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是在亚洲和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纵观中日关系正常化30多年的发展，毫无疑问，两国关系发展的主流与趋势是好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两国关系也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近年来，这些问题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日益突显出来，影响到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台湾问题就是其中一个突出问题。

　　一、中日关系的台湾问题呈现显性化发展趋势

　　台湾问题是中日关系中的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所导致的必将是中日关系的严重倒退。应该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一个较长的时期，中日间虽然也因日本不当处理涉台事务而发生龌龊，但总体上看，台湾问题作为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基本上是隐性存在，未对中日关系的发展构成大的干扰。但是，近年来，随着日本对台湾事务介入程度的加深、台日关系的快速发展，台湾问题在中日关系中出现了显性化发展趋势。

　　（一）台湾问题是中日关系中的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

　　台湾问题之所以成为中日关系中的一个重要且敏感的问题，其一是因为历史上台湾曾被日本强占过。1895年,日本帝国主义以战争的手段逼迫清朝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强行攫取了台湾和澎湖列岛。直到1945年，台湾才摆脱了日本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重新回到祖国怀抱。这段屈辱的历史，在中国人民的记忆中所留下的伤痛是难以磨灭的。尤其是在两岸尚未实现最终统一的现状下，这种历史记忆不可避免地会使中国人民对日本染指台湾问题保持高度警惕，不能容忍日本插手台湾事务的任何企图。

　　其二，台湾问题是涉及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在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没有任何可退让空间，更不允许外国横加干涉。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1949年以后，台湾一直与祖国大陆处于分离状态，至今尚未统一。而台湾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一是由于外国势力的干扰，更主要的是岛内“台独”分裂势力的阻挠。台湾岛内“台独”分裂势力在李登辉主政以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发展十分迅速。在李登辉主导下，台湾当局开始推行分裂国家的政策，并纵容、扶持“台独”势力及其活动，直至2000年，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在台湾取得政权。如果说，李登辉主政时期，其推行分裂路线还要受到国民党内以及岛内社会各界的一定牵制，在做法上、步调上还有所遮掩和节制的话，掌握了行政资源的民进党当局推行“台独”路线则完全公开化和肆无忌惮，从“去中国化”、“两岸一边一国”论的提出，到“公投入宪”，再到订立“2006制定新宪法”、“2008实施新宪法”的“台独时间表”，在“台独”道路上越走越快、越走越远。民进党当局在中国大陆强大的“反独”压力下，胆敢进行“台独”挑衅，关键是有恃于国际势力的支持，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美国，也包括日本。事实上，民进党当局执政以来，在推行“台独”分裂路线方面所采取的策略就是“傍美拉日拒统谋独”。

　　其三，日本国内存在支持“台独”、企图利用台湾牵制中国的政治势力。日本在台湾殖民统治了50年，先是残酷镇压台湾民众的抵抗运动，继而强力推行“皇民化运动”，通过强制普及日语，灌输大日本臣民意识、强迫各级学校学生接受日本国民训练等，企图使台湾的人和地“都成为皇国的真正一环”。 1945年，日本战败，被迫将台湾归还给中国。但日本有一部分人并不愿意接受这一事实，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传出后，就有一些驻扎在台湾的日本军人，与台湾上层人士勾结，策划发动“台湾独立自治运动”，企图在台湾建立“第二满洲国”，但被制止。台湾光复后，台湾岛内一些人出于各种不同目标，拼凑“台独”组织，进行“台独”活动。“台独”活动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台独分子”为躲避国民党当局的通缉和追捕，纷纷逃往日本，在日本政府的庇护和右翼势力的支持下，组建“台独”组织，以日本为“大本营”进行以“日本为中心”的海外“台独”活动。日本的这股支持“台独”的政治势力不旦从未消失过，而且近年来又有抬头之势。他们在日本发表支持“台独”的言论，并积极参与“台独分子”在台湾和日本进行分裂活动。日本某些政治势力对于台湾“恋恋不舍”的更深层原因是觊觎台湾的重要战略地位。台湾既是中国的门户，又扼日本生命线的要冲，是日本南下东南亚、伸入波斯湾的必经之路。100多年前，日本前首相松方正义就称，“台湾之于我国，正如南门之锁钥，台欲向台发展，以扩大日本帝国之版图，非闯过此一门户不可”。 如今，日本运送进出口货物的70%的船只须经过台湾周边海域，其中包括日本所需石油的90%和核燃料的100%。认为“台湾如被日本以外国家控制，就等于给日本的脖子套上一条可以随时勒紧的绳索” 的日本人，更愿意看到两岸的长期分离、台湾的“事实独立”。而近年来，中国的迅速崛起，也使日本对自己在亚太地区的重要地位可能被取代的担忧与日俱增，利用台湾、牵制中国的战略取向越来越公开化。

　　正是因为存在着上述种种因素，使得台湾问题成为了中日关系中的越来越突出、越来越敏感的重要问题。

　　（二）中日三个政治文件对台日关系的限定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中日关系由于日本政府承认退据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并与之保持“外交关系”而处于非正常状态。要实现中日邦交的正常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台湾问题。日本不对台湾问题采取正确的态度，中日关系就难以实现邦交正常化。换言之，正确处理台湾问题，是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前提，也是中日关系保持稳定与发展的基础。

　　1971年10月，中国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同日本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访华团发表联合声明，提出四项双方一致确认的恢复日中邦交的基本原则，其中前三项主要是强调台湾地位与大陆之间的关系，以及“日台条约”的非法性问题，这三条原则成为此后中日“复交三原则”的锥形。1972年4月，中日友协代表团和日本民社党访华团发表联合声明，明确而具体地阐述了中日“复交三原则”：1、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坚决反对任何“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等荒谬主张；2、台湾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已经归还中国。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国干涉。坚决反对“台湾归属未定”论和策划“台湾独立”的阴谋；3、“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

　　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它规定了中日关系中的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中日联合声明》指出，“日本方面重申站在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立场上，谋求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这一见解”；第二条，“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及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再次确认了对上述有关台湾问题的基本原则。《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指出，“联合声明所表明的各项原则应予严格遵守”；《中日联合宣言》重申恪守以上两文件所阐述的各项原则；“日本继续遵守日本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表明的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重申中国只有一个。日本将继续只同台湾维持民间和地区性往来。”

　　中日三个政治文件所确定的有关台湾问题的基本原则包括以下内容：1、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2、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3、日本只同台湾维持民间和地区性往来。这些基本原则构成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也规定了日本处理对台事务及日台关系的基本框架。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有一些人常常以日本在中日联合声明只是对“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来否认日本对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承认。而事实上，日本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同时也明确承诺，“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波茨坦公告》第八条明确表示，日本将台湾及澎湖列岛归还中国，所谓日本并未承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说法并不成立。

　　上述有关台湾问题的基本原则，对日台关系做了明确的界定，即非官方性。基于此，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中止了与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官方关系，并专门成立了一个民间团体——“交流协会”负责处理对台事务。台湾方面与“交流协会”对口的机构是同样具民间团体性质的“亚东关系协会”。对于“亚东关系协会”的驻日人员及开展的相关业务等，日本政府规定，包括代表、副代表在内的所有“亚协”人员，一律按一般侨民身份，向各地区公所登记领取居留证； “亚协”不得对日本官方机构行文，不得办理签发护照、签证等亚务；“亚协”驻日各处员工车牌一律取消“外牌”等。 日本政府在派驻台湾的人员以及与台湾的官方接触也都有较严格的限制，包括日本课长级官员不得访台、日内阁官员不与台方人士接触、限制台“部长”级官员访台等。必须指出的是，虽然台日间中断了官方关系，但民间往来并没有受任何影响。相反，台日经贸关系在这几十年间发展的极为迅速，日本很快取代美国成为台湾最大的进口市场，台湾经济对日本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日本则每年从台湾获取数百亿的贸易顺差。

　　总体上看，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的一个时期，日本政府在处理对台关系方面基本上坚持了一个中国政策，虽然中日关系也曾因台湾问题而出现过波折，如光华寮事件等，但这些在中日关系发展大潮也只是一小股逆流，没有影响到中日关系的大局。换言之，这一阶段，台湾问题未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突出问题。

　　（三）日本对台政策的变化

　　但是，冷战结束以后，尤其小泉内阁上台以及民进党在台湾取得政权以来，在各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台日关系发展迅速，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形成的由一个中国政策所规定的台日关系框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一是日本处理涉台事务态度出现明显变化。日本政府深知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因此，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在处理对台事务方面一直采取较为谨慎的态度。如，日本对于有关涉台问题，一般都以是中国内政为由不做明确表态； 1996年日美安保联合宣言以及1997年“日美安保防卫新指针”所涉及范围实际包括台湾海峡，但日本都以“周边事态”加以掩饰。但是，近年来，日本一贯的谨慎态度出现较大调整，不仅加大了对台海事务的关注程度，而且介入台海事务的态度也日益公开化。日本政府由过去一再表示“日本不介入台海事务”，转而明确声称“反对中国以和平方法以处的任何手段解决台湾海峡的问题”，日本一些政要包括曾任新进党魁的小泽一郎、前防卫厅次官西村真悟等人更扬言，“如果中国攻打台湾，日本不会坐视”；2005年2月，日本首次与美国发表“共同宣言”，公开将台海问题列为美日两国的“共同战略目标”。日本还公开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等。

　　二是台日官方关系的快速提升。日本处理对台事务态度的变化引起相关政策的调整。如，不断提高日台官方接触层级。日本“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所长内田胜久公开表示，“日台官方关系，已经从过去仅是单纯技术上不得不接触，进入到负责的官员之间必须进行政策性对话的时代了”。 日本不仅允许台 “国安”、“国防”、“外交”等主要部门主管以各种名义赴日，并默许内阁大臣及前政要与之接触会面。而且提升赴台官员的层级，2002年经济产业省副大臣古屋圭司以参加“亚东关系协会会长庄铭耀葬礼的名义访台，打破了这一层级官员不得访台的惯例。当年11月，又正式开放“课长级” 官员赴台；并“柔软的对应”“课长级以上”官员赴台参加亚太经合会议或世界贸易组织等日本与台湾都是正式会员的国际会议。

　　与此同时，日本还逐步放松在处理对台事务方面的既有限制。在台湾政要访台方面，2001年森喜朗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坚决反对，执意批准李登辉的“赴日治病”申请，开了台湾卸任领导人访日的先例；2004年允许台“行政院长”游锡堃所乘班机在日本那霸机场降落，“以避台风”，并给予“高规格接待”。2003年12月，日本交流协会驻台北事务所打破不在台湾进行官事活动的规定，首次在台北举行庆祝天皇生日活动，并邀请台湾高层政要参加等。

　　三是台日军事交流的逐步展开。台日军事往来的展开是台日关系发生变化的重要标志之一。随着对中国防范的增加，日本对于加强与台军事情报交流的兴趣越来越大。2003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退役少将长野阳一以提前退役的形式出任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的主任，主要任务是与台湾军方建立直接联系，加强台日间的情报交换。这是从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首次有日本自卫队有关人士驻台。

　　台日军事交流也有实质性进展。近年来，台军方现役将领及“国防部”高层人士已多数暗中访问过日本，亦有不少日本自卫队退役高层将领到台湾访问，观察台湾的军事设施。由日本退役军官组成的军事技术顾问小组，曾秘密指导台海军水雷作战的战术与战法。2004年台海军进行年底“康平”水雷作战操演时，有一名曾担任日本海上自卫队扫雷舰队长的退役少将“随舰观察”。“康平演习”模式基本都是仿效日本海上自卫队演习的做法。

　　日本政府近年来处理对台关系的种种作法，明显违背了其一再表示所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正在不断地蚕食由中日三个政治文件基本所框定的台日关系框架。这一趋势如果继续发展，势必使得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日益突出，进而影响甚至破坏中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