原则与规范，既要避免作无谓的争执，更要防止矛盾与冲突的发生，这些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都是十分重要的。
三、两岸关系发展中值得探讨的几个问题
多年来两岸关系走过曲折之路，斗争与冲突不断。两岸关系发展到今天这样相对良好的局面，两岸都要珍惜。检视当前两岸关系，我们看到，两岸要面对与解决的问题仍然很多，有四个问题值得关注与探讨。
（一）推进两岸关系，两岸要有时代感与使命感
从当前两岸关系发展的现实情况看，把握好度很重要，焦虑急躁与拖延耗时的情绪与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此外，为切实推动两岸关系向前发展，两岸要减少摩擦与内耗，不作无谓的争论，多做实事，为两岸人民的共同利益与中华民族发展的整体利益着想。由此，笔者以为，两岸关系发展到今天，有两个问题越来越需要两岸共同面对：一是时代感，即面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全球化，两岸交流合作应立足两岸，面向世界。二是使命感，即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当今两岸关系已面临一个新的发展机遇，两岸合作、共同奋力向前将使两岸携手站在新的制高点上，不然两岸会错失良机。时代感与使命感要求两岸“以和为贵”、“以合为胜”；时代感与使命感要求两岸树立共同的政治目标。大陆方面认识到，由于台湾特殊的政治生态和国际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两岸不可能在短期内达成统一，但有一点应可以做到，无论是经贸、文化、政治、军事等领域，两岸交流合作与协商谈判都应在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的原则下进行，这对于扩大和深化两岸关系，累积双方政治互信基础十分重要。
（二）认准目标，排除干扰，坚定地走两岸共同发展之路
尽管台湾内部对于深化两岸关系有反对声，两岸关系的发展也会或多或少地继续受到外力因素的干扰，但两岸要清醒地认识到合则两利，两岸要停止内耗，最重要的是要排除一切干扰，坚定地走共同发展之路。目前岛内对“台湾向何处去”存在严重分歧，它有两层内容：一是政治意义上的，即台湾与大陆统一与否；二是经济意义上的，即台湾是否要与大陆加深经贸关系。对于统一与否问题，台湾内部倾向统一与“独立”的都属少数，维持现状为多数；对于签订ECFA发展两岸经济关系，持赞成者为多数（5），但某些民进党人士和“台独”势力不是以直接反对立场就是诉求以“通过国际走向大陆”的路径来与蓝营进行政治竞争，其“台独”政治目的明确。然而，问题是不管从政治还是经济因素考虑，“台独”不是台湾最佳选择，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迅速发展、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中国大陆市场的今天，只有和大陆联合起来才是对台湾最好的选择。对于岛内有不同声音，大陆除了坚持自己的终极统一目标外，了解台湾的历史与现实，尤其是了解台湾民众目前的心态，是当前做台湾人民工作的重点，并没有要求台湾立即与大陆统一，只是希望台湾民众在与大陆民众的交流交往中化解矛盾、增进情感，让两岸在交流合作中创造更多的实质共同利益，走共同发展之路，造福于两岸人民乃至全人类。
（三）不宜视签署ECFA为谋求台湾“国际空间”的跳板
由于民进党和“台独”人士的反对，台湾执政当局为化解内部压力与疑虑，多次表示与大陆签订ECFA后，台湾可以顺利与东盟等国签订“自由贸易协议”（以下简称“FTA”）。在台湾与外国签订FTA问题上，大陆方面已表示会“合情合理对待、务实妥善处理”（6），这表明大陆对台政策灵活务实的一面。但另一方面还要注意到，台湾与大陆签订ECFA的目标是为促进两岸经贸关系向更深广的方向发展？还是将其作为“走向国际”的“敲门砖”（7）？如果是后者，则可能会使台湾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目标都难以有效达成。尤其是台湾与外国签订FTA问题，究竟台湾与外国签FTA是出于台湾实际经济需要？还是迫于民进党和“台独”分子压力为签FTA而谋求“独立的国际人格地位”？笔者以为，台湾不要为与外国签FTA而签FTA，如果是政治因素考虑居多，则台湾肯定会吃亏。因为，台湾与大陆签订ECFA，实际上是大陆让步较多；台湾与东盟等国家签署FTA，恐怕会遭遇到对方较多的讨价还价，对方未必如大陆那样让步。如果台湾为谋求与外国签订FTA而仓促谈判，台湾必须做出较多让步，这样的话，台湾的传统产业和弱势群体等利益将会受到较大冲击是可以预料到的。笔者在此是想说明的是，台湾的反对党不要自以为是，逼迫执政当局当局去做一些其实是有损于台湾民众利益的事；台湾执政当局也不要在反对者的压力下轻易做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许诺，以免为“台独”人士买单。
（四）台湾的政治生态与政治心态问题值得关注，台湾的民主化发展不能以牺牲中国的主权和统一为代价
台湾目前的政治生态构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中国大陆的核心利益为前提。由于李登辉和陈水扁前后20年的政治操弄，在发展民主化的同时，台湾的政治生态存在某些不能忽视的问题。从尊重台湾人民的政治权利而言，大陆无权干涉台湾内部政治权力运作以及政党政治发展，大陆不反对台湾的民主化，但希望台湾民主化走的是一条理性民主之路。很遗憾，多年来民进党坚持“台独”路线，为反对而反对，既对台湾的民主化发展造成相当负面的影响，也对中国大陆的核心利益形成严重的挑战。如果民进党不能改变“逢中必反”的非理性立场，这一政党将会成为台湾民主最大的负面资产，其所谓的“爱台”其实是“害死台湾”，让台湾民众的利益受到更多的损害。同时必须指出的是，台湾的民主化不能以牺牲中国的主权和统一为代价，任何以“民主化”为由达到分裂国家的目的之做法都不被中国大陆政府和人民所接受。
从台湾的政治心态来看，由于李登辉和陈水扁时期的刻意形塑，制造“台湾受大陆打压”、“被大陆威胁”的政治气氛，台湾民众的政治心理多少受到了扭曲。大陆不否认台湾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比大陆起步早，某些方面值得大陆学习借鉴，但也不能不看到，台湾的“优越感”有时被过于夸大了，甚至为与大陆对抗，发展出以挑战大陆为荣的心态，只要与大陆唱反调就受到某种程度的“尊重”与“鼓励”。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台湾社会往往缺乏是非与正义，而两岸人民的共同利益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常在这种挑战中受到损害。要改变这种状况，目前台湾执政当局与蓝营人士应理直气壮地反对“台独”，以维护两岸人民的共同利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这对于岛内政治民主的理性化和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都十分重要。李登辉和陈水扁主政时期推动的构建“台湾认同”、“台湾主体意识”的进程至今仍未中断，这种趋势和发展究竟对台湾有利还是有害，希望岛内有识之士多作研究，并引领台湾社会是非与正义之气，让台湾真正向上提升，而不是任由李登辉、陈水扁时期的思想意识继续让台湾向下沉沦。
胡锦涛总书记在2010年7月12日会见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时强调，“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再次表明，“在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只要双方良性互动、平等协商，就能够推动两岸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也能够为逐步解决制约两岸关系发展的难题找到可行办法”（8）。两岸双方在此原则下，“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将会为两岸关系在ECFA基础上累积更多的互信，并可为破解两岸政治难题创造更多有利条件。我们相信，通过两岸各种交流合作，两岸人民在共同开创与奋斗中会获得更多的实际利益，两岸民众的认同会趋近。只要两岸人民携手共同努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乃至两岸统一的目标是可以达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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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年6月30日。
（2）《两岸经贸文化论坛通过共同建议》，《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年7月12日。
（3）2010年7月20日“台湾公共关系协会”与“中国公共关系协会”签署备忘录，将共同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基地，提供台湾相关企业在大陆的发展平台。参见《两岸公关协会拟建文创平台》，台湾《中国时报》2010年7月20日。
（4）《凯撒的面具——阴谋理论是政客最廉价的武器》，台湾《中国时报》2010年7月15日；《吴伯雄：爱台湾不是挂在嘴巴上》，台湾《中国时报》2010年6月27日。
（5）《民进党民调：66%支持签订ECFA》，台湾《联合报》2010年6月19日；《“陆委会”民调：逾6成民众 满意两岸协商结果》，台湾《联合报》2010年7月7日。
（6）《岛内媒体热议两岸经合协议（特别报道）》，《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年7月1日。
（7）据台湾报道，对于后ECFA时期的财经战略布局，马英九将亲兼“自由贸易协定小组召集人”，持续推动与外国洽签FTA，参见《马“总统”将宣示后ECFA战略布局》，台湾《联合报》2010年6月25日；《纽约演讲 江启臣：台有权谈FTA》，台湾《中国时报》2010年7月14日。《ECFA签署 “经部”声明：迎接未来 台湾经济黄金十年》，台湾《中国时报》2010年6月29日。
（8）《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年7月13日。
（本文发表在《台湾研究》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