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研究

　　（双月刊）

　　总第119期

　　编者

　　台湾研究编辑部

　　编委会主任

　　余克礼

　　编委会副主任

　　朱卫东

　　谢郁

　　编委

　　（按姓氏笔划）

　　毛仲伟刘国奋

　　刘佳雁许钟萍

　　朱卫东余克礼

　　张冠华修春萍

　　彭维学谢郁

　　主编

　　张冠华

　　副主编

　　刘国奋

　　毛仲伟

　　出版日期

　　2013年2月20日2013年第1期目录

　　两岸关系

　　海峡两岸关系的新态势与新趋向之观察朱卫东（1）

　　马英九当局两岸谈判政策评析汪曙申（7）

　　试论两岸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合作王伟男（13）

　　两岸经贸

　　台资企业转型升级的环境、能力与战略分析李保明（18）

　　政治

　　浅析民进党社会基础的现状与发展态势彭维学（24）

　　象征政治与两岸认同的建构孙云（29）

　　1949年以来台湾财经杂志与台湾中产阶级发展刍议吴琳琳（34）

　　经济

　　当前台湾经济形势分析胡石青（40）

　　台湾地区宏观金融风险研究

　　——基于资产负债表的视角张培（45）

　　对外关系

　　马英九上任以来台湾与印度关系新发展及其走向明郑英琴（51）

　　历史

　　“光州固始”与闽台的历史渊源关系陈榕三（56）

　　2012年《台湾研究》目录汇总（62）

　　注释体例（64）

　　英文目录封三

　　更正（23）台湾研究?两岸关系2013年第1期海峡两岸关系的新态势与新趋向之观察

　　朱卫东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2012年，影响台湾问题的中美台三方均平稳实现权力交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局和良好发展势头得以保持。马英九与奥巴马连任、中共十八大召开以及谢长廷参访大陆，这四件大事对未来一个时期的两岸关系发展产生了深层次的重要影响，它所显露出的新态势与新趋向，值得观察家们认真探讨。尽管从目前涉及两岸关系各利益攸关方的基本立场及其发展趋势看，这些新变化仍不足以打破台湾问题现存的结构困境，但是影响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些关键变量正呈现出新的变化趋势，将继续朝着有利于两岸统一、不利于“台独”的方向发展。

　　一、国民党赢得“大选”继续执政所蕴涵的积极信号

　　2012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是在两岸关系实现历史性转折、进入和平发展新时期这样一个全新时代背景下举行的一场重要选举。各方均赋予这场选举多重意涵，既将之视为是对过去四年马英九当局和平合作大陆政策成效的检验，又将此作为观察把握岛内主流民意新趋向的重要指标，更将选举结果看作是两岸关系未来能否继续巩固深化的关键。从战略的角度观察，2012台湾“大选”确实有两点值得细细探究：一是选举结果——国民党继续执政的意义，它为两岸关系正常发展至少赢得了四年甚至更长的机遇期；二是胜选主因——大陆角色转换的意义，“大陆因素”已发展成为影响选举结果的重要因素。这两点新变化对未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具有战略意义。

　　（一）国民党继续执政为两岸关系深入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1月中旬举行的“二合一选举”具有特殊意涵：倘若马连任失利，将对国民党的发展带来巨大打击，不仅2016年很难翻身，甚至2020年东山再起的希望都不大；同时若马连任而国民党失去“立法院”的控制权，其大陆政策措施也难以顺利推行下去。幸而这两种情形并未发生。与国民党输不起相反，民进党仍有输的本钱和翻本的机会。因此，这场选举结果不仅对国民两党的发展产生了关键影响，也深刻地影响着两岸关系，对未来的两岸关系发展具有重大的积极效应。这是因为，其一，过去四年两岸关系所取得的成果仅仅是初步的，两岸的战略互信亦较脆弱，需要继续强化和固化。国民党继续执政，使得两岸关系容易在既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其二，选举结果也表明，马英九当局的现行大陆政策得到了多数民众的肯定，期望两岸和平合作双赢已成为台湾民众在“统”、“独”之外的新的主流民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路线获得选举的检验，反过来也会进一步增强国民党推行既定政策的信心。其三，从长期看，一个坚持“92共识”、反对“台独”、有意愿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党在台湾执政，是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条件，国民党继续执政至少可以避免民进党执政时期两岸关系动荡不安的局面，减轻大陆在东南战略方向的安全压力；至少可以为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再赢得四年乃至八年的机遇期，从而也为维护和延长大陆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大陆因素已成为影响台“大选”结果的重要因素。大陆始终是影响台湾政经发展的重要因素，大陆的实力、政策和所呈现出的外在形象，以及两岸关系发展的氛围与成果，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台湾社会民心走向和民众的投票行为。2008年以来，随着马英九打开了两岸封闭的大门，两岸全面直接三通的实现，使得台湾民众更直接感受“大陆因素”的影响力，直接享受到由开放合作所带来的两岸和平红利和经济利益，岛内那种乱扣“红帽子”的做法已越来越不灵了。此次大选的过程和结果在相当程度上可被视为是对大陆在台湾政治发展中的角色和作用的检验。综合考察，一方面，近年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断深化，已对岛内社会产生了深层影响，希望两岸合作、经贸得利已成为多数民众的期待，使得马英九、国民党在此次“大选”中敢于较为自信地打“两岸牌”，反复强调“92共识”以及发展两岸关系对台湾未来发展的重要性；也迫使蔡英文在两岸政策上向中间靠拢，在对待“九二共识”和“台独”问题上被动挨打。大陆也从过去被丑化的负面形象开始转为较为正面的形象，大陆因素开始由单纯的负面炒作议题向正面因素转化。另一方面，经过近几年两岸关系的发展，大陆对台直接影响力显著增强，大陆在选举过程中强烈表明坚持“九二共识”对发展两岸关系的重要意义，揭露蔡英文“台湾共识”的欺骗性，促使岛内形成“否定92共识的候选人上台、两岸经贸关系倒退无可避免”的舆论氛围，导致选举最后阶段出现了社会各界尤其是工商界纷纷表态支持“92共识”的局面，包括工商界的代表性人士如郭台铭、王文渊、张荣发、徐旭东、尹衍梁和王雪红等人，都公开表示：“没有92共识，台湾经济会很惨”，“无法想象没有92共识后的两岸关系”［1］。岛内舆论评价，此次选举事实上是“九二共识公投”，马赢在“九二共识”上。亲绿的《自由时报》则称，“这次选举的最大赢家是中共”，台选举第一次出现“总统需要北京册封同意才会当选的朝贡特征”［2］。

　　国民党赢得“大选”、继续执政所蕴涵的上述两大积极信号，无疑会增强两岸执政当局推行和平发展路线的信心，证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战略是卓有成效的，也为未来的两岸关系发展赢得了宝贵的机遇期。预计，未来大陆对台湾政经发展的直接影响力将会越来越大，这是一个无可逆转的趋势。

　　二、中共十八大提出未来对台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努力方向

　　“大陆因素”始终是影响两岸关系发展、解决台湾问题的根本因素。11月初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使两岸关系中“大陆因素”的主导作用更为突出，大陆在实力、政策和新的领导集体三个层面对两岸关系产生深刻影响，对两岸关系发展带来巨大的推动力。主要体现在：

　　一是实力层面。十八大进一步明确了未来中国发展的大政方针和实践路径，按照这一蓝图，大陆自身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将继续快速增强，202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两岸实力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使大陆在处理两岸关系上更加自信从容、更加耐心细腻、更加务实包容；同时，大陆实力的增强和发展机遇、发展空间的扩大，也将对台湾的政经发展和社会民心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这是从战略视角观察十八大对未来两岸关系发展所带来的深层次的长远影响。

　　二是政策层面。十八大在两岸关系上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对台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报告涉台部分将十七大以来被实践证明卓有成效的政策措施和理论创新纳入其中，特别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要思想及其一系列政策主张，对下一阶段两岸关系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包括：立足于在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中推进两岸统一，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同国家的和平发展战略紧密连结。更为重要的是，报告正式将“全面贯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要思想”写入党的文件，提出“和平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而实现和平统一首先要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要全面贯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要思想，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为和平统一创造更充分的条件。”［3］十八大还根据两岸关系发展的新形势、新机遇和新挑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巩固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主张、新论述，包括：首度将坚持“九二共识”及维护“一个中国框架”写入党代会的政治报告中，凸显了这两大议题的重要性。向民进党温情喊话，“对台湾任何政党，只要不主张‘台独’、认同一个中国，我们都愿意同他们交往、对话、合作”，［4］这一表述实际上划出了同民进党正式打交道的底线。厚植共同利益，融洽同胞感情，进一步突出了两岸经济合作中强化共同利益纽带，以及两岸交流交往中加强民族感情纽带的重要性；并特别提出促进两岸平等协商和加强两岸关系制度建设的内容。值得重视的是，报告还明确提出，“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探讨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作出合情合理安排；商谈建立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稳定台海局势；协商达成两岸和平协议。”［5］总之，报告将那些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践价值的思想论述和政治主张写入党的重要文件中，为未来五年大陆对台工作指明了方向和实践路径。

　　三是新的领导人层面。十八大产生的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未来两岸关系发展同样会产生重要影响。习总书记在与台湾密切联系的福建、浙江和上海主持工作十几年，对台湾情况十分熟悉，对对台工作深思熟虑，这有助于大陆制定和实施一套更能有效推进两岸关系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方针政策。预计，十八大后，大陆在实力、政策和新的领导集体三个层面对两岸关系产生的深刻影响，以及由此展现出的对台工作原则的坚定性、政策的稳定性和思考解决问题的信心诚意与包容，必将有力地推动今后一个时期的两岸关系发展和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三、奥巴马连任提升美国对两岸关系的影响力

　　2012年，影响海峡两岸关系发展的最大外部因素——“美国因素”，因为11月奥巴马总统的成功连任而出现了新的变化，这使得此前美国所推行的亚太新战略得以继续稳步实施，台湾在美国战略中的角色与地位相对提升，美将继续强化对台影响力，而马英九当局为了寻求美国的政治支持与安全保障继续推行倚美亲美政策。未来一个时期，美国因素的作用将进一步凸显，成为未来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变数。

　　（一）美国亚太新战略加大对两岸关系的介入力度。自2011年美国高调宣布经济、军事和战略上重返亚太，奥巴马政府亚太新战略针对中国崛起的内容愈益突出。伴随着两岸关系朝着和平发展方向不断迈进，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步伐也在加快，与亚太各军事同盟国进一步围堵中国的行动不断升级。2012年，有关各方围绕钓鱼岛和南海主权的争端显著升温，其背后都与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存在密切的关联。与罗姆尼不同，奥巴马连任强化了美国推动亚太新战略的方向和力度，其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一是美制衡中国的力度加大，冲击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与过去相比，奥巴马的亚太战略更加突出制衡中国的一面，即针对中国力量上升、影响力扩大的现实，要直接地和针锋相对地平衡中国的影响力、牵制中国的行为，这一战略将使中美在亚太地区良性互动的难度增大了，也不可避免地会冲击中美关系的发展。二是台湾的战略角色和地位相对提升。由于中美两国长期存在的“战略互不信任感”正日益加重，在美国推行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设计和实施过程中，台湾作为传统上的美国“以台制华”战略的棋子的角色得到了强化。美方认为，“台湾的位置正处于战略竞争的最前线，而这样的竞争很可能划定21世纪美中之间的战略格局”，［6］美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在众议院发表证词时表示，“帮助美国实现亚太战略目标的一个关键是，保持与台湾的强健和多元化关系”，［7］国务卿希拉里2011年11月在夏威夷就美国亚太政策发表演讲时，首次将台湾定位为“一个重要的安全和经济合作伙伴”［8］，不仅澄清了美国学界争议的所谓“弃台论”，也反映出奥巴马政府有意强化台湾角色的战略意图。美国对两岸关系发展的底线是不允许两岸任何一方改变现状，包括“台独”与“统一”两个选项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基于此，2012年美国进一步加大了对台湾的介入，力图将台湾乃至两岸关系发展纳入到美国的亚太议程中。在台“大选”中，美国虽未公开在蓝绿之间“选边”，但公开肯定马的大陆政策，直至选举最后阶段亮出“挺马”的底牌。选后，美对马当局进一步施加影响，以掌控两岸关系发展的节奏，不希望看到两岸关系发展走得过快、过近，批评吴伯雄提“一国两区”构想是“转错方向，贬低台湾地位”，［9］并要求台湾在南海和东海主权争端中持“克制态度”等等。可以说，美国的介入是马英九当局在两岸政治议题上的态度不断保守退缩、在钓鱼岛和南海问题上拒绝与大陆联手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美国还不断通过售台先进武器、支持台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国际民航组织、给予台湾免签证待遇、重启美台“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TIFA）”谈判等方式，加大对台湾当局的影响力，介入两岸关系发展议程。预计，在美国全面重返亚太战略的指导下，未来美打“台湾牌”干扰阻挠两岸关系发展的力度将进一步加大。

　　（二）马英九当局推行亲美倚美政策配合美国亚太战略。美国在亚太新战略中打“台湾牌”能取得多大成效，关键看台湾执政当局的配合程度。由于特殊的历史、利益和安全的考虑，马英九自2008年以来的第一个任期即奉行鲜明的亲美路线，马当局的基本战略就是“和陆亲美友日”、“经济靠大陆，安全靠美国”。发展对美关系、建立稳固的台美互信始终是马当局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马英九连任后，台湾当局延续既定的亲美倚美政策，积极配合美国重返亚太的新战略。台美高层互动频繁，沟通顺畅。选后不久国民党副主席蒋孝严、“陆委会主委”赖幸媛即赴美沟通，增信释疑。为保证台美沟通更有效率和效果，马英九还任命其心腹金溥聪出任“驻美代表”，将美国信任的原“驻美代表”袁健生调任“国安会秘书长”，以确保能够“零误差、零时差”地传递美国的旨意。事实上，台湾当局在一些重大议题上的态度非常尊重或顾忌美方的态度，强调对美“零意外”。比如，马英九抛出“东海和平倡议”之前已先与美国沟通，美方对台渔船出海宣示“主权”等做法都事先知情。台湾当局在涉及两岸关系向前迈进的重大议题上始终主动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配合美国亚太新战略，为美国插手两岸关系发展提供了空间和条件，也削弱了大陆对发展两岸关系的主导权，成为影响未来两岸关系巩固深化的一大消极因素。

　　值得一提的是，从2012年岛内政局和两岸关系的发展趋势看，有两点新变化会促使台湾当局更加依赖美国：一是马英九的政治地位虚弱，更需获得美方政治上的支持。二是两岸关系进入“深水区”后，台更需美方的安全保障和扶持以增加谈判的信心。这些因素将使美国对两岸关系发展的介入程度进一步加深。

　　四、谢长廷访陆预示民进党“台独”路线调整势所必然

　　2012年，影响海峡两岸关系发展一个重要的消极因素——“民进党因素”也出现了积极的变化，10月初谢长廷成功参访大陆，对民进党的两岸政策、民共关系乃至国民党的大陆政策都产生了相当冲击，为我们分析探究民进党的“台独”路线转型提供了典型案例。

　　（一）谢访陆向外界释放了两大积极信号。谢访陆是在中国大陆快速和平崛起、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格局强化这一全新时代背景下发生的一个具有指标意义的事件，不应将之视为一个孤立的个案就事论事，过于看重短期效果，而应认真探究这一事件背后所蕴藏的深刻讯息。

　　其一，释放出民进党应该与大陆友好相处的强烈讯息。谢是民进党内举足轻重的“超级天王”。虽然是创党发起人、“台独党纲”起草者，但在两岸关系上一直有较为积极务实的想法和作为。2000年提出“高雄与厦门是一个国家的两个城市”，主张“回归中华民国宪法讨论一个中国”，2005年谢任“行政院长”后公开承认“宪法一中”。［10］因此，对谢这样一个具有指标意义的政治人物，其登陆行为本身即具有象征意义，代表了民进党内务实派在内外压力下意图顺应潮流努力引领该党转型的积极尝试。谢以登陆的实际行动向外界发出一个强烈信号，就是民进党必须要正视大陆，正确应对大陆，与大陆友好相处。如谢本人所强调的，“不和大陆交流永远在野”、“民进党若想重返执政就不要与13亿人作对。目前该做的就是深化民进党与大陆的互信基础。”［11］

　　其二，发出“台独之路”走不通必须转型的信号。谢长廷的两岸论述虽然离大陆的主张还有距离，但它包含了“一中内涵”，保留了两岸“一个中国架构”的法理连接，较民进党一直强调“台独”神主牌、始终否认抵制“宪法”有很大的不同，从而对民进党坚持“台独党纲”的核心价值带来了重大冲击。岛内舆论因此评价：“谢把民进党从虚幻的‘台湾国’拉回到‘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宪法’”；谢的登陆是“昭示台独终局，他想要传递的主轴信息是民进党不搞台独了”，［12］再一次验证陈水扁以前承认的“台独”做不到就是做不到的论断。谢的登陆行动和“宪法”主张对绿营和“台独”基本教义派不啻是一枚动摇军心的震撼弹，这也是谢返台后频频遭受极端“台独”势力围剿的主要原因。

　　此外，谢长廷访陆对国民党的大陆政策也带来冲击，将增强马英九当局推行既定政策的信心和压力。未来，如果马当局在两岸关系上仍然畏首畏尾、瞻前顾后，不敢或不愿顺应潮流采取更加积极的作为，国民党将会失去独享“两岸牌”、占据两岸政策制高点以争取选民支持的优势。

　　（二）民进党短期内仍难以进行战略转型。谢长廷参访大陆反映了民进党内务实派希望正面面对大陆、加快该党路线转型的积极趋向。然而，这种尝试并未如外界期待的那样产生积极的回应，谢长廷首先在党内遭到碰壁，不仅受到“台独”基本教义派的围攻，而且也不为党主席苏贞昌所接受。苏贞昌舍弃谢长廷而自任“中国事务委员会”召集人，从其使用“中国事务委员会”名称而不是“大陆事务委员会”、“两岸事务委员会”的名称，就可看出民进党绝不会轻易放弃“台独神主牌”，短期内也难以进行战略转型。这是民进党的政治本性和政党利益决定的：从外部因素看，虽然民进党面临调整路线的压力越来越大，但这种压力还没有大到它必须放弃的程度，大陆的压力和美国的暗助形成某种对冲。从内部因素看，目前党内的主流声音还是顽固坚持“台独”，缺乏调整的意愿和动力。一方面是由于马英九施政满意度很低，难以摆脱执政困境，使党内不少人产生幻想，认为无须调整，也可以坐等国民党下台。另一方面是党内“台独”基本教义派的强力反弹与牵制。从实际利益看，目前民进党放弃“台独”也得不偿失，既难以同国民党区隔竞争，又要面对绿营基本盘松动流失的危险，未蒙其利先受其害。从党主席苏贞昌的个人算计看，他不愿碰两岸关系，认为时机不成熟，苏当下最关心的是“逢马必反”，让马英九深陷泥沼难以自拔，在此基础上带领民进党打赢2014年“七合一选战”，等苏拿到2016年“大选”入场券后再考虑路线的转型问题。因此，民进党现在在两岸政策上的基本策略和做法就是：摆摆样子，做做姿态，以塑造民进党有意愿、有能力处理两岸关系的社会形象。当然，谢长廷参访大陆虽然方向正确，但也包含其个人的政治算计，即利用两岸关系这个舞台延续和扩大自身的政治影响力，早出手，更主动，空间大；但是这一做法和目前民进党的主流心态以及苏贞昌的算计并不合拍，这是谢访陆后的效果不如预期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当前的时代环境与民进党抛出“台独党纲”时的时空背景已经大相径庭，这是一个无可逆转的现实。从潮流和趋势看，民进党的“台独”主张越来越难以为继，路线转型势所必然，小修小补、精心包装的所谓策略性转型无济于事，民进党只有正本清源，痛下决心，抛弃“台独”，实现战略转型，才能脱胎换骨，为民进党的长远健康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民进党的党旗是十字路口立了一个台湾地图，这正好反应了民进党的目前处境。作为十字路口的一次有益探路，谢长廷大陆行是成功的，有重要意义的。若干年后人们再回过头来评价，会发现谢先生这趟“开展之旅”犹如南美亚马逊河上振翅的蝴蝶，已对民进党的路线转型、民共关系乃至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催化作用。［13］

　　五、结语

　　（一）巩固深化合作将成为今后两岸关系发展的主要特征

　　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制约，马英九第二个任期两岸关系能做可做的部分仍将主要集中在非政治领域，巩固深化合作将成为今后两岸关系发展的主要内容。这是因为，继续巩固和深化两岸现有的经贸、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不仅有客观需要，即目前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需要巩固保障现有的成果，进一步提高合作的水平和层次；更有主观考虑，即在两岸缺乏足够政治互信的前提下，贸然推动政治谈判远不如继续推进非政治领域的合作容易，因此“先经后政、先易后难”就成为必然的共同选择。同时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目前马英九当局处境艰困，对政治议题的意愿不强，动力不足，主张“先经后政”、政经分离甚至“只经不政”，期望通过“经济合作”和“政治保守”的两手策略来稳固执政地位，赢得选票。

　　大陆方面在发展两岸关系上也并非外界想象的那样迫不及待，而是主张要保持正确的发展方向，稳定发展，稳中求进。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为和平统一创造更充分的条件”，实际上已指明了未来五年大陆对台工作的大方向和主要任务，它表明，巩固和深化两岸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将成为未来几年两岸关系发展的主要特征和基本任务。未来几年，继续深化两岸经济合作，扩大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继续加强两岸文教社会交流，深化两岸同胞的感情融合，将成为两岸共同推动合作的主要内容。此外，加强制度建设也将是未来两岸关系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即，双方要稳步推进包括两岸经济、文教、人员往来等各个领域的机制化、法制化进程，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环境条件和机制，让任何人、任何势力改变它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预计，包括两会互设综合性办事处等将会很快纳入双方的共同议程中。

　　（二）突破两岸政治僵局仍有赖各方共同努力

　　此次中共十八大报告涉台部分对推进两岸政治关系着墨较多，报告提出的“探讨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并作出合情合理安排”以及“商谈建立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协商达成两岸和平协议”等目标，是“希望两岸共同努力”的项目，也是两岸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迈入“深水区”无法回避的重大历史任务。报告明确向台湾方面发出了这一呼吁，表明两岸关系发展将不可避免地逐步“由经入政”，进入“经贸为主、政治为辅、政经促进”的新阶段。事实上，在两岸关系进入巩固深化期的时候，两岸经贸、社会、文教关系的深入发展必须要与两岸政治关系的发展协调同步，台湾方面“只易不难、只经不政”的单纯思维难以为继，“鸵鸟政策”也不足以应付未来的各种挑战。要确保两岸关系发展在正确的轨道上行稳致远，必须要就政治议题进行对话商谈，以建构可长可久的两岸和平发展框架。大陆方面提出这一主张体现了务实前瞻的眼光，也是对台湾民众普遍关心此问题的积极回应。但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当前影响台湾问题解决的战略环境与条件并未达到质变的程度，虽然大陆因素对两岸关系的主导作用在增强。但是，毋庸讳言，在宏观结构上，中美台三方“大三角”关系的博弈，仍然没有任何一方可以单独决定或主宰两岸关系。在微观结构上，国、民、共三党形成的两岸“小三角”关系依然不稳定、不均衡，不仅深受岛内周期性选举政治的影响，而且三方政治互信脆弱，民进党成为三角关系中的变数。两岸政治僵局的突破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上述宏观和微观结构的制约，两岸关系并非任何一方单方面可以控制和左右的。

　　因此，十八大报告涉台部分所提出的有关推进两岸政治关系的呼吁，虽然合情合理、务实可行，但在目前的两岸现实下要想稳步顺利地推进，尚需台湾方面的正面回应和积极配合。但台湾方面则采取消极拖延的战术，认为两岸谈政治议题的条件不成熟，没有急迫性，不是优先选项，甚至给两岸商签和平协议设置了“国家需要、民意支持、国会监督”等高门槛，其中民意支持是要透过所谓“公投”凝聚共识。马英九当局之所以对此缺乏动力和意愿，不敢开启两岸政治对话协商，主因是缺乏自信，顾虑担心太多。一方面马的支持率和满意度始终低迷不振，马当局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拼经济”使人民“有感”的民生议题上，担心过早碰触政治议题得不偿失，影响2014年的“七合一选举”乃至2016年的“大选”。另一方面岛内仍有40%以上的民众对政治谈判持疑惧态度，这为民进党等“台独”势力的强烈抵制提供了空间；此外，奥巴马政府也不愿看到两岸走得过近、过快冲击其对台海的实质影响力。这些内外因素使得本来意愿不强、抗压性差的马英九当局更加顾虑重重，畏首畏尾。

　　尽管如此，笔者认为，今后一个阶段，在推进两岸政治关系上，双方不能无所作为，而应该积极作为，既然政治议题无法搁置、回避不了，就应努力营造有利于开展两岸政治谈判的环境与条件，使台湾当局和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认识到，两岸政治商谈台不会被“矮化吞并”，也根本不存在什么“亲中卖台”问题，越早商谈，对台湾越有利；两岸只要不断累积政治互信、展现诚意和善意，完全有智慧找到彼此虽不满意但可接受的解决办法。同时，也要让美国充分认识到，两岸政治谈判有利于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也是符合美国亚太利益的。当然，即使是推动两岸政治对话商谈，仍应本着“先易后难、把握节奏、循序渐进”的思路，在两岸的共同协商下逐步稳妥地推进，在正确的时候做正确的事。

　　注释：

　　［1］《王雪红记者会》，台湾中广新闻网2012年1月13日。

　　［2］台湾《自由时报》评论2012年1月17日。

　　［3］［4］［5］胡锦涛：《中共十八大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第1版，第44页、第45页、第45页。

　　［6］迈克尔?马扎：《为什么台湾问题对美国意义重大》，美国企业研究所网站2011年3月8日。

　　［7］坎贝尔语，新华社《参考资料》2011年10月18日。

　　［8］希拉里：《美国的太平洋世纪》，新华社《参考资料》2011年11月15日。

　　［9］白乐崎：《一国两区，转错方向》，台湾《自由时报》2012年4月11日。

　　［10］台湾《中时电子报》2005年5月21日。

　　［11］台湾《中国时报》2012年10月13日报道。

　　［12］台湾《联合报》社论《台独的终局》，2012年10月4日。

　　［13］朱卫东：《从宏观层面观察谢长廷大陆行的蝴蝶效应》，香港《中国评论》2012年11月号，第8页。

　　（责任编辑毛仲伟）台湾研究?两岸关系2013年第1期马英九当局两岸谈判政策评析

　　汪曙申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法学博士。

　　经过四年多来两岸执政当局的共同努力，两岸关系已由和平发展开创期步入巩固深化的新阶段。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两岸制度化谈判的恢复和推进发挥了至为关键的作用，不仅解决了一批长期制约着两岸关系发展的重大难点问题，而且促进了两岸政治和社会互信，夯实了两岸和平发展的基础。从形式上看，两岸谈判的具体内容虽由两会承办，但其主体是两岸执政当局，执政双方的战略、原则、策略对谈判的达成及其成果具有重要影响。本文根据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以来两岸关系发展的脉络，特别是两会商谈的有关实践，探究马英九当局关于两岸谈判的战略思维、基本原则、做法特点及面临的主要障碍，希冀为两岸继续巩固谈判成果、开创谈判新局提供有益视角。

　　一、马英九当局对两岸谈判的性质认定

　　两岸关系定位是马英九当局制定两岸谈判政策的前提和基础，也是马英九当局确立谈判立场、目标和策略的重要基础和依据。大体上看，其在两岸关系定位上的立场为：

　　一是两岸关系并非两国关系，而是“一国两区”的关系。马英九当局坚持以“中华民国宪法”框架下的“一中宪法”作为主权论述的法理依据，摒弃两岸关系的“台独定位”，对李登辉的“两国论”、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进行了拨乱反正。马英九当局主张，两岸同属中华民族，不是两个中国的关系，而是“一国两区”的关系，一国即“中华民国”，两区即台湾地区和大陆地区，并明确表态“不从事双重承认”，也不会推动“两个中国”。2008年9月4日，台“总统府”曾做出具体解释，即“根据‘中华民国宪法’规定，两岸是自由地区与大陆地区，也是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两岸关系不是国家与国家关系，也不是中央与地方关系，两岸地区是对等地区，每个统治地区上有统治的当局，我们是台湾当局，他们是大陆当局”［1］。2012年3月22日，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在与胡锦涛总书记会谈中提到，“根据双方现行体制及法律规定，双方都彼此坚持‘一个中国’，但对‘一个中国’的内容，双方表述有所差异”；“台湾现在推动两岸关系的依据，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这是以‘一国两区’的概念作为法理基础，这足以说明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而是‘特殊关系’”［2］。同年3月25日，台“陆委会”进一步声明，“‘一国两区’指的是‘一个中华民国，两个地区’，完全依据中华民国宪法及两岸条例法律规定，外界不应予以曲解。”［3］接着在5月20日，马英九在就职演说中再次肯定了这一立场。2012年7月底，国共两党在第八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上达成17项共同建议，其中一致确认“两岸关系不是国与国关系”［4］。

　　二是两岸是“一中各表”规范下的对等政治实体的关系。马英九当局一方面从法理上明确了两岸为“非国与国关系”，另一方面从实务上坚持两岸是对等的政治实体，是台湾当局与大陆当局之间的平等关系。马英九当局对两岸关系的定位源于岛内宪制性规定，认为中国大陆虽不在其治理管辖之下，但在法理上属于“中华民国”领土，乃是处于“中华民国”治权之外的一个单独的政治实体。基于这一法理逻辑，马英九当局明确反对“台湾地位未定论”，主张台湾与大陆虽然在实力上相差悬殊，但法律地位完全平等。

　　马英九当局基于法律与现实两个层面对两岸关系的定位，决定了其将两岸谈判的性质定位为“一国两区间的平等谈判”。主要表现在：从谈判立场看，强调坚持“中华民国主权”，维护台湾主体性，主张以“互不否认”代替“互不承认”，两岸谈判首先应着眼于地位平等，决不能伤害“中华民国主权”和台湾尊严。马英九曾公开表示，如果大陆否认“一中各表”，那“我们就不谈了”，“若要签署两岸和平协议，‘中华民国’的政治实体地位必须获得尊重”。从谈判目标看，不利用谈判谋取分裂，注重维护谈判的稳定性与持续性，同时非常在意维护台湾利益，强调谈判结果应服从服务于台湾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能为把台湾打造为全球创新中心、亚太经贸枢纽、台商营运总部创造有利条件。此外，马英九当局也致力于通过和平商谈塑造台湾与大陆之间的平等谈判地位，向国际社会展现台湾理性、负责任的对外形象，为扩大国际“软实力”、巩固执政加分。从谈判策略看，讲究原则性与务实性的结合互补。在“主权”等原则底线问题上寸步不让，自行免责，认为两岸谈判能否顺利进行取决于大陆是否正视现实，搁置争议，弹性处置。在操作上较为务实，能够从两岸关系发展的现实出发，一定程度上照顾大陆的原则诉求，通过利益权衡实现“舍少求多”。总的来看，马英九当局以“一中宪法”处理两岸谈判问题，既有助于以内部宪制性规定、两岸平等商谈反击绿营对其“弃守主权”的抨击，又承认一个中国，维护了两岸协商谈判的政治基础，在两岸事务性商谈阶段发挥了特殊作用。

　　二、马英九当局推动两岸谈判的基本原则

　　马英九执政四年多来，在两岸谈判问题上基本采取积极姿态，构筑起两岸谈判的政治基础，以谈判方式着力解决台湾社会以及两岸交流面临的诸多问题。总体上，其推动谈判的原则主要有：

　　（一）维护“九二共识”作为两岸谈判的政治基础。两岸谈判的启动和开展需要两岸执政双方具备相当的互信，大陆方面一贯主张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坚持反对“台独”，是两岸开展对话和协商的政治基础。2005年国共两党在此基础上开创性地达成“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初步建立了两党之间的政治互信。马英九执政后坚持这一愿景的基本方向，确立以“一中各表”为内容的“九二共识”作为其发展两岸关系、恢复两岸商谈的基础，为两岸建立互信、重启事务性商谈创造了条件。“九二共识”本身蕴含求同存异的精神，既确认了双方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共同立场，又搁置了双方的政治分歧，是发挥政治智慧、照顾各方利益的结果。马英九当局主张“九二共识”的内涵包括：一是两岸双方坚持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但双方的定义不同，台湾方面认知的一个中国是指“中华民国”。二是“九二共识”可对目前尚无法解决的两岸主权争议做暂时性的处理，创造两岸互不否认的模糊空间，具有相当高的实用主义价值，使得两岸接触时“找到一个非常实用的着力点”。三是“九二共识”包含一个中国的精神但又可各自表述，这既便于推动两岸和解合作，又满足了国民党对“中华民国主权”的坚持，设置一道抵抗绿营势力反马“卖台”的防火墙。马英九当局已将“九二共识”看作其四年来成功推行开放合作的大陆政策的重要前提，第二任期将继续维护其作为深化两岸互信、推动两岸商谈的基础性和原则性地位。

　　（二）强调两岸搁置争议、“互不否认”。目前，两岸在台湾当局政治地位、“中华民国”、台“国际空间”等问题上仍存在着明显的重大分歧。马英九当局认为，这些短期内难以解决的分歧不应成为两岸开展谈判的绊脚石，双方应暂时搁置争议，从“互不否认”的思维出发，找寻实现两岸共赢的新路径。主要考虑有：一是认为在法理层面两岸根本不可能相互承认。马英九主张，基于两岸各自的法律，两岸“要给对方一个正式承认是做不到”，“大法官也很难解释，在法理上仍为‘中华民国’领土的中国大陆上会出现另外一个国家，尽管世界上有很多国家承认对岸，但在‘我国宪法’体制下，仍无法作这样的承认”［5］。二是在务实层面两岸可以相互不否认。马英九认为，两岸做不到相互承认，也不必相互否认，最好的方式是互不否认，两岸关系发展应建立在“相互不否认”的前提下，“互不否认”可暂时搁置两岸敏感争议，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创造求同存异的空间，是两岸关系良性发展的基础。通过四年多来两岸关系良性互动，马英九当局已将两岸官方通过两会直接谈判视为两岸从相互否认走向互不否认的重要象征。三是“互不否认”政策的正面效果开始显现。马英九认为，台湾宣布的“互不否认”政策已促使两岸恢复和平协商，有效搁置了两岸军事冲突及政治对抗。可以预期，马英九当局将继续视搁置争议、“互不否认”为推动两岸谈判进程的一项重要原则。

　　（三）坚持“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两岸谈判是双方增进互信、扩大共识、解决问题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同时也因涉及两岸公权力及实质利益分配而甚为敏感，处理不当很容易激起岛内反弹乃至扩大两岸分歧，影响到两岸良性互动。马英九当局在两岸谈判问题上十分注重维护台湾“主体性”价值，始终强调坚持“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主要表现在：一是在谈判中特别注重对等，严防台湾被矮化。马英九当局将两岸谈判的形式与内容是否符合台湾人的尊严作为两岸对等的重要标准，立足于“主权”的高度，注意从细节和小处着眼，防止民进党等“台独”势力抓住把柄蓄意放大扭曲。这使得马英九当局在面对绿营对其出卖“主权”的指控时，能够以事实澄清真相，即马英九所言“批评或指控几乎找不到一个个案可说是政府在哪个地方让台湾的主权、尊严或地位受到任何影响”。二是在谈判中特别强调“对人民有利”的原则，注重保护台湾的整体利益。当前，“台湾优先”的观念深入岛内民心，特别是在两岸经贸交流领域，岛内多数民众认为开放和扩大两岸经贸交流要以确保“国家整体利益”及“台湾利益优先”为原则。马英九当局坚持“台湾的权益不容退让”，在两岸谈判上优先选择于己有利的议题，趋利避害的现实主义倾向较为明显，如在对台湾发展有利的经贸领域姿态积极，但在开放海峡中线、大陆农产品入岛及大陆劳工赴台等方面持抵制态度。2009年3月，马英九在成功大学针对两岸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表示，“台湾利益必须受到保障，开放若不利，就不会开放。”［6］在协商顺序上，马英九当局曾一再强调优先谈判石化、机械、纺织等对台湾“有较大影响、有迫切性的”产业关税，而弱势产业则暂不开放。马英九在2010年“元旦讲话”中称，“历次谈判中，政府始终坚持‘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的原则，凡是有损台湾主体性或对人民不利的事，绝对不会去做”［7］。三是特别尊重台湾民众的“主体性”和选择权。马英九当局在推动两岸谈判的同时高打民主牌，拉岛内民意为政策背书，增加谈判筹码。从马英九在各种场合的讲话看，其宣称的台湾民意包括：在“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维持台湾民主现状是台湾主流民意；台湾人民只想与中国大陆进行经济互动，但不认同大陆的政治制度适合台湾；台湾前途由2300万台湾人民决定，“若他们对与大陆在政治上统一不感兴趣，没有任何政治人物能够强迫他们”等等。尊重和体现民意是马英九当局落实“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政策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但马英九暂不主张以“公投”方式处理两岸事务性谈判问题。从马英九任内处理两岸谈判事务的种种表现看，其已明确将“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奉为指导谈判实践的重要原则之一。

　　三、马英九当局推动两岸谈判的主要做法及特点

　　两岸协商谈判是一个系统、复杂和敏感的动态过程，牵涉到两岸双方各方面利益的重大调整。马英九当局基于岛内外主客观因素的限制，对推动两岸谈判自始就相当谨慎，在打破僵局有所突破后更强调选择稳妥渐进而保险安全的做法。

　　（一）主要做法。一是建立两岸基本互信，为两岸谈判构筑政治基础。马英九在2008年3月当选后曾公开呼吁两岸回到“九二共识”，表示希望与中国大陆签订经济合作协定、和平协定以及争取国际空间。他还竭力为“九二共识”辩护，称“民进党可以反对九二共识，但不能否定它存在”。马英九在同年“520就职演说”中正式强调要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下尽早恢复两岸协商。2012年“大选”期间，马英九领导国民党在“九二共识”问题上与民进党针锋相对，强调并捍卫“九二共识”对维持两岸和平、繁荣和稳定发展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马英九执政以来从以“九二共识”为基础的两岸关系论述入手，逐步拆除了两岸恢复谈判的政治障碍，并以实际行动维护了两岸谈判不断深化的政治基础。二是以两会为平台重启和推动两岸制度化商谈。马英九在2008年执政后重视海基会在两岸商谈中所发挥的“白手套”功能，任命娴熟两岸事务的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任海基会董事长，主动排除海基会与海协会进行正常沟通运作的政治障碍，为两会重新建立联系创造条件，并充分授权海基会，积极促进两会实现历史性复谈。迄今，两会已在两岸轮流举办了8次会谈，签署18项协议并达成2项共识。这期间，马英九当局顶住岛内“台独”势力强烈反扑坚持推动会谈，是两会能够不断累积谈判成果的重要前提，对推进两岸关系的制度化和机制化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三是维护和促进两岸良性互动，为两岸谈判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良好氛围是两岸谈判顺利开展和不断深化的重要保障。四年多来，马英九当局较重视维护两岸各级别、各层次沟通渠道的有效畅通，注重利用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国共论坛）、博鳌亚洲论坛以及其他国共两党高层接触交流的平台和机会，增进两岸执政高层间的相互了解和政治互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岸各级别、各层次的沟通渠道较为顺畅并形成良性互动。四是先急后缓、先易后难、先经后政，稳步推进谈判。马英九当局在两岸谈判内容的优先选择顺序上有着较为清晰的思路，即在搁置争议的大前提下，先处理两岸间共识多、岛内争议少的经济事务性问题，然后推进至社会和文化领域，而将两岸政治谈判作为协商的长远目标，待将来条件成熟后再予以考虑。2008年马英九接受日本《世界杂志》总编辑冈本厚专访时就曾表示，“两岸关系应该循序渐进，首先是经贸方面的正常化，继之是台湾国际空间的问题，然后再讨论签署和平协议。”［8］2009年5月马英九在接受中视专访时明确指出，“要谈的议题优先顺序非常清楚，三原则就是先急后缓、先易后难、先经后政，政治问题在谈判经济性议题时尽量不去碰，以免造成困扰。”［9］此后，马英九在各种场合一再表示，经济是发展两岸关系的优先议题，两岸谈判政治议题的时机并不成熟。

　　（二）主要特点。一是明确区隔两岸事务性谈判与政治谈判，“重经济、避政治”。马英九当局对两岸事务性谈判态度比较积极，但在政治谈判问题上立场偏向保守，虽不完全排除两岸展开政治谈判的可能性，但极力避免在事务性谈判阶段掺杂政治谈判的内容，对大陆关于两岸就政治问题提前探讨、逐步破解难题的主张反应平淡。马英九曾公开表示，改善台海两岸关系必须分阶段推进，在两岸经贸领域实现正常化、解决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后，才能谈到签署和平协议的问题。2011年10月，马英九在“大选”阶段抛出和平协议遭到绿营抨击后，立即提出“十大保证”作为签订协议的前提［10］，并主张经过“公投”程序。从在两岸谈判上的表态和做法看，马英九当局奉行的是“经济拿来主义”和“政治保守主义”相结合的双轨路线，存在着既想获得经济、和平红利又尽可能延缓政治谈判的复杂心态。二是单方面设定政治谈判的前提，拒绝进行统一谈判。一方面，马英九当局声称不排除与大陆触及政治性议题的协商，在道义上抛出追求两岸和平发展的橄榄枝。另一方面，又强调“不排除不是一定要做”，大陆撤除对台导弹是展开和平谈判的前提，任内不会与大陆进行统一谈判，反对谈判解决台湾人民拥有最终决定权的台湾前途问题。马英九当局的言行表明，其所指涉的两岸政治谈判渗透着强烈的“台湾主体性”因素，不仅是要求大陆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现实的谈判，也是将两岸和平与国家统一问题分割处理的谈判。三是在谈判中“高要价、低付出”，并借机寻求“外交”、安全等外溢利益。马英九推崇孟子“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的哲学观，在处理两岸关系问题上讲究“用其智”，表现在事务性商谈中则是向大陆抬高要价，同时压低付出。马英九当局还利用两岸制度化商谈带来的良性互动，运用岛内民意争取扩大台湾在“国际空间”及军事安全方面的政治利益。四年多来，马英九当局在某种程度上已将带有政治色彩的台“国际空间”问题从其所称的两岸和平谈判中分割出来提前进行沟通协商，而且技术性回避两会管道改以其他渠道与大陆磋商，显示马英九当局在不触及到台湾当局政治定位及前途走向等核心问题的情况下，不排除会选择部分与台湾利益攸关度高、紧迫性强的政治性议题与大陆方面展开沟通或谈判。四是坚持两会为两岸谈判的“第一渠道”，并重视运用国共平台等辅助管道。马英九当局高度重视海基、海协两会在两岸制度化商谈中的“白手套”作用，赋予其两岸谈判“第一管道”的重要地位，强调谈判中“主体是政府，党只是辅佐角色”，不认可“立法院”直接介入两岸谈判事务。从迄今两会商谈的情况看，两会模式已发生一些新的变化，如两岸公权力部门主管官员以理事或顾问身份直接参与谈判，两会工作层级的沟通联系更加频繁，并酝酿互设办事处等。与此同时，马英九当局认为应扩大两岸互动的管道，政党可以扮演沟通的桥梁，两岸高层和各界人士借助国共平台（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博鳌亚洲论坛、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等渠道保持接触沟通，可以准确了解各自的想法，减少不必要的误会，传递有效的信息，从而协助促进两岸关系发展。五是执行亲美政策以抬高谈判筹码，在大陆和美国之间保持平衡。马英九当局基本上坚持两岸问题由两岸双方解决的立场，在推动两岸谈判进程中尽量避免美、日等外部力量的直接介入，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大陆方面关于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由中国人自己解决的政策主张。但应看到，马英九当局也在极力寻求强化与美、日的“实质关系”，主动迎合美国的台海政策特别是两岸军事平衡政策，通过争取美方对其两岸谈判政策目标的支持，提升与大陆谈判的实力基础。2008年10月，马英九在“国军重要干部研习会”上的致词很能说明这一点，他称，“台湾的实力愈强大，两岸谈判越会有对等双赢的成果，这就是为什么当台湾努力改善两岸关系时，美国政府还是将重要的军事装备出售给我国，因为一个军事的平衡，是获致和平的重要条件”［11］。六是坚持维护两岸谈判进程，但也存在向内妥协的一面。针对民进党和“台独”势力极力干扰破坏两岸谈判，马英九当局采取软硬两手，一方面展现强硬姿态，坚持推动轮流在两岸举办的两会制度化协商机制，全面落实两会达成的各项协议和共识，从执行面保证了两会平台运作的有效性和长期性。另一方面，马英九当局柔性呼吁民进党正视大陆情势和岛内民意的变化，主动参与两岸事务的讨论，寻求台湾社会内部的最大共识。马英九曾公开鼓励民进党与大陆接触，明确表示希望民进党人士参与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在处理民进党和“台独”势力这一阻挠两岸谈判进程最大阻力的问题上，马英九当局既有一定的抗压性，在岛内分歧大、共识少的议题上又存在明显的妥协性。

　　四、影响马英九当局两岸谈判政策的主要因素

　　两岸谈判既有一般性谈判的特征，又有其独特之处。两岸谈判的特殊性源于两岸关系的特殊性［12］。四年来两岸谈判取得了显著的丰硕成果，得到国际社会和岛内主流民意的肯定，这是马英九当局继续与大陆方面合作推进谈判的有利条件。然而，随着两岸谈判纵深的不断推进，势必将牵涉到双方更多的、不同问题领域的深层次利益调整，来自外部因素的干扰也会随之增多。根据两岸关系发展的历史性经验以及两岸谈判的特殊性，马英九第二任期的两岸谈判政策将受到以下因素制约。

　　（一）岛内民意对两岸谈判发展的支撑度。马英九当局的两岸谈判政策服从于大陆政策，而大陆政策又服从服务于其巩固执政地位和国民党长期的总体目标。当前台湾政治生态仍处于蓝绿分裂对峙状态，这一二元化对立的结构赋予了岛内民意对执政当局决策更大的影响力。2012年10月台湾TVBS民调显示，54%的民众不满意马英九当局处理两岸关系的政策，认为两岸已签订协议对台湾发展有利的比例由先前的41%下降为33%，为2010年两岸签署ECFA以来的最低点。这表明，两岸经济关系深化能否给台湾民众带来切实有感的利益是民意看待两岸谈判的重要考虑因素。马英九当局虽着力塑造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民意走向，但岛内长期形成的“台湾主体意识”根深蒂固，岛内民众对大陆的误解和疑虑在短期内还很难根本性改变，这种消极心理将与今后不断深化的两岸谈判相伴相生，构成马英九当局进一步推进两岸谈判的制约因素。特别是，相当一部分民众对马英九当局推动两岸谈判获利有限却可能伤害台湾“主权”存在忧虑，这将对两岸开启政治谈判构成牵制。

　　（二）民进党和“台独”势力的制衡。2008年和2012年民进党在两次“大选”中的失利使“台独”运动进入一个历史性的低潮，同时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持续推进促使民进党的两岸政策逐步走向理性务实，两岸协商谈判面临新情况。从积极面看，民进党从体制内阻挡两岸谈判的能力不足，体制外手段的实际效用有限，两岸谈判的步调、节奏仍将由马英九当局全面主导。从消极面看，民进党虽败但并未溃散，仍有能力运用舆论和在“立法院”对马英九当局推动两岸谈判实施监督，利用马英九当局在两岸谈判上的失当或失误做文章。对此，马英九当局为了削减内部压力，在两岸谈判问题上会始终保持谨慎，避免出现任何形式上台湾被矮化或实质利益让步过多的争议性情形。在民进党掣肘以及泛绿选民政治立场未变的背景下，马英九当局在选择谈判议题和确定谈判目标时会有所顾忌，将坚持“台湾获益相对多、内部争议相对少”的大原则，其后一步的谈判也会受到前一阶段谈判成果落实的效果以及各方面反应的联动影响。随着两岸谈判的扩大和深化，马英九当局将会继续谨慎地避免在谈判中可能出现被民进党和“台独”势力操作利用的空隙，这反过来又会限制其推动谈判进程的速度和幅度。

　　（三）两岸互信度。两岸互信是推动谈判的重要前提，四年多来两岸谈判的成功实践不仅促进了两岸良性互动，而且增强了两岸互信的基础。但不可否认的是，两岸谈判朝深层次推进，将会对两岸互信基础提出更高的要求。表现在台湾方面：马英九当局对大陆对台政策的疑虑未消，如在协商发展两岸经济关系的过程中，担心大陆磁吸效应冲击岛内弱势产业以及台湾经济对大陆形成结构性依赖，谈判思维很难摆脱经济保护主义和政治保守主义的牵制；并未完全剔除对两岸谈判中大陆统战因素的担忧，对大陆方面推动“以经促政”以及对大陆企业、机构、人员入岛保持警惕；对大陆如何处理台湾当局政治定位、“中华民国”等问题有较大疑虑，担心一旦开启政治谈判将使处于弱势的台湾陷入大陆预设的一个中国框架，损及“中华民国主权地位”，等等。

　　（四）美国台海政策的限制。马英九执政使台海局势的稳定性和可控性增强总体符合美国的利益，这是奥巴马政府对两岸关系发展表示“乐观其成”的重要原因，但这并不改变美国对两岸谈判未来走向的疑虑。奥巴马政府推动战略中心东移，反映在台湾问题上，美国需要马英九当局继续执行亲美路线与“和而不统”的大陆政策，在经济、军售、国际空间等领域给予台湾支持外，将会进一步防范马英九当局大陆政策超出美国战略利益的范畴，特别是将在发展两岸政治和军事关系上设防钳制。马英九当局“和中、友日、亲美”的战略旨在追求各方利益的平衡，虽然主张两岸协商解决内部事务，但在两岸谈判问题上怎么走、走多远，都不得不要照顾和迁就美国的利益。

　　总体上，马英九在第二任期将继续按照“不统、不独、不武”为核心的大陆政策，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基础上，策略性地务实推进两岸协商谈判。马英九当局两岸谈判政策虽有消极的一面，但政策效果符合大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战略部署，客观上有利于深化两岸政治互信，推进两岸经济正常化与合作制度化，也有利于两岸民意融合，加强两岸相互依存。结合两岸关系发展的客观规律、现实特点以及马英九当局关于两岸谈判的考虑，大陆仍宜坚持先易后难、先经后政、循序渐进、稳步推进的基本思路，但也要积极为解决敏感复杂的政治军事问题进行准备、创造条件，要采取措施削弱不利于两岸谈判发展的各种消极因素，增强台湾方面推进两岸政治对话和谈判的信心和意愿，通过不断累积经验逐步破解难题。同时，我们也应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适时创设两岸谈判新的合理模式与渠道，从机制上丰富和发展两岸谈判的形式，为扩大和充实两岸谈判的内容打好基础，使两岸谈判在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中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

　　注释：

　　［1］《“府”：两岸关系，即台湾对大陆地区关系》，台湾《联合报》2008年9月3日。

　　［2］《吴胡会，同强调九二共识》，台湾《中国时报》2012年3月22日。

　　［3］《“陆委会”：不该曲解“一国两区”》，台湾《中国时报》2012年3月25日。

　　［4］具体表述为：“从中华民族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基于两岸关系不是国与国关系，双方应努力在国际事务中避免内耗，通过平等务实协商，促进双方合作，妥善处理两岸民间团体和谐参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活动。”

　　［5］《马：中国是地区，非国家》，台湾《自由时报》2008年12月22日。

　　［6］《“总统”：两岸经合架构协议，以时间换空间》，台湾《中时晚报》2009年3月8日。

　　［7］马英九2010年元旦讲话：《改革、奋斗、台湾再起》，引自台“总统府”网站。

　　［8］《马“总统”：目前无计划与胡锦涛会面》，台湾《中时晚报》2008年10月10日。

　　［9］《马：任内绝不与中国协商统一》，台湾《中国时报》2009年5月12日。

　　［10］《“十大保证”包括：“一个架构”》，即在“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维持台海“不统、不独、不武”的现状；“两个前提”是“国内”民众达成高度共识，两岸累积足够互信；“三个原则”是“国家”需要、民意支持、“国会”监督；“四个确保”是确保“中华民国主权”独立与完整、确保台湾的安全与繁荣，确保族群和谐与两岸和平、确保永续环境与公义的社会。

　　［11］《马英九：未来四年两岸间无战争》，台湾《自由时报》2008年10月22日。

　　［12］黄嘉树、刘杰：《两岸谈判研究》，九州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15页。

　　（责任编辑毛仲伟）台湾研究?两岸关系2013年第1期试论两岸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合作

　　王伟男作者为上海社科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和台湾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2010年一般项目“美日海权同盟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研究”（10BGJ007）、中国太平洋学会2010年重大项目“东海诸海岛中有争议岛屿的史地考证及相关问题研究”（2200214）的阶段性成果。

　　无论从地理、地质等自然条件来看，还是从历史、法理等人文角度考察，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1］都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然而，由于美国自二战后对钓鱼岛的非法托管，尤其是美日两国在1972年的私相授受，使得钓鱼岛问题至今仍是海峡两岸与美日关系中的一个高度争议问题。几十年来，两岸四地和全球华人的保钓运动此起彼伏，两岸当局也基于各自的“一中宪法”，一再重申拥有钓鱼岛主权。自1980年代以来，日本在图谋“实际控制”钓鱼岛方面动作不断。相应地，两岸四地的许多民众和海外华人对两岸在钓鱼岛问题上开展合作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本文拟对这种合作的可能性进行初步探讨，并对可能的障碍进行分析，旨在引起两岸学界对这个合作议题的更多关注，为维护中华民族的合法权益而共同努力。

　　一、大陆方面在钓鱼岛问题上立场的演进

　　钓鱼岛问题作为中日之间一项具体的领土主权争议问题，最早出现在1960年代末期。1968年秋天，来自美国、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十余位地质学者，受联合国“亚洲暨远东经济委员会”（ECAFE）的委托，对东海和黄海进行了为期六周的地球物理勘探，并于次年公布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台湾与日本之间的大陆架，很可能是世界上油气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2］钓鱼岛恰好处于这一区域。与此同时，美国开始从亚洲收缩力量，把负担过重的防卫任务推卸给他的亚洲盟友。在这个背景下，美日开始谈判“归还冲绳”事宜，并于1971年6月17日签署《归还冲绳协定》，1972年5月15日生效。在这个协定里，钓鱼岛被作为琉球群岛的“附属岛屿”一并交给日本。

　　1971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主要从历史和法理的角度，论证钓鱼岛作为台湾的附属岛屿“和台湾一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日两国把钓鱼岛纳入归还范围，“完全是非法的，这丝毫不能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钓鱼岛等岛屿的领土主权”。［3］这个声明是迄今为止笔者所能查到的大陆官方针对钓鱼岛问题所发表的首份外交文献。在这之前，《人民日报》曾先后发表七篇评论文章，对美日之间酝酿私相授受钓鱼岛的动向进行揭露和抨击。

　　1972年3月10日，在联合国“和平利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床洋底委员会”举行的一般性辩论中，中国代表安致远对日本代表小木曾本雄关于日本拥有钓鱼岛主权的言论进行批驳，斥之为“明目张胆的侵略行为”，并列举史实证明钓鱼岛是中国台湾、而非琉球的附属岛屿。［4］这或许是目前已知的中国大陆与日本之间在正式国际场合就钓鱼岛问题展开的首次交锋。

　　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以及此后至1978年两国协商签署和平友好条约的过程中，钓鱼岛问题经中方提议、并得到日方同意而被搁置起来。同样是在这两个历史过程中，中方也首次提出“共同开发”提议。1972年7月28日，周恩来总理在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提出：邦交正常化没有必要涉及钓鱼岛问题。据日方会议记录和竹入义胜本人回忆，周总理当时表示：“钓鱼岛自古就是中国领土，我方不可能改变看法”，“提出这个问题就会没完没了，只能引起相互碰撞而不会有任何结果。还是搁置起来，留给以后有智慧的人吧”，“因为附近发现了石油，所以闹起来了。可以共同开发嘛”。［5］中日建交后不久，时任日本外相、同时也是自民党干事长的大平正芳，曾在自民党总务会上明确表示：“日中双方都没有提出领土问题。我认为这是正确的。”［6］

　　因此，在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上“搁置争议”是中方的首倡，在当时也得到了日方认同和接受。当然，对于中方“共同开发”的提议，日方当时没有接受，但这并未影响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及和平友好条约的签署。此后，“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就成为中国大陆在处理中日钓鱼岛争端时所持有的原则立场，迄今未变。大陆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2年2月25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法》，载明钓鱼岛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意味着上述原则立场中“主权属我”这一核心要件获得国内法律上的支撑。值得注意的是，自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获得通过以来，日本一方面图谋加强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另一方面否认中日之间曾有“搁置争议”的共识，甚至妄称钓鱼岛主权归属根本不存在争议。

　　二、台湾方面在钓鱼岛问题上立场的演进［7］

　　客观来说，在钓鱼岛主权争议出现后，台湾当局比大陆方面更早作出反应。在美国释放出要把钓鱼岛随同琉球群岛一并交给日本的消息后，台湾当局立即展开对美对日交涉，并于1971年6月11日由台湾“外交部”首次发表正式声明，指出基于地理、地质、历史及台湾居民长期持续使用等理由，钓鱼岛“为中华民国之领土，不容置疑，故应于美国结束管理时交还中华民国”；对于美国欲将其交给日本，台湾当局表示“绝对不能接受”、“坚决加以反对”。此后，台湾当局继续进行交涉，但效果显然不彰。1972年5月9日，台湾“外交部”针对美国将于一周后把钓鱼岛连同琉球群岛交付日本一事发表声明，再次表示“坚决反对”，“中华民国政府本其维护领土完整之神圣职责，在任何情形下，绝不放弃对钓鱼台列屿之领土主权”。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台湾当局在钓鱼岛问题上坚守主权立场，但由于当时的台湾当局内外交困、自顾不暇，因而强硬姿态只能体现在口头和书面上，难有实际作为。

　　从1988年到2000年，李登辉在台掌权12年，其分裂主义面目逐步暴露，在钓鱼岛问题上也有所体现。这个时期的台湾当局在对日交涉或发表相关涉钓文献时，语气明显缓和许多，开始强调台湾在钓鱼岛海域的渔权，并于1996年定下“不与大陆合作”的基调。即使在维护渔权方面，台湾当局也没有采取多少实际行动，台湾渔民在钓鱼岛海域被日方冲撞、驱赶、抓扣、处罚的案例一再上演。事实证明，“渔权优先”不过是李登辉当局掩饰其弱化主权诉求、取悦日本和美国的遮羞布而已。而李登辉下台后多次公然发表“钓鱼台属于日本”的谬论，足以证明他在这个问题上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真面目。

　　从2000年到2008年，公然主张分裂的民进党人陈水扁在岛内掌权，其分裂主义立场表现在钓鱼岛问题上，就是继续弱化、甚至“异化”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主权立场，主张钓鱼岛“属于台湾，不属于中国”，并延续李登辉时期“不与大陆合作”的顽固立场。这种异化的本质就是“台独”化。这个时期的台湾当局继续强调渔权，并与日方就渔权问题展开过十余次谈判，均无功而返。这种结果是可以想像的：主权是“皮”，渔权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企图通过弱化主权主张去争取渔权，无疑于本末倒置、缘木求鱼。而借钓鱼岛问题搞分裂国家的图谋，应该算是陈水扁时期台湾当局的一个“特色”。

　　2008年5月，马英九代表国民党在岛内重新掌权，并于2012年成功连任。由于马英九本人早年的保钓背景，他上任后台湾当局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与政策备受各方关注。从实际情况来看，马英九当局在钓鱼岛问题上确实扭转了自李登辉到陈水扁当政时期主权立场弱化的态势，明显转趋强硬，在保护渔权方面也有具体作为。正是由于马英九当局的强硬，在2008年6月“联合号”事件中，日方才会最终道歉并赔偿；在2012年9月台湾“海巡署”船只护渔行动中，才会出现台日双方船只互射水炮的戏剧性场面。自马英九上任以来，已经两次因为钓鱼岛问题而召回“驻日代表”；在2012年8月香港保钓人士登岛事件中，台湾当局相关部门为保钓船只提供补给、要求日方释放登岛人士。这些举动在李登辉和陈水扁当政时期都是难以想象的。当然，囿于马英九当局所处的内外环境，其实际作为并未达到岛内外许多人的期待。他提出“东海和平倡议”，被认为有提高台湾当局“国际能见度”的企图。尤其是他一再宣称不与大陆联手保钓，确实令人扼腕。但总体来看，马英九与李登辉和陈水扁相比确有很大进步，对此我们要给予肯定。

　　三、两岸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虽然台湾当局早在1996年就确立在钓鱼岛问题上“不与大陆合作”的立场，并得到陈水扁和马英九的延续，但这并不意味着两岸在这个问题上就失去了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钓鱼岛问题既涉及到中华民族海洋资源所有权、海上通道安全和国防战略纵深的保障，也涉及到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的维护。包括马英九在内的岛内绝大多数民众仍认同自己属于中华民族，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两岸在钓鱼岛问题上开展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另一方面，两岸在钓鱼岛问题上合作的涉及面十分广泛，许多领域并非台湾当局所能完全掌控。从两岸四地和海外华人连绵迄今并遥相呼应的保钓运动，到今天包括两岸学者在内的华人学界共同参与的学术交流，都显示出两岸在钓鱼岛问题上开展合作的潜在正能量。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既是中华先贤对后人的谆谆教诲，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自钓鱼岛问题产生以来，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都有不少以民族大义为重的有识之士呼吁两岸之间合作保钓。2010年9月大陆福建渔民詹其雄在钓鱼岛海域正常作业时被日方连人带船抓扣的恶性事件发生后，岛内退役将领夏灜洲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指出，“钓鱼岛是两岸共同的‘祖产’，两岸四地应该联合起来讨回我们这个‘祖产’”，［8］从而在两岸乃至全球华人圈引发一场如何保卫包括钓鱼岛和南海权益在内的中华民族“祖产”的大讨论。这样的讨论无疑将进一步激发两岸同胞的民族感情，累积两岸在钓鱼岛问题上开展合作的民意基础。

　　从实务层面来看，两岸更存在就此问题开展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两岸目前在论述钓鱼岛的主权归属时，在地理、地质、历史和法理上的论据都高度重叠。地理与地质方面的论据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两岸共用不足为奇。而在历史和法理层面，两岸官方和学界都从我国明朝永乐元年（1403年）的《顺风相送》一书开始追溯，延及清朝和民国时期，所引用的资料和史实几乎完全一致。尤其是历届台湾当局在引经据典论证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华民国”时，“中国明朝”、“中国明清两朝”、“中国人”、“中国”等词汇多次作为自称出现，隐含着“中华民国就是中国、这个中国与明清两朝一脉相承、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这样一个基本逻辑，意味着两岸之间无法相互否认对方以中国名义声索钓鱼岛主权的合法性，而只能共同否认日本对钓鱼岛主权声索的合法性。尤其是在日方一再否认钓鱼岛主权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包括台湾当局在内的两岸任何一方对钓鱼岛主权的任何一次声索，都是对日方顽固立场的一次冲击，都有助于向国际社会凸显钓鱼岛主权确实存在争议的客观事实，因而都是两岸之间特殊形式的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台湾方面与大陆一样，既肯定《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文献在维护中国领土主权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又否定《旧金山和约》、《归还冲绳协定》等明显有损中国权益的相关安排的合法性。这说明两岸在与钓鱼岛相关的国际法理方面也相当一致。［9］

　　目前来看，尽管马英九当局多次表态不与大陆合作保钓，但大陆官方自马英九上任以来，已多次就此问题释放善意，而且也没有对台湾当局的消极态度发表过任何直接的负面评论。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针对两岸合作保钓事宜已多次表态，明确提出“维护钓鱼岛主权符合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海峡两岸都有责任加以维护”，实际上表达了期待两岸合作保钓的积极态度。［10］

　　四、两岸合作的基本原则与路线图

　　目前来看，影响两岸关系深入发展的最根本问题在于两岸间的政治定位。从法理层面看，两岸的“宪法”都建立在一中原则基础上，又相互否认对方“宪法”的合法性。这种否认不是对一中原则的否认，而是对对方“宪法”所自称的“一中代表权”的否认。两岸政治定位问题在本质上属于最高阶的政治问题，理应超越法律文本层面。即使身为“法律人”的马英九，也能提出两岸间“互不承认主权，互不否认治权”的超越法律文本的政治主张。受此启发，笔者在思考两岸如何在钓鱼岛问题上开展合作时，也尝试提出一些初步设想。

　　一是，两岸在钓鱼岛问题上互不否认对方的“主权”主张。具体来说，大陆方面不否认台湾当局以“中华民国”名义对钓鱼岛主权的声索，台湾当局也不应否认大陆方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名义对钓鱼岛主权的声索。在钓鱼岛问题上两岸互不否认主权，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有助于从大陆和台湾两个方向对日方否认钓鱼岛主权存在争议的顽固立场造成冲击；（二）有利于在客观上形成两岸共同维护中华民族“祖产”的良好局面；（三）有助于向国际社会昭示两岸同属“一中”的法理事实；（四）有利于通过这种互不否认来增进两岸之间的政治互信。

　　二是，在面对日本不断加强对钓鱼岛的所谓“实际控制”时，两岸应分别或合作予以反制，不使日本的非法图谋得逞。例如，当日本海上力量在钓鱼岛海域驱逐台湾渔船、或与台湾海事部门发生冲突时，大陆相关部门或附近渔民在获知情况后应及时向台湾方面提供力所能及的协助。当大陆船只遭此境遇时，台湾方面也应采取同样的行动。考虑到大陆方面日益强大且远超台湾方面的综合实力，大陆在维护钓鱼岛海域治权、尤其是向台湾方面提供帮助时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对于台湾方面可能存在的消极反应也要表现出更多谅解与包容。

　　在上述原则基础上，笔者进一步设想两岸在钓鱼岛问题上开展合作的路线图。考虑到两岸关系的特殊复杂性，以及在其它合作议题上的既有经验，这个路线图宜遵循“先易后难、先民后官、官民结合”的指导方针。具体来说，笔者把两岸在钓鱼岛问题上可以或可能合作的领域区分为“易、中、难”三个层面，每个层面都包括若干具体事项。当然，由于笔者知识面的局限性，不可能把所有可以或可能合作的领域都涵盖进来，这里仅举要者加以阐释。

　　处于“易”的层面的合作领域，是指目前比较容易做到、或已有合作先例、或具备一定合作条件、或两岸任何一方单方面就可以做到的合作事项，主要包括：两岸学界就钓鱼岛问题开展学术交流和共同研究，通过学术资源的深度发掘与共享，进一步补强既有证据和论证方法；两岸媒体在钓鱼岛问题上用同一种声音说话，尤其是在遇到突发事件时要相互声援，共同挞伐日方的非法行径；两岸渔民在钓鱼岛海域出于同胞情谊相互帮助，并由随机性向默契化或常态化转变；两岸气象部门发布钓鱼岛海域气象预报［11］，环保部门发布海洋生态环境监测与预报，等。这些领域的合作主体多为非政府行为体，基本上不需要两岸官方的共同推动，或者只要一方采取行动就可以实现（如气象服务），台湾当局的“不与大陆合作”态度对此影响不大。但如果两岸官方有意推动或配合，将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处于中等难度层面的合作领域，是指目前虽有一定困难、但未来经过努力仍有可能实现的合作事项，主要包括：开展半官方的学术交流活动，相互通报对日辩论或交涉情况，以供双方进行学术研究或对策研拟之用；双方科研单位和企业联合进行钓鱼岛海域资源的勘探和开发；两岸涉渔部门建立非正式的合作救助机制，向处于不利境况的双方渔民提供必要协助，等。这些领域的合作显然需要两岸官方的共同推动，需要两岸之间具备一定程度的政治互信，因而具有一定的难度。但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背景下，这些困难又并非不可克服。

　　处于较高难度层面的合作领域，是指目前看来比较困难、但未来值得努力的合作事项，主要包括：共同进行钓鱼岛海域的生态管理；涉渔涉海部门常态化的互助合作，如在钓鱼岛海域进行联合搜救演练；建立执法合作机制，共同维护钓鱼岛海域的生产秩序；两岸大型企业联手在钓鱼岛海域进行大规模的资源开发；两岸防务部门在钓鱼岛海域进行联合军事演习，等。可以看出，这些领域的合作需要两岸之间具备高度的政治与安全互信，因而在目前和可预见的将来都很难做到，需要置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框架下进行长远筹划。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目前在这些领域就无事可做。两岸相关学者、机构和企业应该未雨绸缪，先进行一些初步研究和预案准备，以便将来条件具备时能尽快实施。

　　五、两岸合作可能面临的障碍

　　两岸在钓鱼岛问题上开展合作面临各种障碍是不言而喻的。这些障碍正是笔者在构思上述路线图时必须考量的主要因素。这些障碍既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在大陆内部，无论是官方、学界、媒体还是民间，出于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考虑，对于两岸在钓鱼岛问题上开展合作始终抱持积极开放态度。但台湾内部情况较为复杂。岛内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人士和团体，往往是两岸合作（不仅仅限于钓鱼岛问题）的倡导者；否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人士和团体，则大多是两岸合作（也不仅仅限于钓鱼岛问题）的反对者。甚至还有如台湾前领导人李登辉者，居然声称钓鱼岛主权属于日本。虽然这部分人士在岛内只占很小比例，但声音却很刺耳，对台湾当局的相关决策也会造成一定干扰。当然，也有一些绿营人士支持两岸开展合作。［12］

　　众所周知，由于台湾曾为日本的殖民地，至今岛内仍有相当程度的亲日情结。2011年3月日本发生大地震后，台湾民间向日本的捐赠数额高居全球之首，决非偶然。岛内民众的这种亲日情结，是从李登辉、陈水扁到马英九历届台湾当局一再声称不与大陆合作保钓的主要内因之一。但辩证地看，只要绿营的多数成员还坚持钓鱼岛主权不属于日本，在事实上就会对日本构成一定程度的牵制。这种牵制作用客观来说也是一种与大陆的另类合作——尽管并非他们有意为之。

　　干扰两岸在钓鱼岛问题上开展合作的外因主要就是日本和美国。不必讳言，日本与台湾之间在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等方面存在复杂联系，它对台湾当局的相关决策也有着微妙影响。对于两岸合作保钓的任何动向，日方必然保持高度警惕，想方设法加以阻止。而美国既是日本的唯一盟国，也是台湾某些人心目中的靠山。既然美国已表态钓鱼岛属于“美日安保条约”的适用范围，它对两岸合作保钓必然会持或明或暗的反对态度。视美国为靠山以及视日本为“友邦”的岛内某些人士不能不顾及美日的态度。笔者认为，美日同盟及其与台湾当局的密切关系是台湾当局在两岸合作保钓议题上不敢有所作为的最根本外因。

　　从两岸关系的角度看，台湾当局之所以一再声称不与大陆合作处理钓鱼岛问题，根源还在于两岸之间缺乏足够的政治和安全互信。岛内最近几次重要选举告诉我们，有“台独党纲”的民进党在岛内占有超过四成的民意基础，他们对台湾当局的重大决策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这种状况导致巩固与深化两岸政治和安全互信的努力倍加艰辛。而2009年岛内“八八风灾”发生后台湾当局宁愿舍近求远，拒大陆直升机而不用，却苦等美国的直升机援助，显示出台湾当局对大陆的信任度远低于对美日的信任度。在这种情况下，两岸要在钓鱼岛问题上开展较高层次的合作，注定要举步维艰。

　　结语

　　从某种意义上说，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乃至台湾问题的产生与发展，正是当年中国内部纷争不断、因兄弟阋于墙而未能外御其侮的历史恶果。在两岸关系步入和平发展轨道、大陆综合实力日益强大的今天，我们更应该记取历史教训，在维护中华民族“祖产”议题上实现团结与合作。当然，囿于各种现实障碍，这种合作不可能一步到位。但我们可以规划出一个先易后难的合作路线图，把目前能做的先做起来，暂时不能做的先研究起来，以便日后条件具备时再做。维护领土主权完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条件，台湾人民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能力、也有机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独特作用。

　　注释：

　　［1］我国台湾地区称其为钓鱼台列屿或钓鱼台，本文以下部分统称为钓鱼岛。

　　［2］［3］［4］漠帆：《钓鱼岛问题大事记》，《现代日本经济》1997年第5期。

　　［5］（日）石井明等编：《记录与考证日中邦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谈判》，东京岩波书店2003年版，转引自刘江永：《论中日钓鱼岛主权争议问题》，《太平洋学报》2011年第3期。

　　［6］日本《产经新闻》1978年4月15日，转引自刘江永：《论中日钓鱼岛主权争议问题》，《太平洋学报》2011年第3期。

　　［7］本节有关台湾当局立场演进的引文部分，若无特别说明，均来自台湾“外交部”网站名为“外交部历年来就钓鱼台主权问题之声明一览表”的文件，最后更新日期为2012年8月22日。

　　［8］《台退役上将：钓鱼岛是两岸“祖产”》，新华网：newsxinhuanetcom，2010-09-23。

　　［9］需要指出的是，两岸在对待《旧金山和约》问题上并非完全一致。大陆方面从根本上否定整个和约的合法性，台湾方面从总体上承认其合法性，但认为处理钓鱼岛问题的条款应该是该和约第二条，而非日方认为的第三条。

　　［10］大陆国台办历次新闻发布会内容实录，可参见国台办官网：wwwgwytbgovcn/xwfbh。

　　［11］大陆福建省气象局和中央电视台已分别于2012年3月20日和9月11日，开始增加钓鱼岛海域天气预报。据报道，这些措施受到闽台两地渔民的好评。

　　［12］例如，民进党籍“立委”陈欧珀在接受中评社专访时表示，在钓鱼岛问题上“台湾可以和中国大陆合作，在国际社会寻求公平正义”，参见中评网：wwwzhgplcom，2012-05-27。

　　（责任编辑刘国奋）台湾研究?两岸经贸2013年第1期台资企业转型升级的环境、能力与战略分析

　　李保明作者为清华大学台湾研究所副教授、台资企业研究中心主任。

　　一、引言

　　随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加上国际经济形势影响，中国大陆产业和企业开始转型升级。在这一转型升级的浪潮中，大陆台资企业面临的问题尤其突出，主要是因为台资企业在大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发生重大变化，一是劳动力成本提高和招工难现象出现，沿海地区企业一线工人的工资较上世纪90年代初增长达10倍左右［1］，二是国际市场萎缩，海外订单大幅减少［2］。大陆现有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转型升级的必要性和方式上，对转型升级的内在机制，尤其是台资企业的转型升级的特殊性缺乏深入探讨。本文尝试从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环境改变和台资企业特点出发，构建关于企业转型升级的分析框架，分析企业转型升级的机制与关键因素，然后运用对大陆长三角、珠三角和海西地区91家台资企业的调研数据，分析台资企业转型升级的能力和困难，提出支持台资企业转型升级的对策建议。

　　二、台资企业转型升级的理论分析

　　（一）企业转型升级概念界定

　　什么是企业转型升级战略？严格来讲，转型升级不是一个学术概念，而是来自于一个社会经济现象的组合词，即由转型和升级组合得到。所谓转型，是指事物的结构形态、运转模型和人们观念的根本性转变过程。而升级则是在原来基础上向更高更有利的台阶上发展。两者都是指变化，前者是大的变化，后者是相对小的变化。至于企业转型，意思是企业决策层按照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企业的体制机制、运行模式和发展战略大范围地进行动态调整和创新，比如由国有企业转型为股份制企业，由“三来一补加工”企业转为三资企业、由外销型企业转换为内销型企业、或企业由专属制造转为专做服务或研发，都可称为转型。企业升级是一个针对性强的概念，即企业的生产和经营环节由产业链（价值链）的低端向高端发展，具体是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发展，左端是向提升质量、向高级零部件生产、向研发的方向发展，右端是向销售、售后服务和品牌的方向发展。因此，企业转型升级既包括转型也包括升级。在大陆当今条件下，企业的转型升级的内涵有五个方面的内容：（1）企业升级；（2）企业外销向内销转型；（3）企业由一个行业转向另一个行业，常见的是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4）企业由一地向另一地转移，或者（5）企业撤资或海外转移。

　　（二）企业转型升级的相关理论

　　国际金融危机后，台资企业面临的转型升级问题，具有以下特殊性，一是台资企业是跨境投资企业，多数在台湾或海外有母公司，有资金和技术来源，企业经营受台湾或海外影响或控制，这点与大陆本土中小企业显著不同；二是多数台湾企业是欧、美、日本企业的代工企业，本身没有品牌、没有自己的营销渠道，大陆台资企业作为台湾企业的生产基地，更是处于代工制造的末端环节，这点与其他跨国企业的投资企业不同；三是台资企业产品以出口为主，关键零部件来自台湾或其它地区，四是台资企业多数为中小、劳动密集型企业，缺技术、融资难，经不住市场变化和劳动力成本提升。以上特点决定，台资企业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到较大冲击，而且大陆劳动力成本上涨进一步恶化其经营状况，台资企业转型升级的压力最大。

　　台资企业转型升级的压力来自经营环境的巨大变化，对其转型升级的观察应从经营环境入手，构建“环境——能力——战略”的分析框架。

　　企业环境。企业所处的经营环境包括（1）经济环境，比如消费者收入和消费习惯影响企业的产品需求，人力资源、原材料和融资条件等均影响企业的成本，这些都是经济环境，（2）政策环境，政府鼓励或限制企业经营活动的政策措施。经营环境的突然变化通常是促使企业转型升级的引发因素，其作用机制包括：A、环境倒逼机制，即环境改变给企业带来压力，逼迫企业进行转型升级，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B、环境诱导机制，通常是政府的鼓励政策诱使企业进行转型升级；C、环境制约机制，通常是一些难以迅速改变的制度、习惯和社会文化制约企业转型升级。

　　能力与核心竞争力。企业能力是企业转型升级的基础，是决定企业转型升级方向和转型升级能否成功的决定因素。这里，我们将企业转型升级能力分为四个领域：（1）生产制造能力，包括生产管理水平、产品质量管理、先进技术等；（2）研发创新能力；（3）市场拓展能力，包括品牌、营销渠道、开拓新市场能力等；（4）与政府关系，包括享受政策优惠、影响政策以及规避政策制约的能力。

　　企业战略定位。尽管企业经营的目的是利润最大化，是最大化地提升企业的价值。但是，在每一阶段，企业或企业的部分（分子企业）都有具体的战略定位，也是企业的战略使命，或称为企业经营的价值导向。事实上，有些企业的战略定位很明确，长期稳定，但也有一些企业的战略定位不明确，经营方向跟随市场与环境改变而调整。关于台商投资大陆的战略定位。2010年，台商投资大陆的目的3639%是为了降低成本，329%是占领大陆市场，另有2042%是配套厂商或客户要求投资的［3］。

　　企业是否进行转型升级？以及企业转型升级的方向？与公司的战略定位有密切的关系，符合企业战略定位发展方向的转型升级方向是企业主动推动的，不符合企业战略定位的转型升级方向，企业不会推动实施，或仅是试探性推动，待观察效果后，再做战略调整。基于以上分析，以上三个方面因素对企业转型升级方向的影响方向如表1。

　　表1转型升级“环境—能力—战略”分析框架

　　因素描述在转型升级中的作用环境因素环境倒逼激发企业转型升级环境引诱引导企业转型升级环境制约延缓或阻碍企业转型升级能力因素生产制造对转型升级作用不明显研发创新有利于企业的技术提升和新产品开发市场营销与服务有利于企业外销转内销、创立品牌、转型销售服务业与政府关系有利于政府鼓励的升级方向战略使命低成本、大规模制造企业转移，寻求更低的成本生产高端产品或部件，提升附加价值推动技术提升、新产品方向升级占领和扩大市场推动内销、创立品牌、销售服务的转型升级资料来源：本文表格中的资料数据均来自于作者对大陆91家台资企业的调研。

　　三、台资企业转型升级实证分析

　　以下结合作者对大陆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和福建省91家台资企业问卷调查数据［4］，分析台资企业转型升级的有利因素、不利条件和转型升级的可行方向。

　　（一）大陆内外经济环境变化促使台资企业转型升级

　　大陆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劳动力成本上涨成为趋势，单纯的加工制造已不被政府鼓励和支持，国际金融危机后，外部需求减少成为常态。这些给传统经营模式的台资企业带来压力，是迫使台资企业转型升级的环境因素。

　　（1）经营环境巨变逼迫台资企业转型升级，形成倒逼机制。大陆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国际市场萎缩，台资企业传统经营模式面临挑战和压力。91家被调查企业中，近两年毛利率快速下降的占189%，有所下降的占444%，合计达到534%；毛利率快速增加的仅占11%，有所增加的占244%，两者合计255%；有111%的企业毛利率维持不变。可见，台资企业整体处于毛利率下降的趋势中。在对企业带来的压力因素中，“劳动力成本上涨”排第一，44家企业首选此项，占比49%；其次是“原材料价格上涨”，首选此项的企业14家，占比16%；“大陆企业的竞争压力”排第三，有8家企业首选此项，占比9%；“国际订单减少或订单压价”排第四，7家企业首选此项，占79%。在这些因素中，劳动力成本上涨和国际订单减少都是不可逆的，要求企业在经营方式和经营方向上进行转型升级。

　　（2）政府政策引导台资企业转型升级，形成诱导机制。对于台资企业面临的困难，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一系列帮助企业转型升级的政策措施。商务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海关总署在台资企业集中地——东莞、苏州设立转型升级示范区，给予政策支持；广东省、江苏省、浙江省等地陆续出台帮扶企业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和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对企业转型升级起到积极引导作用，调查显示，台资企业对政府政策的评价是：12%的企业认为政策非常有效，631%的企业认为有些效果，两者合计达到751%，另有25%的企业认为没有效果。

　　（3）一些制度与习惯不利于企业转型升级，形成制约机制。在调研中发现，台资企业对经营环境的缺陷多有抱怨，有银行“先放后贷”［5］的放贷制度，有商业领域的信用环境，担心收款难，对与大陆销售渠道打交道产生顾虑，有担心大陆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积极性，还有政策障碍，大陆一些领域仍限制包括台资企业在内的外资企业进入。

　　调研数据显示，内销渠道不畅是阻碍企业转型主要环境因素，其中，244%的企业认为它是阻碍企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因素”，311%的企业认为它是阻碍企业转型升级的“主要因素”，两者合计占556%；其次是政策体制障碍，占456%；再次是资金紧张、融资困难，占422%（见表2）。注意，表中缺乏技术和人才匮乏是企业内部的障碍因素。

　　表2阻碍企业转型升级的因素（样本总数为90个）

　　关键因素主要因素合计占比缺乏技术221335389%人才匮乏373067744%资金紧张、融资困难162238422%内销渠道不畅222850556%政策体制障碍162541456%其它1111%

　　台资企业对于内销渠道不畅的担心突出，源自其对大陆市场的陌生和大陆市场中的信用缺陷，也说明台商对外销转内销的重视程度和迫切性。

　　（二）台资企业的能力是转型升级的基础

　　台资企业在大陆发展取得巨大成功，说明其具有显著优势与能力。调查结果显示，与大陆民营企业比较，台资企业的优势凸出表现在“产品品质高”、“生产技术先进”和“经营理念先进、管理水平高”，排名前三，如表3所示；同时，其劣势凸出表现在“生产经营成本高”、“内销管道不畅”和“难以享受政策优惠”，排前三名，如表4所示。

　　表3台资企业与大陆同行企业比较的优势

　　项目第一优势第二优势第三优势合计所占比例(%)生产技术先进3612654213产品品质高2530762245人才丰富1471247品牌知名度高7672079经营理念先进、管理水平高8211746182掌握市场销售渠道681529115当地政府重视26832企业规模大、实力强2171040其它5341247合计9087761000表4台资企业与大陆同行企业比较的劣势

　　项目第一劣势第二劣势第三劣势合计所占比例(%)生产经营成本高48101068291内销管道不畅1819744188对当地法规掌握运用差761326111难以享受政策优惠4221339167不适应当地商业文化与商业模式5121229124与当地企业打交道难2771668其它4351251合计8879671000

　　这些结果显示在生产制造方面具有较强的能力和竞争优势，而内销和与掌握运用政策法规方面相对较弱。因此，台资企业转型升级方面的能力表现为：

　　（1）台资能够掌握运用和可获得先进技术，具有研发、向更高层次技术和产品发展的能力优势。台资企业的生产技术先进、产品品质高的优势来自于其独特的技术来源。调查结果显示，其“非常重要和比较重要”的技术有363%来自台湾母公司或科研机构，357%来自企业内部研发，155%海外提供，125%大陆企业或科研机构提供，如表5所示。台资企业的外部技术来源是大陆民营企业无法比比拟的，也就是说台资企业在引进和开发新技术方面具有领先优势，只要加大投入，新技术研发成功的可能性要大于大陆民营企业。

　　表5台资企业的技术来源

　　技术层级台湾母公司或

　　科研机构提供海外提供企业内部研发大陆企业或

　　科研机构提供合计非常重要471037599比较重要1416231669以上两项合计61266021168占比363%155%357%125%100%

　　（2）台资企业内销市场开拓能力有待发展。由于长期做外销和代工生产，台资企业对内销渠道和内销环境比较陌生。台资企业面临的“内销渠道不畅”、“不适应当地商业文化与商业模式”、“与当地企业打交道困难”是其开拓内销市场的劣势。需要说明的是，调查结果也显示台资企业有“掌握市场销售渠道”的优势，是指海外销售渠道，而不是内销市场渠道。台资企业在开拓内销市场方面能力不足，需要持续的努力来弥补，需要培育和引进人才，加大投入，这需要一个过程。调查中也发现，部分中小台资企业对于开拓内销市场缺乏信心，望而却步，甚至提出“不转是等死、转不好是找死”的感言，主要原因是因为开拓市场投入巨大，时间长。这也说明，内销转型更需要企业与政府的密切配合。

　　（3）在享受政策优惠和与政府的关系方面，中小台资企业劣于大型企业。由于两岸关系的特殊性，大陆各级政府对于台资企业给予的政策优惠和纠纷处理都不同于外资企业，加上两岸同文同宗，台资企业与政府打交道的能力要高于外资企业。但是与大陆内资企业相比，台资企业又相对处于劣势，在调研中“难以享受政策优惠”和“对当地法规掌握运用差”是台资企业经常抱怨的，见表6。享受政策优惠和与政府打交道的能力，也与台资企业的规模有关，表6与7表明大型企业突破政策障碍的能力强于中小企业。

　　表6不同规模台资企业对享受大陆政策优惠的评价

　　中小企业中企业大型企业没有优惠388928951250部分优惠333339472500平等222231585000更优惠5560001250合计100100100表7不同规模台资企业对政策体制障碍在转型升级中影响程度的评价

　　中小企业中企业大型企业关键因素230823331429主要因素307740004286次要因素384630002857无影响7696671429合计100100100

　　（三）台资企业战略调整：转型升级

　　面对变化的大陆内外环境，台资企业开始战略转变，向“研发创新、提升技术层次”、“外销转内销”、“向通路延伸”、“创立品牌”和“向其它行业转型”方向发展。调研发现“加强研发、提高技术层次”是台资企业转型的重要方向，占比609%；其次是“向通路延伸”和“创立品牌”，分别占414%和391%；再次是“外销转内销”，占356%；最后是“向其它行业转型”，占23%，见表8。

　　可见，台资企业转型升级方向，一是多数企业加强研发，提高产品层次，向微笑曲线的左侧移动，二是部分企业通过向通路延伸、创立品牌或外销转内销，向市场服务方向发展，三是少数向其它行业转型。

　　表8台资企业转型升级方向

　　转型升级方向企业数所占比例外销转内销31356%创立品牌34391%加强研发、提升技术层次53609%向通路延伸36414%向其它行业转型20230%其它111%合计175

　　除转型升级外，也有台资企业选择向大陆内地转移，寻求更低的成本，也有少数企业选择撤资向海外转移，两者的比重分别为122%和78%。这两类选择与企业坚持传统的经营方式相关，一些实力较小的传统制造业台商对转型升级信心不足，仍沉迷于过去制造业的辉煌，期待国际经济好转，国际需求再度上涨。

　　尽管台资企业转型升级还在进行中，但是从调查结果看，企业转型升级的压力主要来自环境变化，转型升级的方向基于企业能力优势所在，转型升级战略调整已经开始，这基本上验证了“环境——能力——战略”的分析框架模型。

　　四、结论和建议

　　转型升级是台资企业发展的战略转变，是因应大陆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国际经济变化下的新选择。经营环境变化是促使台资企业转型升级的激发因素，企业的能力是转型升级的基础和成功的保障，企业发展战略转变进一步培育企业的能力，使得转型升级顺利成功。从台资企业实地调研看，无论是大陆劳动力成本上涨和国际市场萎缩均对台资企业的传统经营模式构成挑战，大陆各级政府的政策对台商转型升级起到引导作用。台资企业在生产制造和技术来源方面的优势，使其朝向研发、提升产品层次方面信心充足，由于对于内销市场的陌生和对内销渠道的顾虑，台资企业在开拓内销市场、创立品牌方面需要下定决心。企业转型升级已成为多数台资企业的选择，但是要取得成功，还需要进一步加大研发力量，在开拓内销市场方面培养人才，并且持续投入。

　　大陆各级政府对台资企业转型升级起到积极推动作用。从调研的情况看，中小台资企业享受政策优惠不如大型企业多，受政策体制障碍的影响却比大型企业大，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困难更大，因此在制定和执行政策，应更加关注中小企业的需要和中小企业的利益。

　　注释：

　　［1］上世纪90年代初，大陆外企一线工人收入400元人民币左右，相当于50美元，现在企业为一个工人负担的成本（包括工资和劳动保障支出）在3000到4000元人民币之间，相当于500美元，相比扩大10倍。

　　［2］据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的调查（2011年），珠三角地区台商海外订单下降40%，其他地区台商海外也有相当的降幅。

　　［3］《2010度对海外投资事业营运状况调查分析报告》，中华经济研究院2010年12月。

　　［4］以下数据和表格内容，除注明出处外，均来自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和清华大学台资企业研究中心2011年对珠三角、长三角和海西地区91家台资企业的调查研究报告《台资企业在地化发展与转型升级研究报告》。

　　［5］指银行对企业发放新贷款时，要企业先还上旧的贷款，然后再考虑发放新的贷款，而台湾银行的作法则灵活很多，发放新贷款时不必还上原贷款，有利于企业的平稳运营。

　　（责任编辑胡石青）

　　更正：

　　2012年第6期第61页第20行，“失去两岸共同治理”中的“失去”二字应为“推动”。

　　台湾研究?政治2013年第1期浅析民进党社会基础的现状与发展态势

　　彭维学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科研室主任、研究员。

　　近10多年来，民进党社会基础经历“过山车式”颠簸，由2000-2004年扩张高峰期跌至2008年的发展低谷。经由2012年“总统”选举，民进党小幅拉近了与国民党社会基础的差距，但未突破“蓝大绿小”选民结构。自2008年以来，随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持续深入，岛内主流民意也在不断变化之中。未来四年民进党能否突破路线转型、形象改造等结构性困境，能否有效争取多数中间选民支持，值得进一步观察。本文将就民进党社会基础的现状结构及其制约因素等问题展开探讨，以便准确地了解其社会基础的发展变化。

　　一、民进党社会基础的总体规模与构成结构

　　民进党2000年首次上台执政以来，其社会基础一度呈现“量增质优”的态势。但2005年以来，尤其是2008年“立委”、“总统”选举败选以来，其社会基础的发展并不稳定，呈现总体规模比国民党小、“倾独”支持者保守色彩浓厚、浅绿选民向心力削弱、中间选民增幅有限等特征。

　　（一）民进党社会基础缓慢恢复，但未突破“蓝大绿小”和“国强民弱”格局。“中央层级”选举（尤其是“总统”选举）得票率、各层级公职人数、政党认同度，是反映岛内政党社会基础发展变化的主要指标。从选举得票率看，民进党2012年“总统”选举得票率为4563%，比2008年“总统”选举得票率4155%增加408个百分点，但仍比2004年“总统”选举得票率5011%少448个百分点。民进党2012年区域“立委”选举得票率达到438%的历史最高点，比绿营2008年选举增加464个百分点，但仍比蓝营少707个百分点。从近20年“中央层级”选举泛绿阵营得票率看，民进党除2004年“总统”选举得票率为5011%、领先国民党022%外，其它几次“总统”选举得票率从未超过46%，泛绿“立委”选举得票率从未超过44%。［1］目前，蓝绿选民结构从2000年的60%比40%缩减为55%比45%。从执政资源看，民进党未掌握“中央执政权”和“立院”议事主导权，县市长和“立委”席次比国民党少，基层掌控力比国民党弱。该党拥有“五都”中经济相对落后的南部2都、17个县市中4个农业县的执政权，执政县市人口不到台湾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该党乡镇市长、村里长席位约占总席次的10%。从政党认同度消长看，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长期追踪民调显示，岛内民众对民进党的偏好度在2000年上升到26%的最高点，首次超过严重分裂的国民党，但2003年以来一直在26%以下徘徊；而民众对国民党的偏好度从2000年144%的最低点逐渐攀升，2005年以312%再度超过民进党，2011年达395%的最高点，2012年降为327。［2］台湾指标调查研究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7月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受访者对国民党、民进党的支持度分别为296%、247%，对泛蓝、泛绿政党支持度分别为359%、293%。［3］

　　（二）民进党支持者“急独”色彩有所淡化，“倾独”民众对民进党发展走向影响较大。陈水扁推动“法理台独”、“公投制宪”遭受重挫后，尤其是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断深化，岛内民众主张“急独”的比例由2007年78%的最高点，下降到2012年12月的48%。但主张“急独”和“缓独”的“倾独”民众由1994年的11%左右上升到2000年的147%，2003年增为207%，首次突破20%，2008年达到231%的最高点，2012年12月降为199%［4］。当前，“倾独”民众占岛内选民总量的20%多，绝大多数在“总统”选举中支持民进党。他们占民进党支持群体的半数左右，构成民进党社会基础的核心。其中，“台独基本教义派”超过台湾选民总量的5%，他们属“理念型台独”，“只问蓝绿，不问是非”，对大陆充满敌意，对绿营政治人物道德操守要求较低，对绿营务实派人士无情打击。“倾独”民众在诸多重大议题、选举活动上扮演民进党的助攻部队，同时在相当程度上决定民进党党公职候选人提名、高层权力结构和路线政策走向。

　　（三）浅绿选民对民进党向心力有所弱化，民进党在南部的领先优势下降。浅绿民众约占岛内选民总量的20%，是民进党社会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多属“民主价值型”、“经济利益型”、“情感依托型”、“维持现状型”选民，虽“台湾主体意识”浓厚，但多数能理性务实面对台湾前途问题，不反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因不满贪腐施政、担心“台独”执政损害台湾发展和自身利益，浅绿选民开始回归理性，对民进党的支持度由2004年的最高点摆动下降。自2005年县市长选举以来，少数长期支持民进党的台籍大企业、大财团、中小企业主、城市中产阶级转向支持国民党。2012年“大选”，长荣集团总裁张荣发、奇美实业董事长廖锦祥、义联集团董事长林义守等人，公开支持“认同‘九二共识’的人”，在浅绿选民中具有一定代表性。与此同时，少数长期支持民进党的南部农民转为“含泪不投票”的隐性选民。2012年“大选”中，南部6县市民进党铁票区投票率7399%，比全台投票率7438%低039个百分点，比北部8县市投票率7556%低157个百分点；民进党在南部赢国民党53万票，比预期少赢17万，比2004年陈水扁在南部大赢80万少27万。［5］民进党“总统”候选人在多数具有代表性的陆客旅游与大陆采购集中区得票率的增幅，小于所在县市得票率的增幅，小于民进党整体得票率的增幅(参见下表)。其中，近年来与大陆进行“契作”的绿营铁票区台南市学甲区，投票率71%，比全市74%低；废票率08%，比全市07%高。这说明，因大陆惠台政策开始发挥积极作用，民进党对中南部农业县市、一些铁票地区选民的吸引力有所削弱。

　　陆客旅游与大陆采购集中区域民进党2008、2012年“总统”选举得票率比较［6］单位:%

　　地区2008年得票率2012年得票率马萧配谢苏配马吴配蔡苏配所在乡镇蔡苏配

　　比谢苏配增加率所在县市蔡苏配

　　比谢苏配增加率民进党比2008年增加率南投埔里6401359957533974375440南投鱼池5699430150254716415440嘉义县阿里山7868213272962443311414云林古坑4565543538435906471428嘉义县大林4803519741345647450414台南学甲3483651729666837320438高雄永安4827517341865562389367408注：埔里、鱼池、阿里山为陆客旅游集中区；古坑（柳丁）、大林（文心兰）、学甲（虱目鱼）、永安（石斑鱼）为大陆采购集中区。

　　（四）中间选民支持民进党的比例比预期低。国、民两党基本盘分别约占选民总量的45%、40%，其余15%的中间选民成为影响选举的关键。中间选民政党归属感与意识形态较泛蓝、泛绿选民弱，投票意向可塑性、游离性较大，政党的执政能力、两岸政策、形象等是影响他们投票意向的主要因素。2012年“总统”选举，民众对马英九执政的不满意度比满意度高很多，民进党预期马英九会失去多数中间选民支持。从选举结果看，民进党给马英九贴上“执政无能”标签，极力宣扬“民进党有能力维持两岸稳定”，争取到三分之一中间选民的支持。但民进党没有深刻反省2008年败选原因，没有从根本上调整两岸政策与政党形象，三分之二的中间选民仍选择支持国民党。蔡英文两岸政策幕僚评估，2012年“大选”最后两周岛内形成“蔡英文上台、两岸关系倒退”的风潮，导致24%准备“弃马投蔡”、22%准备“弃马投宋”的中间经济型选民回投马英九，成为决定选举胜负的关键因素之一。民进党前主席许信良认为，有一成多、近200万关注两岸和经济的中间经济型选民，站在政党监督立场，可以支持民进党地方执政，但不放心将“中央政权”交给主张“台独”的民进党。［7］

　　（五）民进党支持者对抗性、保守性较强，民进党“乡村党”、“恶质党”特色比较突出。民进党主要依靠搞“街头抗争”与群众运动起家，历任党主席均乐此不疲，区别在于程度、手段、目标有所不同。民进党支持者因此具有比较明显的冲撞性、对抗性特征，与泛蓝支持者理性形象形成鲜明对照。受此影响，民进党支持者中闽南籍、中南部地区、中小企业、劳工农渔民、高龄段、低学历人群占比较高，北部和都会地区民众、知识分子、军公教占比较低，这也是近20年来台湾“北蓝南绿”格局不断固化的关键因素。2012年“大选”，民进党在南部6县市和北部宜兰县领先国民党55万票，但在中北部其他15个县市落后国民党134万票。［8］《中国时报》、《联合报》等媒体分析，民进党蜕变为区域性的“乡村党”、“南部党”、“恶质党”，党籍县市长、“立委”、乡镇市长等公职人员绝大部分集中在经济相对落后、科技不发达的南部县市或农业县市，代表民进党反省、改革、开拓的动能明显不足。

　　（六）县市长、“五都”市长选举中偶然出现的“民强国弱”现象，一般反映不到“总统”选举上来。2005年县市长、2008年“立委”、“总统”选举连遭重挫后，民进党从发展低谷开始恢复，2009年以来在“立委”、乡镇市长补选中胜多败少，2009年县市长选举得票率只比国民党少256个百分点，2010年“五都”市长选举得票率更比国民党多533个百分点(民进党4987%，国民党4454%)。岛内有些学者常以国、民两党在县市长层级选举结果，或者补选结果，来预测“总统”选举走向，这种分析方法并不科学。从近20年台湾选举结果看，民进党在地方层级县市长、“五都”市长选举、各层级补选的胜选，一般很难复制到“总统”选举上来。2000年“总统”选举，陈水扁以不足40%得票率险胜，根本原因是国民党严重分裂造成的，与1997年县市长选举民进党得票率首次超过国民党的结果并无直接关联。2009年以来民进党在补选中胜多败少，主要是低投票率和蓝营选民的低参与率造成的。如果将立场倾向泛蓝的无党籍候选人的得票计入泛蓝阵营，县市长、“五都”市长选举中偶然出现的“民强国弱”现象，一般情况下并没有改变地方层级选举中“蓝大绿小”的选民结构。根据2009年县市长选举、2010年“五都”市长选举得票分析，民进党得票率上升到483%，蓝营约517%，蓝仍比绿多34个百分点。［9］更主要的是，因候选人人格特质、两岸议题的重要程度、选民的重视程度不一样，“中央层级”选举时蓝绿阵营的投票率和凝聚力，与县市长等地方层级选举明显不同。一般而言，县市长等地方层级选举仅涉及地方治理，投票率较低，且泛绿选民参与率往往比泛蓝选民高；而“中央层级”选举涉及台湾前途与两岸关系走向，投票率明显比地方层级选举高，泛蓝选民的参与率也明显增高，有时甚至超过泛绿选民。2012年“总统”选举投票率7438%，比2009年县市长选举投票率6334%、2010年“五都”市长选举投票率7171%高。蓝营优势地区投票率比绿营优势地区高，其结果蔡英文各县市得票率比2009年县市长、2010年“五都”市长选举民进党候选人得票率不同程度地下降。

　　二、制约民进党社会基础走势的基本因素分析

　　蓝绿对抗格局与执政资源、社会环境与民意走势、政党的路线政策与实际作为、两岸关系与美日影响等，是影响岛内政党社会基础发展演变的重要因素。不容否认，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有利于民进党社会基础维持一定规模的因素依然存在。因世界经济发展迟滞、“台独”势力强力掣肘，马英九当局发展经济、缩小贫富差距的任务相当艰巨。“台湾主体意识”持续上升，岛内民众民族、国家认同“去中倾台”的趋势短期内难以根本扭转。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加大“拉马”、“压马”力度的同时，仍明里暗里扶植民进党。两岸在一个中国框架、台湾当局政治定位、台湾“国际空间”等关键问题上的分歧与矛盾短期内难以解决，大陆惠台政策成效与岛内民众预期尚有一定落差。但更应该看到，民进党未来能否拓宽社会基础，仍面临一系列结构性困境。

　　（一）岛内外局势和岛内民意走势发生深刻变化，尤其是大陆“遏独”能力持续增强，加大了民进党以“台独”思维和传统手法扩张社会基础的难度。与民进党自成立到2004年发展扩张期的社会环境相比，当前岛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一是岛内政治民主化、国民党台湾化基本完成，台湾都市化进程加快，选民政治素质不断提高。二是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格局的环境显著改善，两岸经济、社会、文化交流与合作正常化、机制化的趋势明显，岛内“认同‘九二共识’、加强两岸交流、拓展和平红利、发展台湾经济”的主流民意进一步增强。三是大陆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不断提升和扩大，影响岛内政局、主导两岸关系、引导台美关系、维持一个中国国际框架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受此影响，“台独”在岛内和国际社会的发展空间受到明显挤压，民进党“台独”对抗的思维、路线与政策越来越与岛内外形势脱节，其过去惯用的“本土牌”、“省籍族群牌”、“联共卖台牌”、“联美制中牌”等民粹式选举操作，除了巩固“倾独”票源外，难以有效争取多数中间选民支持。

　　（二）路线转型、形象改造、权力分配、人才培养等多重结构性困境，严重制约民进党拓展社会基础的动能。一是“台独基本教义派”阻碍民进党两岸政策务实转型，影响该党民意基础的拓展。苏贞昌出于2014年连任党主席、打赢“七合一”选举、2016年争取党内“总统”候选人提名的考虑，不敢得罪“台独基本教义派”，声称“面对中国的态度、方法有改变，但是信仰、价值没有改变”。［10］未来四年民进党不会也不敢承认“九二共识”，其处理两岸关系的能力必将受到多数民众尤其是工商界的质疑。二是贪腐黑金形象、“为反对而反对”形象和“街头抗争”形象，削弱了民进党拓展民意基础的正当性。民进党甩不掉陈水扁贪腐执政的沉重包袱，苏贞昌、谢长廷、蔡英文等人形象不同程度地存在争议。民进党毫无理性地阻挠、抵制马英九当局提出的改革法案，动辄以“街头抗争”动员群众，但又提不出符合民众期待的具体主张与政策，在推动两岸政策转型与提升政党体质方面缺少改革魄力。民进党的所作所为背离了其标榜的“清廉勤政爱乡土”口号，难以有效巩固浅绿选民，甚至可能激起多数中产阶级、中间选民反感。三是民进党选举恩怨、权力斗争、路线斗争较国民党复杂，降低了民进党拓展民意基础的动能。苏贞昌、蔡英文围绕2016年“总统”候选人党内初选提名明争暗斗，苏贞昌与谢长廷围绕民进党两岸政策主导权矛盾公开，“务实派”与“台独派”围绕是否调整两岸政策立场公开批斗，这些纷争削弱了苏贞昌的领导权威，加深了党内裂痕。《美丽岛电子报》副董事长郭正亮认为，如果苏贞昌无法领导民进党强势出击，让民众感受到“换党会更好”，苏恐怕将陷入“党内腹背受敌、舆论四面楚歌”的困境。［11］四是人才断层问题日益突出，削弱了民进党拓展民意基础的气势。陈水扁执政以来，一些民进党中生代、新生代因贪腐问题提前折损，不少务实派人士因“台独基本教义派”排挤而在该党公职候选人提名中受挫。目前，老一代“天王级”人物仍牢牢掌握党机器，世代交替无法完成。中生代、新生代人才严重缺乏，民进党2014年“七合一”选举在多数县市极难推出强棒人选，基层乡镇市长、村里长候选人更无法与国民党抗衡。

　　（三）马英九坚持改革，深耕南部，使民进党开拓选票面临更大挑战。马英九2012年连任以来，其领导风格、执政绩效的确备受质疑，执政困局仍未根本缓解，但民进党务实派人士认为，马英九已经“利空出尽”，2013年将“咸鱼翻身”。从目前形势看，岛内局势仍朝有利国民党2016年继续执政的方向发展，势将加大民进党开拓选票的难度。一是马英九大力推动经济、民生、党务等领域的改革，“在艰难的改革道路上做出了无私的选择”，“牺牲执政党忠诚支持者的利益”［12］，虽激起蓝军内部暂时不满，但可能换来更多中间选民的支持。二是马英九利用庞大执政资源、两岸政策优势和大陆惠台政策，积极处理中南部民众、中小企业、中下阶层等“三中”问题，高度重视深耕南部基层，有利争取特定地域、特定阶层的支持。三是马英九“和陆亲美”的策略，为“拼政绩”营造了稳定的外部环境。四是国民党中生代、新生代人才远较民进党多。尤其是吴敦义、朱立伦、郝龙斌等接班梯队，在行政经验、人格特质、两岸政策、年龄结构等层面，比当前民进党台面人物具有一定优势，2016年“大选”无论是对苏贞昌，还是蔡英文，都会形成不小的压力。

　　三、未来四年民进党社会基础的基本走势

　　由前文分析观之，未来四年影响岛内政党社会基础的决定性因素不会发生大的变化，民进党在与国民党选民争夺战中的劣势地位仍难以改变。

　　（一）民进党社会基础的总体规模在2014年“七合一”选举中可能小幅上升，但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仍会是“蓝大绿小”的选民结构。民进党主打“马英九执政绩效不彰”，强调“维护台湾主权”，夸大两岸社会差异与矛盾，夸大两岸交流对台湾社会的冲击，在2014年“五都市长”、县市长选举和2016年“总统”选举中将维持40%的基本盘。国民党在多个连续执政两届的县市必须提名新人，其候选人又背负马英九当局执政包袱，届时民进党有可能在“五都市长”、县市长选举中突破个别县市，其得票率更加接近甚至小幅超过国民党。但“五都市长”、县市长选举中的“蓝消绿长”态势，不可能改变“国强民弱”格局，也不可能改变国民党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的领先优势。如果台湾经济形势明显转好，2016年“总统”选举中选民结构不排除“蓝长绿消”的可能。《中国时报》、《联合报》等主流媒体认为，民进党短期内解决不好路线调整、党内团结、形象提升等结构性困境，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仍难跨过50%的选票门槛；只要蓝营不出现大的分裂，国民党不发生像民进党执政时一样的重大集体弊案，2016年民进党仍将无缘“总统”宝座。

　　（二）民进党“倾独”支持者的“急独”对抗色彩将缓慢淡化，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理性声音将有所增加，但短期内难以改变“台独”立场，不会接受“九二共识”。大陆“大国地位”日益稳固，台湾社会“两岸化”趋势日益明显，岛内外“台独”生存环境巨变，岛内主流民意强烈要求两岸加强交流合作，使得民进党调整两岸政策的压力不断加大。事实上，自2012年“总统”选举败选以来，民进党内要求加强与大陆交流合作、壮大台湾经济、争取中间选民的呼声不断上升，党公职人员以适当身份登陆交流亦呈现“层级越来越高、次数大幅增加、渠道不断拓宽、探讨议题广泛”的态势。自2009年6月至2012年12月底，民进党党公职人员来大陆参访共104件，其中2009年8件、2010年27件、2011年19件、2012年50件。［13］尤其是，谢长廷登陆返台之后，以走进校园演讲、举办青年辩论赛等方式，积极与高校学生、基层民众互动，陈述其两岸政策新理念，扩大社会共鸣。随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格局不断巩固和深化，尤其是民进党“务实派”人士登陆交流不断出现新局面，民进党传统支持者主张“急独”、反对两岸交流的声音必将进一步下降，主张扩大两岸交流、开展民共交流的声音将不断升高。但应该理性看到，扭转民进党“倾独”支持者“台独”思维、降低民进党社会基础中“倾独”支持者的占比、促进民进党两岸政策立场转型，仍将是一个长期、复杂、曲折的渐进过程。当前，两岸关系的广度和深度仍然有待大力加强，两岸利益、情感、价值认同有待进一步联结，而民进党党公职人员、基层支持者来大陆交流合作的比例相对蓝营而言仍然很低，他们对大陆的误解与敌意仍然较深。只有经历多次“总统”选举败选，尤其是更为密切的两岸交流合作与更为紧密的利益情感联结，越来越多的“倾独”支持者才有可能逐渐放弃“台独”对抗思维，接受“九二共识”，民进党才有可能逐渐调整以“台独”、“一边一国”为核心的路线思维与政策立场。

　　（三）中间选民对民进党支持度短期内不会大幅增加。民进党朝“稳健型、交往型台独”方向调整两岸政策策略，会吸引一些中间选民支持。马英九执政不尽如人意，国民党一些贪腐弊案曝光，也会使少数中间选民转向支持民进党。但民进党诸多结构性困境短期内难以突破，执政能力、政党形象与国民党仍有一些差距，尤其是其两岸政策不可能根本转型，未来四年多数中间选民“对国民党执政不满，但对民进党不信任”的现象不会改变。

　　民进党社会基础总体规模的消长变化、构成结构的优劣变化，是影响岛内政局和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变量。我们应以中国共产党“十八大”确定的对台方针政策为指导，着眼于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战略大局，以“深化交流合作、落实惠台政策、扩大和平红利、松动‘台独’基础”为思路，积极促成更多民进党“务实派”骨干、绿营县市长、两岸政策幕僚、地方实力派人士、基层支持者，以适当身份来大陆参访交流、推销产品、招商引资，逐步淡化绿营支持者的“台独”对抗性思维，扩大岛内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群众基础，增强岛内民众对大陆的利益、情感与价值认同，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

　　注释：

　　［1］参见拙著《“台独”的社会基础》，九州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第91页。2008年以来选举数据根据台湾“中选会”公布的资料整理而成。（下转第50页）

　　台湾研究?政治2013年第1期象征政治与两岸认同的建构

　　孙云作者为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副教授。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背景下台湾民众认同研究”研究成果，项目号：12YJAGAT001。

　　在政治生活中，人们常常发明和使用一些象征，例如标记、符号、仪式、象征物和话语等，通过赋予其政治意义，并在日常生活中的反复传播与演练，以此来整合社会、增强凝聚力和归属感，我们称其为象征政治。象征政治作为意义表述、价值展现和情感表达的重要形式，通常构成特定群体共享的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背景下，两岸应重视象征政治的建构，通过象征符号、象征物、仪式与话语等的运用，培育台湾民众的共同体意识与归属感，不断强化“两岸一家人”的意识，这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深化与推动两岸和平统一具有重要意义。

　　一、象征政治及其功能

　　象征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西方有些学者甚至认为文化就是象征和意义的体系，人是使用象征符号的动物。［1］所谓象征，是指某种表达意义的媒介物（包括实物、行为、仪式、语言等有形物和无形物）代表具有类似性质或观念上有关联的其他事物。简单地说，象征就是用具体的媒介物表现某种特殊的意义，其由象征符号和象征意义两种要素组成。象征符号是象征意义的表现形式，而象征意义则是象征符号的内涵，即隐藏在象征符号之中而被传递出来的信息。

　　象征政治是指具有政治意义的象征符号，例如标记、符号、仪式、人物、物品和话语等，它们是政治意义、价值观念以及社会情感的表现形式。如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在争取政治权力的运动中，普遍将“红旗”作为一种重要的象征符号，用来表达社会主义者的鲜血流淌在成员血脉之中的意义以及表达一种兄弟般的普遍人类情感。事实上，自法国大革命后，与红色有关的东西几乎都成为社会革命者的象征。［2］象征政治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传播作用，它通过日常的强化力量，通过每天生活的固定速度，通过把市民的认同感附加在民族国家之上的形象不断得到加强。自民族国家产生以来，代表国家和民族形象的象征符号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它们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们是谁”、“我们属于哪个政治共同体”？［3］

　　象征政治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尤其在建构与强化认同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1、提供集体记忆。每个民族国家都有其历史，人们通过典籍文献、文艺作品、口头传诵等种种形式，使这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得以代代相传。所谓集体记忆就是各种各样的群体所保存的记忆，它是关于一个集体过去全部认识（实物的、实践的、知识的、情感的等）的总和，人们可以在文化实践活动（比如仪式、风俗、纪念、节日等）或物质形式的实在（比如纪念馆、纪念碑、文献资料等）中找到集体记忆的存在，人们总是在我群体与他群体的互动中找到集体记忆的力量所在。［4］集体记忆对于组织来说，能够起到一个让组织成员心理上有归属感的作用。同时，不同的历史记忆规定了人们对自己所属群体的不同的自我想象，也成为群体存在的不可或缺的纽带，也是民族认同的重要来源之一。比如说抗日战争之于中华民族，这个事件的记忆，是一个付出沉痛民族代价的抵抗外侮的事件，对于中国人来讲，对该事件的记忆能够让大家认识到我们是这个民族的一员，独立于其他民族、国度。

　　象征政治在提供和形塑集体记忆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功能。一般情况下，集体记忆的内容都是凭借各种象征策略和办法得以表现。例如，通过语言的描绘展现政治历史事件，使人们记忆过去；通过反复演练的政治仪式来加强集体记忆，以塑造和维持族群的共同记忆和族群认同。以欧盟为例，1985年6月，欧洲委员会制定了欧盟共同的盟旗，其设计以蔚蓝色为底色，中间由12颗金色星星环绕成一个圆。欧洲委员会这样解释盟旗的文化含义：12是完美和丰饶的象征，使我们同时联想起（《圣经》中的12使徒，雅各的12个儿子，罗马的12铜表法，赫拉克勒斯的12项业绩，一天的12小时，一年的12月或黄道带的12宫。最后，圆形的排列代表联盟。［5］欧盟这样设计盟旗的目的，就是试图唤起欧洲民众共同的集体记忆，以体现共同的文化认同，为建构起一种基于主动归属感的欧洲认同奠定基础。可见，象征策略在形塑集体记忆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2、寻求群体、族群与国家认同。在很大程度上，认同指的是自我认为具有从属于某个群体的身份，或“个体对某一群体（共同体）的归属感”。无论是对具有情感的个人还是作为文化载体的群体来说，正是这种对身份的确认（认同）将自我与他者区别开来。任何一个群体都需要建构认同，以增进对群体的归属感。对任何群体、族群和国家来说，认同都是维系其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纽带。象征策略常常是建构群体和国家认同的重要手段。如在中国文化中，龙作为一种象征符号，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的凝聚和积淀，成为中国的象征、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国文化的象征。对每一个炎黄子孙来说，龙的形象是一种符号、一种意绪、一种血肉相联的情感。“龙的子孙”、“龙的传人”这些称谓，常令海内外中国人激动、奋发、自豪。任何国家都非常重视象征符号的运用，如领袖人物的画像、徽章、国旗、国歌或纪念碑等，通过将国家人格化和具体化，使人们能够在感官所及的实在对象中感受和想象国家。种类繁多、反复操演的政治仪式（如周期性庆典、宣誓和效忠、授勋和奖赏，甚至领导人的追悼与葬礼，等等）常常成为演示灌输国家神话与民族意识的中心节目。［6］

　　3、统合性功能。无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团体或一个宗教组织，都需要通过运用象征政治，以统一、整合、凝聚全体成员。象征政治能激发人们的强烈情感，并使人们为之献出一切。如在原始时代，氏族社会的图腾，既是神或祖先的神圣象征，也是氏族的神圣象征，是氏族统一和团结的象征，是连结氏族成员心灵的纽带。民族和国家形成后，仍以某种物化形式作为其象征，这种象征大都有某种历史传承。如德国继承了古罗马人的传统，以独首鹰为徽；俄罗斯建国之后，则继承了东罗马帝国的传统，以双首鹰为徽。在现代社会，社会组织的象征形式主要表现为国家的国旗、国徽等，以及各城市、各企业、各单位的标志。这些象征都具有统一、整合与凝聚全体社会成员的作用。每一个国家的国旗、国徽都象征、代表自己的国家，具有高度的统合性和凝聚性。在重大仪式上都必须升国旗、奏国歌。

　　宗教组织也一样，也具有统一和整合的功能。世界各大宗教均有其统合性象征，如基督教的十字架和《圣经》，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佛教的释迦牟尼神像等。这些既是神圣的象征，也是凝聚、整合的象征。［7］对任何一个群体来说，都需要通过象征策略来发挥其统合性、整合性功能。

　　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中象征政治的建构

　　正因为象征政治能够发挥这些重要的功能，所以在政治生活中，人们非常重视象征政治的运用。例如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过程中，在破除旧制度后，为了让普通民众认识和接受共和国并捍卫新的共和制度，法国革命派通过创新和改造等手段，将“共和历法”、高卢雄鸡、三色旗、马赛曲、“自由女神”等一系列宣传实体物化为革命的共和象征物。他们还创造和改造了一些大众节日和公共礼仪，比如推翻巴士底狱纪念日、无套裤汉日等，使它们具有共和的象征和意义。这些象征对于共和国成立之后共和思想的传播和共和观念的大众化、形象化起到了积极作用。［8］欧洲在推进一体化的进程中，也非常重视使用象征政治来推动一体化的发展，于1985年6月，欧洲委员会制定了欧洲共同的盟旗、盟歌及护照，正式开启了创造欧洲一体化象征符号的第一步。

　　从两岸关系来看，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发生了积极而深刻的变化，两岸和平发展不断得到巩固和深化，各方面的交流交往日益热络与机制化，共同利益不断增加，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正在取得越来越多的积极成果。不过，即使如此，台湾各类民意调查都显示，岛内一些人仍排斥统一，不少民众对中国、中国人的归属感还较缺乏，两岸是命运共同体、两岸同属一国、两岸是一家人等这些观念还不够强，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仍较混乱。因此，两岸在推动各方面交流交往与厚植共同利益的同时，也应重视象征政治的建构，通过一些象征符号、象征物、仪式与话语等，唤醒台湾民众的共同体意识与归属感，不断形塑两岸一家人的意识，这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深化与推动两岸和平统一具有重要意义。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背景下，建构两岸象征策略大体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1、两岸和平象征的建构。和平通常是指没有战争或没有其它敌视暴力行为的状态。两岸和平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期盼与心愿。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出现了多年来难得的和平稳定局面，两岸人民正享受和平的红利。台湾的民意调查均显示，民众普遍认为两岸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很低。不过，迄今为止，两岸和平尚未实现机制化与制度化，两岸也并未结束敌对状态，签署和平协议。岛内一些民众仍把大陆视为威胁，对大陆存有敌意。因此，在两按关系和平发展的背景下，一方面，要加紧推动两岸和平机制化、制度化的建构。另一方面，可以发挥象征政治的功能，强化台湾民众对两岸和平的感知。两岸可充分发挥想像、智慧与创意，运用象征物、仪式、节日、纪念日以及话语等，建构两岸和平象征。如可设立两岸和平节，举办如两岸同放和平鸽、发行两岸和平纪念邮票等活动。两岸也可设立和平纪念馆、纪念碑或纪念塔，举办两岸和平歌唱节、合唱节以及两岸和平马拉松、接力长跑等活动，并使之制度化。通过这些和平象征的形塑，强化民众两岸和平的认知，促进两岸人民情感的融合。

　　2、两岸认同象征的建构。长期以来，尽管海峡两岸处于政治对峙与军事对抗状态，但两岸都是是中国人，两岸是一国，两岸要实现统一，这些曾是两岸人民的共同认知。然而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民众在这些方面的认同已经大幅流失，两岸民众的认同出现了严重折裂。即使在2008年马英九上台以后，这一状况也未有多少改变。因此，修复台湾民众的两岸认同撕裂，是当前和未来两岸关系发展中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工程与核心目标所在。两岸应重视象征政治的形塑，积极培育台湾民众的共同体意识和归属感。尤其两岸同根同源、血脉相连，文化与语言习俗相通，更有条件与优势来充分发挥象征政治的功能。两岸已经成功举办了一些这方面的活动，如2012年5月，在台中市举办的“和谐中华?第三届海峡两岸经典文化推广汇演”上，超过4万人齐声诵读“礼运大同篇”，同一时间，济南、厦门、香港、澳门等城市同步诵读。这样的活动对对增进两岸四地民众尤其台湾民众的文化认同具有重要意义，而文化认同是凝聚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最深层的基础。因此，在象征政治方面，两岸可多发挥一些想象，展现高度的创意，充分发挥象征政治的功能，如两岸可通过一些象征物、确立一些共同的节日或纪念日、共同的标记以及符号、仪式、话语等等等，建构象征政治，以唤起两岸人民的共同记忆，激发两岸人民共同的想象，积极培育共同体意识。

　　3、“两岸一家人”象征的建构。1945年8月台湾光复，民众以由衷喜悦的心情欢庆台湾回归祖国怀抱。他们那浓浓的中国人情怀和两岸一家人的情感得以充分的释放。但自90年代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台湾民众的“两岸一家人”观念已经大幅淡化，将台湾视为“我群”，而将中国建构为“他者”，这种区隔意识很显著，并明显用前者排斥后者。2009年6月，由台湾远见杂志等与大陆的相关机构合作完成的两岸关键民意调查显示，对于两岸之间最后会变成什么关系，台湾民众536%认为大陆是“生意伙伴”，次为“朋友”133%；而大陆民众有523%认为台湾是“家人与亲戚”，“生意伙伴”为162%。［9］从中可以看出，“两岸一家人”的观念，台湾民众与大陆民众的认知有较大的落差。因此，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形势下，积极培育“两岸一家人”观念，努力构建血脉相连的两岸命运共同体，显得越来越重要和迫切，这是推动两岸和平统一的重要心理基础和动力。

　　强化“两岸一家人”观念，可以从许多方面着手去做。如强化两岸彼此的共同利益，进一步增进两岸多方面的交流与往来等。从象征政治的角度来说，一方面需要强化“两岸是一家人”的话语权。近来，对“一国两区”、“两岸一国”等，两岸有很多的关注和讨论，两岸需进一步强化这方面的论述与话语权。另一方面，两岸可充分运用象征政治，不断强化“两岸一家人”观念，如可把大陆人民尤其闽南人在早期如何飘洋过海、开发宝岛、建设台湾、传播中华文化等，建成大型纪念馆、展览馆等，或拍成大型电视片、电影等，进行广泛的传播；也可把两岸人民如何抗击日本侵略、两岸人民如何共同保钓等，制作成艺术作品，目的是提供历史记忆，恢复共同史观。两岸也可设立灾害救助基金、申报和确认两岸共同文化遗产、设立并颁发两岸文学奖、举办两岸电影年、环境年等形式，强化“两岸一家人”的观念与情感。

　　三、两岸关系中象征政治的局限性及制约因素

　　如前所述，象征政治在日常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传播作用，它们通过深深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把无论是象征物、还是仪式、符号、以及节日纪念日等反复传播，使其不断强化，增强民众对本国文化、本民族及国家的认同感、归属感。一般来说，在民族国家中，人们向国旗敬礼，参加民族文化仪式，还有集体节日、纪念日等，都有助于加强人们对国家的积极情感。

　　不过，政治象征策略也有其局限性，它主要体现一种工具性价值，其作用与功能是有限度的。在政治过程中，象征符号不是左右政治胜败的决定性因素，也不具有“一剑定乾坤”的力量。它们对政治的影响力来自于符号产品所含意义的被接受程度，尤其是对它们使用的范围与频度。换言之，政治象征符号必须在不断的重复运用中才能达成其主要功能并体现其工具性价值。［10］在两岸关系中，象征政治的功能一定要伴随两岸和平发展制度化的建构以及两岸之间的密切交流与往来、民众相互了解的加深、共同利益的增加与彼此认知差距的缩小等，尤其通过两岸文化教育的充分交流合作，其作用才能体现出来。

　　在目前的两岸关系背景下，建构两岸政治象征还存在一些重大障碍和制约因素。

　　1、海峡两岸在“主权”等结构性问题上认知存在差异，台湾民众“国家认同”混乱。两岸之间面临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如两岸政治定位问题等。台湾民众长期坚持的一些敏感政治符号与认知体系等短期内难以解决。尤其这些政治符号、仪式等塑造了台湾民众“主权国家国民心态”与政治认知，两岸在这些方面分歧、差异大，而且彼此互信不足。即使在马英九上台后，也不断呼吁大陆“正视现实”、“正视中华民国”、“两岸互不否认”等。两岸在一些结构性问题上的这种不同的认知与观念形塑两岸不同的政治象征系统，也必然成为两岸建构象征政治以体现归属感与共同政治情感的制约因素。

　　2、两岸对和平发展的目的、目标等认知也不同。无论做任何事情，人们对目标认知的不同往往会影响其为实现该目标而努力的程度，有的甚至会起到消极与制约作用。在目前的两岸关系下，台湾与大陆对发展两岸关系的目标有较大的不同。当然，目标的不同主要源于对利益认知的差异。对大陆来说，最核心的利益就是维护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法理框架，并最终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在现阶段，保持两岸间在经贸、文化、社会、人员等领域的交流，增强台湾民众对祖国大家庭的认知和认同，是服务于上述核心利益的重要途径。而对台执政当局来说，维护台湾的民主、“主权”、安全等是他们所认知的核心利益；［11］在现阶段乃至可预见的将来，保持两岸关系的和平与稳定有利于维护台湾的这个核心利益，“不统、不独、不武”是保障这一核心利益的战略选择。对发展两岸关系目标认识不同，无疑会制约着形塑两岸象征政治。

　　再者，台湾社会是多元的，又是一个选举社会，主要的两个政党国民党与民进党在两岸关系上具有不同政策思维，且维持某种制衡关系。从近年来的情况看，对马英九当局的两岸开放政策，民进党一直杯葛、反对，尤其不断以“卖台”、“亲中”等抹红国民党，对台湾当局推动两岸政策进行牵制。另一方面，随着台湾两党政治的日趋巩固，政党轮替成为常态，这对政策连续性会带来冲击。尤其民进党一直不放弃“台独”主张，不承认“92共识”，如果民进党重新上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可能会面临新的挑战。两岸要建构象征政治难免受到岛内这种政治生态及其变化的制约。

　　3、两岸认同的折裂。尽管2008年，两岸关系出现了转折性的变化，两岸和解、合作与融合都在不断推进，两岸交流与合作的深度与广度前所未有，但两岸之间民意仍有较大的落差，尤其在认同方面折裂的情况仍较为严重。如台湾天下杂志2009年所做的有关“台湾人/中国人认同”民调显示，有高达62%的受访者回答自己是“台湾人”；“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为22%，回答是“中国人”者仅为8%。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约有75%的18至29岁年轻受访者认为自己是“台湾人”，仅15%认为自己“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不到10%的年轻受访者回答自己是“中国人”。［12］在“统独”议题上，台湾远见民调中心2011年4月所做的民调显示，有75%的民众倾向统一，有535%人主张维持现状，有27%的人倾向“独立”。值得注意的是，该民调也显示，若两岸在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条件差不多时，仍然有671%的民众认为没必要统一，认为可以统一的只有12%。［13］

　　虽然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台湾所做的各种民调未必是民意的真实反映，但90年代以来台湾民众认同出现混乱，尤其“国家认同”出现严重危机，这却是不争的事实。在这些方面，两岸民众认知差异很大。在一个认同出现严重分裂的社会里建构象征政治，无疑会面临很大的制约与困难。

　　4、两岸政治互信不足。无论是个人还是两个行为体，其良好合作的基础是需要具有一定的互信。所谓政治互信，就是双方在政治上的相互信任，也是双方各自在政治上相互给予对方政治信心。

　　两岸长期隔绝、对立与对抗，缺乏了解与理解。虽然近年来两岸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互动日趋热络，人员往来愈加密切，但两岸长期形成的隔阂与误解非短时间内可以化解，彼此防范猜疑的心结依然严重存在，互信严重不足。根据建构主义理论，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两岸缺乏政治互信，根源就在于在身份认同上认知的差异。反映到两岸互动中，台湾担心被矮化、强调要对等、尊严，所以在对象征“主权”的象征符号上有更多的坚持。而大陆则强调两岸同属一国及台湾与大陆同属一国这一两岸互动的政治基础。身份认同的差异必然导致利益上不同的认知，以及各自不同的行为。两岸互信的缺乏必然会导致双方在互动中存在戒心、猜疑与防范，尤其对一些敏感的政治符号过于执着，这不可避免地会制约着两岸象征政治的建构。

　　尽管存在这些制约因素，两岸还是应站在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高度，在推进两岸和平、合作与融合的进程中，循序渐进地建构象征政治，不断强化民众对两岸和平的认知以及两岸都是中国人、“两岸是一家人”这些基本观念，促进两岸人民的情感融合。只有这样，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才更有保障，不断为两岸和平统一增添动力。

　　注释：

　　［1］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

　　［2］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2页。

　　［3］曹德明：《文化视角下的欧盟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页。

　　［4］汪新建、艾娟：《心理学视域的集体记忆研究》，《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5］高云：《浅析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欧洲文化认同》，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12月，参见http://wwwdocincom/p-337907946html。

　　［6］马敏：《政治象征》，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233页。

　　［7］何星亮：《象征的类型》，《民族研究》2003年第1期。

　　［8］周明圣：《法国共和象征物的形成——一种文化的创新和改造》，《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9］《生意伙伴或家人亲戚两岸民众互看民调大不同》，《中国新闻网》2009年6月30日。

　　［10］马敏：《政治象征符号的工具价值分析》，《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11］台湾《经济日报》2010年12月7日。

　　［12］台湾《天下》杂志2009年12月16日，第437期，第63页。

　　［13］转引自张亚中：《两岸政治定位探索》，台湾两岸统合学会出版2010年6月，第14页。

　　（责任编辑毛仲伟）台湾研究?政治2013年第1期1949年以来年台湾财经杂志与台湾中产阶级

　　发展刍议（1949-2011）吴琳琳作者为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教授、博士。

　　台湾中产阶级可分为“旧中产阶级”和“新中产阶级”。旧中产阶级主要指自营小店东和自雇作业者，新中产阶级主要是以技能、学历、文凭为取向的事业及管理人才。［1］1960年代台湾经济起飞，由农业社会转变为多元化的工商社会，中产阶级兴起。1990年代，中产阶级上升为台湾社会主体，［2］而且不断发展，深刻地影响台湾社会发展。台湾经济发达，民众特别是中产阶级关注财经资讯，财经杂志以其专业、深度报道，持续维持财经资讯霸主地位。［3］从1949至2011年，台湾财经杂志已有六十二年发展历程，其对传播经济新闻，普及经济知识，促进台湾经济发展都起着重要作用。杂志是受众细分程度较高的媒介，台湾财经杂志以中产阶级为主要读者群，如《商业周刊》被视为台湾中产阶级的大众杂志，［4］《天下杂志》、《远见》等财经杂志被公认为是对台湾中产阶级影响力颇高的刊物。［5］中产阶级发展壮大是社会进步发展的重要标志，一个社会阶级结构中中产阶级所占比例越大，越有利于社会稳定发展。因此，台湾财经杂志与中产阶级发展的关系很值得研究和关注。目前学界对台湾财经杂志与台湾中产阶级的关系鲜有论述，笔者查询台湾、大陆相关学术期刊论文及毕业论文，仅发现1994年台湾政治大学社会学硕士论文，以《天下杂志》为例研究媒体所建构的中产阶级形象。鉴于此，笔者立足台湾社会1949至2011年发展变迁的历史环境，采用史论结合的思路研究分析台湾财经杂志与台湾中产阶级发展的关系。

　　一、台湾中产阶级兴起与台湾财经杂志发展

　　（一）1950年代中产阶级发展初期，财经杂志起步，以专业人士为主要读者

　　1950年代，为缓和阶级矛盾，退据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农村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自耕农成为农民主体，地主阶级将其变换来的土地资本转化为工商资本，成为这一时期中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1950年代台湾工业化略有进展，也培植了一些新兴的中产阶级。这一时期台湾社会结构仍以小农为主，在这样背景下，只有六家财经杂志创刊。［6］其内容主要满足专业人士工作需要。如1951年创刊的《中国税务旬刊杂志》以财务会计人员为主要读者，创刊目的是使读者对税务资讯有更深层的认识和了解，以利公司节税。1956年创刊的《主计月报杂志》以从事主计、会计工作人员为主要读者，以研究预算、会计、统计、资讯、管理等理论，及宣扬主计法令制度、报道计政措施、探讨财经主计问题、辅导主计人员进修为宗旨。［7］

　　（二）1960年代和1970年代，台湾中产阶级形成，财经杂志发展迅速，读者群扩展到企业经营者

　　1960年代台湾充分利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繁荣和国际分工模式调整的时机，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出口工业，实现了从传统农业主体经济向现代工业主体经济的转变，其工业化进程于1970年代中期进入成熟阶段。这一时期，台湾外贸型工业飞速发展，大量的中小企业蓬勃兴起，造就了相当数量的以中小企业主为主的旧中产阶级成长，同时中上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等新中产阶级也有一定程度发展。1970年代中产阶级占台湾人口的20%，［8］中产阶级作为一个主体阶层开始形成。［9］新兴中产阶级对于企业经营管理等财经资讯需求增加，财经杂志读者群扩展到企业经营者。如1964年创刊的《实业世界》创刊号封面以“生财大道、致富指南”为办刊口号。1964年创刊的《中国财经杂志》创刊目标是“服务工商、促进企业发展”。［10］1979年创刊的《环球经济》以“协助工商企业经营之再发展与再成长”为办刊宗旨。［11］中产阶级形成，促进财经杂志迅速发展，截至1978年，在台湾1500余种杂志中，工商类杂志295家，经济类杂志97家。［12］

　　（三）1980年代和1990年代，台湾中产阶级逐渐上升为社会主体，财经杂志快速发展

　　这一时期，台湾产业结构和劳动结构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发生巨大变化。农业人口进一步下降，工业人口由于生产技术、工艺、产业的升级而大幅度减少。服务业取代工业占据台湾经济主导地位，技术密集型产业增加，专业技术人员在就业人口的比重也不断上升，中产阶级快速兴起。魏镛指出，到1980年代中期，台湾已日益接近以“中产阶层”为主的现代化社会。［13］盖浙生的研究认为，台湾中产阶级的人口比例在1986年时是45%，到了1994年则上升至55%。［14］中产阶级上升为社会主体。财经杂志以中产阶级为主要读者，如《天下杂志》以“专业知识换取生产位置的中产阶级”为主要读者。［15］《财讯》的读者大专程度以上的占93%以上，每月收入在台币七万以上者达59%，326%的读者在金融界任职，服务业与贸易业人士占25%左右，其读者以中产阶级为主。［16］中产阶级队伍壮大，支持了1980年代和1990年代财经杂志的快速发展，其数量从1980年的340家［17］增长到1998年的1305家［18］，增长38倍。在全台各类杂志中，财经杂志数量一直稳居第一，在发行量、广告营收、阅读率等方面，财经杂志也名列前茅。

　　（四）21世纪至今，台湾中产阶级仍是社会的中坚阶层，财经杂志保持主流杂志地位

　　21世纪以来，台湾产业转型遭遇困境，经济发展转入“低增长”，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失业率迅速上升，中产阶级比重略有降低，面临发展困境。王永慈的研究认为，台湾虽尚未出现“M型社会”，但已出现“M型化”趋势。中产阶级占全体总户数的比率，从1980年的416%减少到2006年的304%。在减少的近82万户中产阶级中，沦为低收入阶级的户数多达54万户，远高于进入高收入阶级的27万户。［19］尽管中产阶级发展面临困境，但仍是台湾社会主体，而且持续稳固地存在、成长和茁壮。［20］财经杂志仍以中产阶级为主要目标读者，如《天下杂志》定位的读者群是具有决策权的关键意见领袖、企业老板、中高阶经理人。《快乐工作人》的读者群定位为具有进取心的黄金十年白领工作者。［21］2001年《商业周刊》调整报道范畴，从企业竞争力跨入个人竞争力领域，获得极大回响，成为中产阶级的大众杂志。［22］财经杂志依旧保持主流杂志地位。《“中华民国”出版年鉴》历年公布的数据表明，2000年至2011年，《商业周刊》、《今周刊》、《天下杂志》、《远见》等财经杂志一直位于各年度杂志销售排行榜前列。

　　二、台湾财经杂志的报道为台湾中产阶级发展提供智力和精神支持

　　（一）财经杂志的报道普及中产阶级的财经知识和现代化企业观念

　　台湾经济发展和转型过程中，不仅需要技术，更需要具有财经知识和现代化企业观念的个人，在这方面，财经杂志起了重要作用。陈月卿研究发现，台湾财经杂志以大量且深入的工商经济资讯报道为主要内容，个人阅读财经杂志，特别是杂志中的工商管理新知，能够增进现代化企业观念。［23］台湾财经杂志领导品牌《天下杂志》是台湾第一本以深入浅出的文字，报道财经管理问题的杂志，读者阅读该杂志最主要目的是“增进经济常识”。［24］“经营管理”、“产业升级”、“产业变局”等栏目是其重点栏目，报道经济转型趋势和现代化经营管理理念。《天下杂志》的报道常在企业界引起共鸣，许多企业私下透露他们会将《天下杂志》文章影印、研读，一家百余人的贸易公司甚至要求员工就《天下杂志》专题写心得报告。［25］

　　八十年代开始，台湾财经杂志学习世界顶尖财经杂志做法，制作各类岛内排行榜，如《天下杂志》从1981年开始陆续推出台湾“一千大制造业”、“标杆企业排名”、“企业声望调查排名”等，通过排行榜的“议程设置”功能，将现代化企业经营理念传播给中产阶级。台湾财经杂志还积极组织各类讲座、论坛，增强中产阶级现代化经营理念。如《天下杂志》于2002年开始举办“天下大学系列”课程，邀请跨国CEO为台湾企业家系统地讲述全球经营与策略；《远见》从2003年开始广邀国际级的趋势观察家，推出一系列“大师级论坛”。

　　（二）台湾经济转型中财经杂志发挥环境监视功能，促进中产阶级发展

　　20世纪80年代后期，台湾当局开始推行公营企业民营化政策，在这过程中，以《天下杂志》为代表的台湾财经杂志发挥媒体环境监视功能，报道公营企业民营化改革过程中的问题，使得中产阶级能够更多的参与到公营企业民营改革中，促进中产阶级发展。

　　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天下杂志》1995年1月刊登的《财团瞄准金色猎物——公营事业落入私囊》一文，该文揭露台湾威京集团利用股市操作，鲸吞台湾当时“中国石油化学工业开发公司”与“中华工程公司”的手法，批评“国营事业民营化的远大目标，在行政院和立法院的较劲下，被简化为‘限期卖出二分之一的股票’。在经济部、财经部、交通部、经建会、审计部各行其是的本位作风下，使国营事业以超低的价格逐一落入财团掌控”。［26］文章同时对台湾“中国钢铁公司”可能遭到相同命运提出警语。该报道刊登后，不但适时阻止威京集团的企图，使台湾“中国钢铁公司”免于落入财团之手，也因此促使台湾当局修正公营事业股票出售方式，台湾民众特别是中产阶级因而有参与台湾“中国钢铁公司”民营化的机会，并为未来其他公营事业民营化开出一条新路。［27］该报道获台湾“吴舜文杂志新闻奖”。

　　（三）重视国际财经资讯报道，为中产阶级拓展岛外市场提供深度报道分析

　　台湾是海岛型经济，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是其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台湾财经杂志重视国际财经资讯报道，为中产阶级拓展岛外市场提供深度报道分析。如《天下杂志》从1981年创刊起，就强调“放眼天下向外看”，每年都制作不同国家竞争力的分析报道。“全球视野”、“越洋专访”、“他山之石”、“国际专栏”等栏目是其重点栏目，主要是分析国际经济形势、介绍国际上的成功经验。1986年创刊的《远见》以培养台湾民众世界观为主旨，帮助读者“掌握世界趋势，了解自身处境和借鉴他人所长。”［28］台湾财经杂志还积极和国际上的著名财经刊物合作，让读者及时掌握权威的世界财经资讯。如2005年《商业周刊》开始与英国《金融时报》合作，取得该报首席经济分析师马丁沃夫独家专利刊载权。2007年《天下杂志》独家与英国《经济学人》合作，刊登《经济学人》最新财经分析文章。

　　三、台湾财经杂志对台湾中产阶级形象的建构

　　(一)财经杂志所建构的中产阶级政治理念——趋向温和的改良主义

　　台湾中产阶级处于社会中间层，一方面，他们遭受上层阶级盘剥，强烈寻求改革现行制度。另一方面，他们往往更愿意维持现存制度，改革而不是废除现存制度。台湾财经杂志以中产阶级为主要读者群，其所建构的中产阶级政治理念，正是这样一种趋向温和的改良主义，这一点在八十年代的“戒严”体制末期也就是台湾威权转型的关键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

　　八十年代，中产阶级崛起，他们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迫使国民党加快“党务革新”和“政治革新”的步伐。相关研究认为，中产阶级的兴起在台湾威权转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角色，由于中产阶级具有追求民主政治的特质，而成为政治民主化背后的主要推动力。［29］同时，也正是由于中产阶级的兴起，使得台湾这一时期的政治改革相对平和且稳定。

　　八十年代的“戒严”体制末期是台湾威权转型的关键时期，台湾中产阶级特别是工商界人士是旧有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对旧有体制大都不倾向去做激烈的挑战，而是希望以改良的方式推动改革，财经杂志积极充当当局与工商界的沟通桥梁。以这一时期台湾财经杂志的领导品牌《天下杂志》为例，该杂志1981年创刊时就明确提出“希望能忠实地反映工商界的意见，期盼能为政府与民间企业界搭一座沟通的桥梁”。［30］这一时期《天下杂志》设置了“天下座谈”、“工商者语”、“民意桥”、“民意调查”、“争论与沟通”等以反映中产阶级民意，沟通当局与工商界意见为主要内容的栏目。特别是“天下座谈”得到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读者欢迎，认为其“不仅沟通各方面的意见，而且使得众人的意见汇集在一起，集思广义。”［31］《天下杂志》以“积极与肯定”的态度来探讨台湾问题，认为“社会正面临不安的转型期，揭发式、互相指控的埋怨与尖酸的苛责，所能带来的督促社会进步的功效有效，因而《天下杂志》的编辑群选择以温和理性的态度来探讨问题。”［32］其做法得到台湾当局肯定，这一时期《天下杂志》两度获“金鼎奖”表彰。

　　另一方面，面对国民党官僚政治的腐败，财经杂志的报道也体现中产阶级呼声，保守谨慎地批评国民党当局。以1985年爆发的严重伤害台湾投资人信心，体现国民党官僚腐败的“十信弊案”为例。《财讯》杂志较早于1985年2月报道台北“十信”发生130亿新台币债务的金融危机，造成民众到台北“十信”排队挤兑。《天下杂志》于1985年4月增加“金融检讨”栏目，指出“蔡家过去用金钱与人情建立的庞大交际网，固然是使制裁力量失效的主因，但主管单位与党、政要员的姑息心态、及法令规章制度的残缺混乱也是重要因素”。［33］只是，相对于“党外杂志”言论激烈的直指国民党威权统治，发动群众，要求言论开放，呼吁解除“戒严”，《天下杂志》和《财讯》只是就事论事的对国民党当局的个别官员与某些法令规章制度进行批评，持保守谨慎的态度。

　　（二）财经杂志所建构的中产阶级竞争理念——追求个人向上发展，强调“个人归因”偏向

　　1、财经杂志将自身定为为帮助中产阶级追求个人向上发展的修业教材

　　中产阶级介于上层阶级和普通民众之间，他们特别是新中产阶级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知识和技术是中产阶级取得目前身份、地位的基础，也是他们继续向上发展的资本，他们有较强的学习动机。

　　财经杂志以中产阶级向上发展的意愿为直接诉求点，将杂志定位为中产阶级自学上进的过程中，帮助他们获得更多知识的修业教材。如《天下杂志》的自荐广告写道：“当电梯打开时，上司正巧在里面…这个时候，你是打个招呼就无话可说，还是谈些能表现你观念进步的话题？《天下杂志》沟通观念进步的共同语言。”［34］该自荐广告所彰显的是在产官学精英围绕下，中产阶级有向上跃升的愿望和地位忧虑，为读者，尤其是具有高度进取心的中产阶级提供一个关于如何抓住机会的成人童话。财经杂志阐述如何向上发展议题时，一般都会以产学界精英为参照对象。《天下杂志》的报道主体近九成集中于产官学界的精英；［35］《商业周刊》封面故事报道的受访者多为台湾高科技制造业或服务业的男性高层决策者。［36］财经杂志的报道为读者建构了一个以财富衡量成败、以地位决定成就的世界，加深中产阶级对成功的刻板印象。

　　2、财经杂志以“个人归因偏向”来对待竞争问题和贫穷问题

　　21世纪以来，台湾经济持续不景气，通货膨胀、失业率居高不下，其中高学历人群失业情况严重。2005年开始，台湾大学生失业率即超过总失业率。［37］经济不景气也使贫富差距扩大。1998年台湾最富有的5%与最穷的5%平均所得相差32倍，10年后这项差距扩大至66倍。［38］

　　经济不景气，财经杂志增加“个人竞争力”和“贫穷议题”报道。以财经杂志领导品牌《商业周刊》为例。2001年《商业周刊》调整报道范畴，增强有关个人竞争力议题的报道。2003至2007年，《商业周刊》连续推出“一个台湾，两个世界”深度报道专题，探讨由于贫穷、失业而引发的各种弱势群体议题。

　　报道竞争力议题时，《商业周刊》突出“个人归因偏向”的报道思维。如其封面故事《学历大贬值！》就先指出目前就业市场严峻，“台湾大学文凭满天飞，如同货币供过于求，造成学历通货膨胀……”，其解决方案是“建议现在的大学毕业生想要四年毕业后，顺利找到一份工作，最好的方法就是拥有三张证书：毕业证书、辅系证书，再加上一张专业证照证书，才能确保不会‘毕业即失业’”。［39］作者将文凭比做货币，因为供过于求而贬值，而解决的方法，就是个人得多努力去储备更多文凭。这是典型的“个人归因”方法，对体制不合理不加批判，而是将问题归因到个人，要求个人尽量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

　　报道贫穷议题时，《商业周刊》也因其一贯简化问题的方式，而被有识者批评：“‘弱势专案’不过是种名誉行销，是在商业逻辑下，心安理得甚至带了某种道德自许地宣布：我们不仅服务富裕阶层，我们也关心弱势群体”。［40］其中封面故事《水蜜桃阿嬷》引发的争议最为激烈，文章把水蜜桃阿嬷亲戚自杀的原因简单归结为个人因素，而忽略其背后的深层社会结构原因。有学者认为：“《商业周刊》选择忽略，是因为如果《商业周刊》把自杀原因归于负债，便必须挑战如底层家庭的命运如何被社会经济结构所决定，或原住民与汉族之间的贫富与城乡差距等更大的问题”。［41］

　　（三）财经杂志所建构的中产阶级消费理念——强调品味，“符号化”消费

　　现代社会的消费实际上已经超出需求的满足，变成了符号化的物品……消费者品味（taste）的差异代表一种阶级的区分标准。［42］中产阶级有较高收入，在日常生活中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某种品味标志，既突出个性，又显示身份“区隔”。最能体现中产阶级消费文化的是财经杂志的广告，如《天下杂志》BMW新7系列广告：“不论是掌握方向盘感受那股源源不绝的敏锐动力，或是从后座体会那份轩昂的雍容华贵，你都会讶异BMW新7系列诠释王者之尊的尺度，……，让你自然挥洒出与众不同的风范和别人难以追及的自信……”［43］这则广告更强调商品符号意涵——“王者之尊”、“与众不同”等，其所创造的语境符合中产阶级对其身份和地位的期许。冯国兰对《天下杂志》1981-1997年的广告进行内容分析发现：在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消费文化中，以象征与认同为主体的非资讯型广告是主要的广告模式。［44］

　　财经杂志的报道也迎合中产阶级强调品味的消费观念。如《天下杂志》从创刊起就设置了“休闲与嗜好”、“生活的艺术”、“个人视窗”、“OFF学”等重点栏目，为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目标群体介绍如何安排工作之余的精致休闲生活。2001年起《天下杂志》每年推出《微笑319》专辑，介绍台湾319个乡镇的美景美食，号召民众用旅行的方式走遍台湾。《商业周刊》从2005年起随书附赠“alive生活专刊”，报道“讲究的生活，讲究生活的人”。［45］籍由介绍精致休闲生活的报道，财经杂志也增加了广告收入，如透过“微笑319”活动，《天下杂志》增加了二十几个客户，当地的饭店、糕饼与商店，都可以藉由杂志内容进行宣传。［46］

　　四、结语

　　美国学者戴安娜克兰曾指出“除了最简单的社会，在所有的社会之中，由于趣味和财产的不同，不同类型的文化产品与不同的社会阶层联系在一起。”［47］以社会学的视角看，媒介分层是社会分层的一个结果，反之媒介也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加剧社会分层。台湾财经杂志以台湾中产阶级为主要读者群，两者之间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中产阶级的发展及壮大支撑了财经杂志的持续发展，财经杂志的报道为中产阶级的发展提供观念、资讯以及舆论支持。

　　台湾财经杂志作为中产阶级的重要政经发言管道之一，其杂志所构建的台湾中产阶级形象包括：在政治理念上，中产阶级是趋向温和的改良主义；在竞争理念上，中产阶级追求个人向上发展，以“个人归因”偏向来对待竞争问题和贫穷问题；在消费观念上，中产阶级强调品味，崇尚“符号化”消费。

　　“话语是由系统组织起来的、反映某一社会集体的意义和价值观的话语……这些社会集体限定、描述、并控制关于它自身什么是可以说的，什么是不可说的”［48］财经杂志基于其自身政治经济利益对台湾中产阶级形象进行选择性建构，在台湾财经杂志的报道中，诸如“戒严”时期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党外”人士如何发动群众来对抗国民党威权统治等当时敏感政治话题被有意的回避了；同时财经杂志对中产阶级消费文化的迎合也有增加其广告收入的考量。但客观上，财经杂志为台湾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智力和精神支持，对台湾社会能在各种风波的冲击中保持相对稳定也起了一定作用。

　　注释：

　　［1］萧新煌：《变迁中台湾社会的中产阶级》，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94年版，第6页。

　　［2］［14］严泉、陆红梅:《台湾的中产阶级》，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页、第13页。

　　［3］王馨逸：《台湾财经资讯阅听市场的转变》，http://wwwbraincomtw/news/NewsNotPayaspx?ID=11923，2009年1月27日。

　　［4］［22］《动脑杂志》编辑部：《团结力量大商业周刊为什么愈来愈赚钱？》，http://wwwbraincomtw/News/RealNewsContentaspx?ID=7252，2005年12月1日。

　　［5］朱镇明：《媒体评鉴地方政府绩效之研究——以天下及远见两杂志为例》，台湾《公共行政学报》2007年第26期。

　　［6］笔者根据“中华民国”杂志事业协会出版的《“中华民国”杂志年鉴1950-1998》、台湾赖永忠《台湾地区杂志发展之研究——从日据时期到“民国”八十一年》硕士论文、陈飞宝所著《当代台湾传媒》一书等相关资料统计得出。

　　［7］［10］杨惠雯：《“中华民国”杂志年鉴》，台湾“中华民国”杂志事业协会1998年版，第274-310页。

　　［8］孙代饶：《台湾威权体制及其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3页。

　　［9］蔡秀玲：《台湾中产阶级形成及发展趋向浅析》，《台湾研究》2010年第4期。

　　［11］陶子厚：《发刊辞》，台湾《环球经济》1979年第1期。

　　［12］“中华民国”出版年鉴编辑部：《“中华民国”出版年鉴》，台湾“行政院新闻局”1977年版，第17页。

　　［13］魏镛：《变迁台湾社会中产阶级》，台北巨流出版1985年版，第38页。

　　［15］［34］王菲菲：《媒体建构的中产阶级形象之研究——以《天下》杂志为例》，台湾政治大学社会学硕士论文1994年。

　　［16］涂光乾：《阅听受众对财经媒体的使用动机与满足之研究——以〈财讯〉月刊为例》，台湾政治作战学校新闻研究所硕士论文1998年。

　　［17］［18］“中华民国”出版年鉴编辑部：《“中华民国”出版年鉴》，台湾“行政院新闻局”1981年版、1991年版。

　　［19］《台湾贫富差距拉大大批中产阶级沦为低收入者》，搜狐新闻：http://newssohucom/20080818/n258971682shtml，2008年8月18日。

　　［20］沈惠平：《台湾中产阶级的现状分析》，《台湾研究》2010年第4期。

　　［21］天下杂志企业专案组：《天下杂志群传播服务项目简介》http://mediacwcomtw/cw/cwdata/pdf/cw_mediakit_200906_01pdf，2009年6月1日。

　　［23］陈月卿：《阅读专业性刊物与增进现代化企业观念关联性之研究》，《新闻学研究》1978年第21期。

　　［24］［31］《天下杂志》编辑部：《〈天下杂志〉读者看〈天下杂志〉》，《天下杂志》1988年第12期。

　　［25］《关于天下：关于天下的故事》，天下网站：http://wwwcwcomtw/about/philosophy03jsp，2011年11月18日。

　　［26］《天下杂志》杂志编辑部：《编者的话》http://wwwcwcomtw/article/catalog/editorjsp?PID=201，1995年1月1日。

　　［27］吴舜文新闻奖助基金会：《第十届新闻奖》，http://wwwvivianwuorgtw/02-10php，2011年11月18日。

　　［28］王天滨：《台湾新闻传播史》，台湾亚太图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2页。

　　［29］萧新煌编：《变迁中台湾社会的中产阶级》，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9年版，第375-402页。

　　［30］《天下杂志》杂志编辑部：《编者的话》，http://wwwcwcomtw/article/catalog/editorjsp?PID=363，1981年6月1日。

　　［32］《天下杂志》杂志编辑部：《编者的话》，http://wwwcwcomtw/article/catalog/editorjsp?PID=351，1982年6月1日。

　　［33］《天下》杂志编辑部：《编者的话》，http://wwwcwcomtw/article/catalog/editorjsp?PID=317，1985年4月1日。

　　［34］《天下杂志》编辑部：《天下自荐广告》，《天下杂志》1985年第44期。

　　［36］李昭安：《由《商业周刊》封面故事看财经杂志对成功者形象的再现》，台湾“中华传播学会”2006年会议论文。

　　［37］张玉冰：《2000年以来台湾社会分化现象浅析》，《台湾研究》2008年第2期。

　　［38］新华网：《台湾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http://newsxinhuanetcom/society/2010-08/19/c_13452213htm，2010年8月19日。

　　［39］吴修辰：《学历大贬值！》，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articlephp?id=16738，2003年8月4日。

　　［40］李娜：《爱心的消费，内部的殖民——由〈水蜜桃阿嬷〉看台湾》，http://wwwnfcmagcom/articles/109/page/3，2008年1月27日。

　　［41］林文兰：《喂，这是爱心连线……》，台湾《中国时报》2007年7月6日。

　　［42］Boudiew，P， 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Cambridge: Harvrad University Press，p.66.

　　［43］［44］冯国兰：《台湾中产阶级的消费文化品味研究——以〈天下〉杂志广告为例》，台湾世新大学传播研究所硕士论文1999年。

　　［45］王文静：《请客新主张》，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articlephp?id=20075，2005年4月11日。

　　［46］邱家纬：《“微笑台湾319乡”有哪些行销创意？》，http://wwwbraincomtw/News/RealNewsContentaspx?ID=13038，2009年9月2日。

　　［47］（美国）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

　　［48］Foucault，M Orders of Discourse,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1971，（2）：pp7-30.

　　（责任编辑毛仲伟）台湾研究?经济2013年第1期当前台湾经济形势分析

　　胡石青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2012年台湾经济在内外形势同时恶化的叠加影响下，出现了5年来第2次的低速增长，其下降幅度与速度都远大于当局年初的预期，虽然到当年第4季开始出现企稳态势，但2013年后能否恢复中速增长，仍有相当大的变数，而要维持经济稳定增长，则还需要岛内进行更深刻的经济变革。

　　一、台湾经济形势恶化的主要表现

　　（一）经济增长持续走低，第4季才开始有所企稳

　　台湾经济自2011年第4季开始持续下滑，“主计总处”先后9次下调对经济增长的预期值。2012年第2季经济更出现负增长，总计2012年前3季经济实际增速仅为05%，全年经济增长率将仅为11%，这将是近5年来台湾经济继2008年07%、2009年-18%后的第3次大减速。

　　作为综合反映台湾经济发展情况的指标，景气对策信号自2011年11月起亮起代表衰退的蓝灯，此后蓝灯持续时间长达10个月，被称为“十连蓝”，持续时间超过了2008年金融海啸时期。虽然从2012年9月后已转为代表回暖的黄蓝灯，但从其中的资本设备进口、就业与产业情况等主要参数走势判断，台湾经济形势复苏力道“仍微弱”［1］。

　　（二）进出口出现负增长，主要出口市场同步萎缩

　　台湾外贸2012年上半年各月表现不佳，直到9月才出现回稳迹象，总计前11个月台湾对外出口27501亿美元，同比下降33%；进口24876亿美元，减少43%，这也是台湾外贸5年来的第2次减速。主要出口品除矿产品外，均呈下滑趋势，前11个月出口下滑幅度最大的信息与通讯产品，下跌了237%。主要出口市场中，对大陆与香港及美国、欧洲的出口额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对美国出口更是下降了10%；只有对东盟国家出口仍然维持了增长势头，增幅为93%，东盟国家因此超过香港成为仅次于大陆的台湾第二大出口市场。进口品方面，前10个月只有消费品增长了23%，资本设备进口额衰退了88%；进口市场部分则呈全面衰退，其中以自日本进口衰退95%最多［2］。

　　（三）投资大幅下滑，消费不振

　　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的岛内民间投资，自2011年第3季起连续4个季度呈现衰退，其中2012年第1、2季分别较上年同期衰退了91%与57%，第3季也仅增长了2%，2012年全年将衰退14%。2012年投资率仅为197%，是2009年以来首次跌破20%。民间消费2012年前3季的年增率也从19%、16%逐季下降到了09%。对台湾经济雪上加霜的是，“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更为严重，全年衰退幅度达两位数，为108%［3］。民众对经济增长的信心也在持续走低，台湾中央大学公布的全台消费者信心指数自2012年4月即开始下降，10月跌到了2010年2月以来的最低点。岛内消费市场趋冷的现象非常明显，而岛内低薪化现象日益加剧也非常不利于岛内消费市场的振作。扣除物价上涨因素，2012年1到9月岛内工业与服务业雇员的平均实质薪资仅为43103元（新台币，下同），是199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4］。

　　（四）制造业生产出现较大波动，全年仅能维持小幅增长

　　岛内工业生产自2012年上半年持续下滑，7月份以后才开始缓步回升，2012年前10个月工业生产较前一年同期下降09%，其中制造业下滑11%。四大制造业门类中，只有信息电子产业微增07%，其余金属机械工业、化学工业与民生工业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衰退，以金属与机械工业衰退56%最大。制造业销售额则从2011年第4季开始连续4季度呈下降趋势，2012年前3季销售额为95740亿元，同比下降48%，其中只有电子零组件业销售情况从2012年第3季开始有所回稳，其它产业仍在不断下降。从工业生产整体走势看，全年可实现小幅增长，但这种回升并未改变其产品滞销，利润下降的困境。台湾“经济部”7月做的调查显示，岛内企业预期2012年获利较上年增长的只占257%，远低于预期减少的比例（44%）［5］。

　　（五）金融活力减弱，股市连续走低

　　受经济不景气影响，岛内货币供给额年增率不断下降，不论是M1B还是M2，年增率从2011年下半年即开始持续探底，2012年9月两者的年增率均较一年前下降了2个百分点左右，金融机构放款与投资余额年增率也从79%降到了45%。与此同时，先是受到当局计划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的消息打压，后是在基本面不利的影响下，岛内股价指数从3月下旬的8000点以上一路下滑，到6月初跌破7000点大关，此后在10月初一度回到7700点以上，但维持不久即又开始新一轮下跌，11月中旬曾跌破7200点。股市交易情况也趋冷，下半年日成交量不足600亿元的低量反复出现。11月底在当局大力施放利好政策的拉抬下，股市交易才逐渐回温。

　　（六）物价上涨压力增大，就业形势恶化

　　岛内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年增率近几年一直保持较低水平，但受到当局实施“油电双涨”方案等的冲击，2012年7月后连续突破当局2%的控制目标，其中8月高达34%，当局一度面临物价失控的危机。10月以后物价形势才有所好转，2012年1-11月台湾CPI年增率为2%，预计全年增幅可回降到2%以内。岛内就业情况更为严重，失业率2012年前10月为424%，较日本及其他亚洲四小龙都高，而且其中因裁员或企业倒闭而失业的人数不断增加，到10月已增加到141万人，占失业总人数493万的比例超过四分之一，达286%。

　　二、台湾经济形势恶化的主要原因

　　台湾经济在2010年曾经创造出年增长107%的高速度，却在2011年后出现了连续6个季度增长率下滑的局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外部经济环境恶化，冲击台湾出口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台湾对外贸易起伏波动明显加剧，后危机时期的国际经济环境对台湾经济发展更加不利。这是因为欧美发达国家财政金融危机频发，对台湾出口导向型经济产生了较大冲击。欧债危机在2012年非但未能遏制，反而更趋扩大化，欧元区经济自2011年第4季开始持续4个季度衰退，对外需求不断缩减。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012年下半年开始实施所谓第3次量化宽松政策，虽然对促进美国经济稳定复苏发挥了一定作用，却使得美元汇率表现更为弱势，压缩了台湾用货币贬值的方法刺激出口的空间。日本经济2012年也呈现逐季下滑的态势，2012年第3季甚至出现了衰退。欧美日市场的同步萎缩，对台湾出口造成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的表现也不尽如人意。发达国家的经济灾难首先危及的是国际贸易市场，印度、巴西等国近年的兴起主要还是建立在境内所拥有的人力与矿产资源优势，自身不仅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创新体系，更不具备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配套的成熟消费市场，不仅不足以取代欧美市场的作用，自身都因欧美市场的波动而大幅放缓。至于台湾在世界其它地区市场的份额虽有一定增长，也都远不足以抵消欧美市场缩减对台湾出口的影响。

　　欧美市场的萎缩也直接导致了两岸贸易增长放慢。两岸经贸关系是以台商对大陆投资为基础发展起来，加工贸易占有极高比重，主要依赖于欧美市场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以2011年为例，一般贸易在两岸贸易中占比不到31%，其余几乎全部属于各种形式的加工贸易与转口贸易，大陆实际上只是台湾出口产品的中间加工地［7］。两岸贸易在2012年上半年出现持续下降，台湾“海关”统计数字也表明，1至11月台湾向大陆（及香港）出口10819亿美元，同比下降55%，占台出口总金额的393%（其中台湾对大陆直接出口737亿美元，下降52%，占台出口总金额的268%），进口金额为3978亿美元，同比减少51%［8］。两岸贸易下降直接影响到台湾外贸增长。

　　国际市场萎缩对岛内主要出口品造成了直接冲击。台湾机械及电机设备出口额即占其全部出口额的45%左右，而电子及信息通信产品出口又占了其中的一半以上，即电子及信息通信产品出口约占台全部出口的四分之一。出口产品过于集中，是台湾外贸易受世界经济形势变化影响的一大原因。在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台湾电子与通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不断下滑，2011年台湾电子产品出口增速已出现大幅放缓，2012年台湾机械电机设备产品全面衰退，信息通讯产品衰退幅度更高达20%以上，造成台湾出口彻底丧失了增长动能。

　　表1台湾出口集中度与近年表现

　　年份200720082009201020112012*机械及电机设备出口额（亿美元）11803114259522131281443111665占出口总额比例（%）478447467478468466年增率（%）58-32-16737999-192电子产品出口年增率（%）43-32-10736485-21信息通讯产品出口年增率（%）-3464-96533405-245资料来源：台湾“财政部”网站，wwwmofgovtw。*2012年为前10个月数据。

　　（二）岛内投资动能缺失，消费不足，难以支撑经济增长

　　台湾经济面临的另一大难题是内需不足。以近5年台湾经济表现看，岛内市场占台湾GDP的比重超过90%，但较外销市场波动性更大，其中有2年出现了衰退，对每年GDP增长率的贡献有4年低于外需的贡献（见表2）。

　　表2台湾内需与外需占GDP的比重

　　年份200720082009201020112012*内需占GDP的比重（%）92095191492993193净外需占GDP的比重（%）80498671697GDP增长率(%)6007-181074011内需对GDP增长率的贡献（%）13-21-32830302净外需对GDP增长率的贡献(%)462814243809资料来源：台湾“主计总处”网站，wwwdgbasgovtw。注：净外需指出口减进口；*台湾“主计总处”11月中预计数。

　　岛内市场的高波动性与投资表现不佳、消费增长缓慢是密不可分的，后者的变化有其各自的深刻原因。

　　岛内投资动能缺失与岛内产业结构密切相关。从岛内经济总体看，台湾虽早已进入后工业化社会，服务业居于主干地位，服务业产值比工业生产规模大1倍以上（2011年服务业与工业产值分别占台湾GDP的比重为684%与298%），但服务业面向内需市场，服务贸易发展迟缓，到2011年服务贸易占台湾商品及服务贸易总额的比例也仅为127%［9］。近8年来岛内工业生产增速有6年高于服务业，工业扮演了引领经济发展的角色，特别是少数主力制造业的大规模投资扩张发挥了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但也因为少数主力产业的发展耗用了过多的经济资源，其增长快慢，转型升级进程是否顺畅，都直接影响着岛内投资表现，从而对台湾经济增长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台湾产业主要依循代工模式发展道路，依附于跨国企业技术与品牌，即使拥有自有品牌的企业，也缺少原创技术，只能通过不断追加投资扩大规模，从而降低生产成本以扩大市场占有率，当国际相关产业发展受阻，岛内投资就会跟着下降。信息电子与通讯产业作为台湾近30年来的主力产业，10年来占台湾GDP比重基本维持在12%左右，最高不到14%，其投资占全体产业投资的比重却从21%上升到了31%（见表3）。正是这一主力产业在最近4年中有3年投资降幅达到了两位数（其中2012年降幅将为123%），直接造成了台湾投资动能的急剧流失。

　　表3近5年台湾信息电子与通讯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各项比重

　　年份20072008200920102011产值占GDP比重（%）135134126133128固定资本形成占全体产业比重（%）311271224298265固定资本形成增长率（%）60-183-270635-123资料来源：台湾“主计总处”网站，wwwdgbasgovtw

　　宏达电子公司近两年的发展变化可说是岛内企业投资起伏变化的一个缩影。宏达电子在2010年成功崛起，成为与苹果、三星并列的世界三大智能手机厂商，成功促使通讯设备制造业在2011年迅速成长为引领岛内产业投资的主要力量。但2011年7月后宏达电子公司开始面临苹果公司对其发起的专利侵权诉讼，产品外销受阻，后续产品开发也难以推动，面对全球智能手机市场随即开始出现趋于饱和的压力，与主要竞争对手韩国三星的差距不断拉大。2012年上半年该公司营业收入大幅衰退20%以上，股价一年间从最高的1300元跌到了250元［10］。虽然2012年11月宏达电子利用苹果与三星的竞争关系成功与苹果公司达成专利合作协议，但被迫一再收缩后续投资扩产的规模，成为岛内通讯产业2012年投资与生产同时萎缩的重要原因。

　　岛内消费市场维持低速增长的局面，主要受到了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方面，近几年岛内经济表现波动加剧，影响了民众对未来收入的预期，特别是2012年全球经济形势不断恶化，抑制了社会扩张消费的心理，迫使民众储蓄倾向维持高位运行。以岛内储蓄率（储蓄毛额占GNP的比例）为例，近几年虽有所下降，2012年仍有288%。另一方面，岛内企事业经营表现波动扩大与“无薪假”风潮再起都直接压低了企事业员工对收入的合理预期，削弱了民众消费的热情。

　　对台湾经济发展更加不利的是，当局可用以拉动经济的财政资源日益枯竭。经过20多年大幅扩大社会福利支出规模后，当局财政连年赤字，背负了沉重的债务负担，到2011年底，台湾当局的债务余额已高达476857亿元，占前3年岛内GNP平均数的359%，逼近40%的法定上限［11］。财政困难一方面使当局无法通过大幅扩张财政支出直接拉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当局通过减税间接刺激经济的空间也日益缩小。马英九自2008年上台后，为拉动经济增长已经先后大幅调低了遗产税等资本税率，虽然促使台湾经济在2010年实现了两位数增长，但相关的政策弹性也因此被提前释放，减少了应对再次经济恶化形势的政策工具。

　　（三）非经济因素影响不断加深

　　岛内政治与社会等非经济因素影响持续上升，对经济发展的干扰日益加剧。

　　一方面，非经济因素加剧了当局可用于经济发展的财政资源紧张，降低了决策效率与政策效果。为争取更多选票，蓝绿政治人物不断以各种名义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并为选区发展争取超前建设项目，不仅使当局财政支出日益庞大，也对经济发展支出产生了强烈的排挤效应。台湾当局财政支出决算数中，经济发展支出从2002年的29117亿元缩减到2011年的20707亿元，10年中减少了289%，最低的2007年仅为19329亿元。而同期社会福利支出却从26224亿元增长到34852亿元，增幅达329%，而且除2008年外均呈逐年增长趋势［12］。非经济因素还一再给当局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与政策手段制造混乱，降低了当局决策效率与政策效果。以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方案为例，作为促进社会分配公平的政策，一度曾是获得岛内各界共识度较高的财政改革方案之一，但2012年2月台湾“财政部”正式立案推动后，却不断遭到各方干扰与阻挠，岛内股市交易出现持续价跌量缩的局面，3到7月下跌了近1200点，跌幅约17%，市值减少了近3万亿元。在各方压力下，台湾当局被迫更换了“财政部长”，设立了股价指数8500点以上作为起征点，开征证所税方案的政策意义受到了极大削弱。尽管如此，岛内仍不断有利益集团倡言为刺激股市交易推迟开征时间，连一向鼓吹社会正义的民进党也表态支持。当局其它经济改革措施，如自由经济示范区、减少市场保护等也都面临着如何克服非经济因素掣肘的难题。

　　另一方面，环保等限制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岛内实现经济增长的手段。自上世纪80年代后岛内环保运动开始兴起，开发与环保间的矛盾便逐渐成为岛内经济发展的一大制约因素。2000年民进党执政后，环保运动更为高涨，环保审议程序更加完备，相关审查条件更加严格。2006年以大型钢铁与石化业为主的滨南工业区开发案被台主管部门否决，岛内大型产业投资案实际上就宣告终止。2008年马英九上台后，仍无法跳脱此一限制。2011年基于各种复杂因素的考虑，马英九决定取消国光石化彰化兴建案，使岛内石化业的发展再次遭遇重大挫折。非经济因素还加剧了岛内土地、劳动力等要素资源供应不足的压力，导致对投资的额外限制不断增多，岛内人才、资金等资源外流趋势进一步扩大。

　　三、台湾经济发展前景展望

　　受到美国经济好转的影响，2012年第4季开始岛内经济基本已止跌回稳，具体表现包括外贸回温；在当局积极引导下，台商回流的趋势与效果明显增强，投资重新出现起色；工业生产在有效消化产品库存后，从下半年开始稳步增长等。所有迹象显示，台湾经济已经渡过2012年上半年的低谷，2013年第1季度有望基本摆脱衰退的阴影，但台湾经济回升的基础并不稳固。2012年11月底经合组织（OECD）再次调低了对2013、2014年全球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值，美国经济复苏仍存在着沉重的政府财政包袱等阴影的威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已加大第3次量化宽松货币的实施力度；欧债危机尚存在很大的变数，对欧洲乃至全球经济的影响仍会持续，2013年欧元区经济将继续衰退，世界市场对台湾经济的拉动作用依旧不足。与此同时，台湾产业结构性问题短期内仍无法解决，其信息电子与通讯业经营状况在2013年出现根本好转的可能性不大。因此，总起来看，2013年台湾经济的复苏将更多地以触底反弹的形式出现，其持续性与强度都将受到很大限制。

　　注释：

　　［1］台湾“经建会经济研究处”：《2012年10月景气新闻稿》，wwwcepdgovtw。

　　［2］［8］引自台湾“财政部”网站数据，wwwmofgovtw。

　　［3］［9］台湾“主计总处”：《“国民所得”统计及“国”内经济情势展望》（2012年11月），见wwwdgbasgovtw。

　　［4］刘俐珊：《“主计总处”：上班族月薪倒退回14年前》，台湾《联合报》2012年10月23日。

　　［5］引自台湾“经济部统计处”网站数据，www2k3dmz2moeagovtw。

　　［6］叶小慧：《无薪假恶化传产、电子大咖都沦陷》，台湾《经济日报》2012年11月17日。

　　［7］根据海关相关统计数据计算。

　　［10］傅启伦：《宏达电再起？2大机会点》，台湾《卓越》2012年9月号。

　　［11］台湾《财政统计月报》（2012年7月），wwwmofgovtw。

　　［12］台湾“主计总处”编：《“中华民国”年鉴》（2011年），第292页。

　　（责任编辑王建民）台湾研究?经济2013年第1期台湾地区宏观金融风险研究

　　——基于资产负债表的视角张培作者为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欧美国家债务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及对策研究”（项目批准号：12JZD029）、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宏观信用风险相关性与宏观金融风险传导研究”（项目批准号：274909）的阶段性成果。

　　一、研究背景与相关文献综述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20世纪70年代以前，台湾曾实行严格的金融管制，这种体制对于台湾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国际金融自由化的浪潮以及台湾政治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金融管制已经不能适应台湾经济发展的需要。台湾岛内要求开放金融市场的呼声也随之日益高涨。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台湾开始了金融自由化历程，其内容包括开放金融机构的设立，解除市场进入障碍的数量管制、打破公有银行垄断经营的局面、实行利率自由化、金融业务范围的放宽等，台湾金融业也因此呈现蓬勃发展的局面。但是，由于放开过度，自由化的顺序错置，没有建立有效的退出机制，加上经营业务的同质性很高导致金融机构之间的恶性竞争，运营风险增加。20世纪末，整个金融系统挤兑风波不断，银行坏账率节节攀升，在东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台湾金融体系危机出现。因此，台湾地区宏观金融风险问题的研究在当前形势下格外重要。

　　（二）相关文献综述

　　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于1998年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台湾金融》一文中分析了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台湾“中央银行”采取的措施以及危机对台湾金融业的影响。危机波及台湾后，台湾“中央银行”进场干预，但在干预汇市与保护股市之间左右为难，最终放弃干预汇市，台湾金融在大幅波动之后趋于平缓。文章指出，台湾金融业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所受的冲击较小，但同时也应看到台湾金融尚存在诸多易于引发危机的隐患。［1］

　　杨胜刚（2000）在《台湾金融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一文中指出，随着台湾金融自由化、国际化步伐的加快以及台湾岛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台湾金融进一步发展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其体制性缺陷也日益明显，如金融制度化与地下金融的规范管理、金融自由化与银行综合化的风险防范、金融国际化与金融市场开放的顺序选择方面均存在问题。［2］

　　根据台湾学者陈一端（2005）在《IMF金融稳定指标的编制暨其于台湾之运用》中参考IMF已拟订39项金融稳定指标，尝试编制适用于台湾的风险指标，主要分为：信用风险指标、流动性风险指标、市场风险指标、盈余及获利性指标、资本充足性指标。对台湾的风险控制问题有较大的借鉴意义。［3］

　　Allen和Rosenberg等（2002）提出了基于公共部门、金融部门和企业部门的关于宏观金融风险的资产负债表分析框架，将这些部门看作一个企业，通过汇总这些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来研究宏观金融风险。［4］Billmeier和Mathisen（2006）以经济美元化程度较高的格鲁吉亚为对象进行研究，表明美元化会带来严重的货币错配问题，并且不同部门的外汇错配程度有较大差异，但从总体而言，格鲁吉亚的货币错配问题正在得到改善。［5］Gray和Stone（1999）提出使用经济价值资产负债表来研究部门和整体的脆弱性问题。［6］Gray和Merton等（2002，2006）把或有权益方法（CCA，Contingent Claim Approach）和资产负债表分析结合起来，将市场信息反映到资产负债表中，提出了或有权益资产负债表分析框架，从而使资产负债表分析具有前瞻性的特征。［7］Gapen和Gray等（2005）扩展了或有权益资产负债表方法，在构造反映部门脆弱性的违约距离、信用溢价指标后，使用情景分析、压力测试和蒙特卡罗模拟来研究外部冲击对有关指标的影响。［8］

　　本文在大量学者关于使用资产负债表方法研究宏观金融风险的基础上，通过编制台湾地区相关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和或有权益资产负债表来对台湾地区的宏观金融风险进行系统性的研究。

　　二、基于资产负债表框架的台湾宏观金融风险研究［9］

　　（一）台湾公共部门资产负债表分析

　　1、货币错配分析。货币错配是指债务以外币计值（主要是美元，从而导致负债美元化）而收入通常是以本币计价的状况。2000-2002年，台湾公共部门的外币资产总额基本维持在86亿新台币的水平，而外币负债总额相对于外币资产总额来说，可以忽略不计。2003年，外币资产总额有小幅下降，而外币负债却有相当大幅度的上升，超过了当年的外币资产总额。2004年，外币资产进一步缩减，而外币负债进一步上升，资产与负债的缺口进一步扩大。2005年和2006年，由于外币负债的减少，外币资产与外币负债基本持平。2007年，外币负债显著上升，导致外币资产与外币负债的缺口迅速扩大。

　　2、资本结构分析。2001年台湾公共部门总资产规模与2000年基本持平，从2002年开始，总资产规模小幅上升，一直持续到2007年，在这期间总权益的变化趋势与总资产基本吻合，并且历年的总负债规模大致相当。总资产、总负债和总权益的变动趋势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从资产负债率的变动趋势来看，2001年相对于2000年有较大幅度上升，而2002年相对于2001年又有一定程度的减小。在随后的几年里，资产负债率波动幅度非常小，各年基本保持平稳。

　　3、清偿力风险分析。从台湾公共部门历年产权比率（负债总额与所有者权益总额的比率）的变动趋势来看，2000年产权比率为017，2001年上升至023。2002-2007年之间，产权比率都保持在020以内，由此可以看出，台湾公共部门不存在清偿力风险。

　　（二）台湾金融部门资产负债表分析

　　1、货币错配分析。2000至2007年，随着台湾岛内外经济形势的好转，台湾金融部门对外投资以及台湾岛外机构对台湾岛内的投资均增加，导致外币资产与外币负债规模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外币资产总额明显高于外币负债总额。

　　2、资本结构分析。2000至2007年，总资产与总负债规模呈逐年稳步上升的趋势，2001年总资产规模仅为36万亿新台币，2007年总资产规模达到了61万亿新台币，增幅接近70%。总负债规模与总权益大体相当，它们之间的差额，即总权益在2000年和2001年为负，2002年总权益有所上升，2003年达到18万亿的最高水平，随后的几年则逐年降低，2006年总权益仅为548亿，2007年相对于2006年略有上升。从资本结构来看，台湾金融部门资产负债率一直维持在95%以上的较高水平，这种过度负债使其风险非常大。综合来看，台湾金融部门存在较高的资本结构风险。

　　3、清偿力风险分析。2000年和2001年，权益为负数。2002-2006年，产权比率基本呈逐步上升的趋势，2006年达到了10847的最高点。2007年产权比率有所下降，但仍然维持在很高的水平。这主要是由于台湾金融部门过度依赖债务融资，导致总权益相对于总资产来说显得十分微不足道。总体来看，台湾金融部门清偿力风险较高。

　　（三）台湾企业部门资产负债表分析

　　1、货币错配风险分析。2002-2007年，外币资产与外币负债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2000年和2001年，外币资产均高于外币负债。但是由于外币资产的上升幅度小于外币负债，从2002年开始，外币资产出现了低于外币负债的情形，以后各年份中，外币资产与外币负债的差距越来越大。2007年外币负债为94万亿，而外币资产仅为53万亿，两者缺口较大，可见，台湾企业部门存在较高的货币错配风险。

　　2、资本结构分析。2000-2007年，总资产与总负债规模呈逐步稳步上升趋势，2000年总资产规模为42万亿新台币，2007年总资产规模上升到61万亿，增幅近50%。由于总资产的增长速度要小于总负债的增长速度，它们之间的差额即总权益在2000-2003年呈逐步下降趋势，从2004年开始基本保持平稳。从资产负债率来看，在2000-2007年期间，资产负债率大致呈现上升趋势，虽然近年来增幅逐渐减小，甚至出现了2007年资产负债率略低于2006年资产负债率的情形，但由于资产负债率绝对值水平很高，2007年达到8106%。由此可以看出，台湾企业部门存在较高的资本结构风险。

　　3、清偿力风险分析。在2000至2003年期间，产权比率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在2003至2005年期间，产权比率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在37上下；2006年和2007年的产权比率相对于2005年有小幅上升。虽然产权比率在这8年间总体处于上升状态，但上升幅度较小，而且各年产权比率绝对值水平较低，因此台湾企业部门不存在清偿力风险。

　　（四）台湾家户部门资产负债表编制及分析

　　1、资本结构分析。2000-2007年，总资产基本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2000年总资产规模为53万亿新台币，2007年增加到86万亿新台币。历年总负债规模相对于总资产规模而言很小，2000年为7万亿新台币，2007年增加到12万亿新台币。总权益规模从2000年的46万亿新台币增加到2007年的74万亿新台币。从资产负债率看，历年资产负债率一直保持在20%以下，且波动幅度很小。因此，台湾家户部门不存在资本结构风险。

　　2、清偿力风险分析。2000-2007年，台湾家户部门的产权比率一直保持在020以下，而且近年来处于逐步下降的趋势，总体来看走势平稳。可见，台湾家户部门清偿力状况良好，不存在风险。

　　三、基于或有权益资产负债表方法的台湾宏观金融风险研究

　　基于或有权益资产负债表方法研究的主要思想是将市场信息（例如上市公司股票价格信息）反映到各个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数据当中，从而形成反映风险情况实时变动的或有权益资产负债表，从或有权益资产负债表中提取风险指标从而实现对宏观金融风险的量化。［10］

　　（一）台湾上市金融部门或有权益资产负债表分析

　　1、金融部门或有权益资产负债表分析。比较台湾金融部门资产账面价值和资产市场价值可以看出，资产账面价值和资产市场价值虽然均呈现上升的趋势，但近年来上升幅度越来越小，资产市值甚至在2008年出现了小幅下降。金融部门的市场价值低于资产账面价值，而且从增长趋势和两者的差距来看，金融部门资产市场价值出现缩水，可见台湾的金融部门资产质量未被市场充分认可。台湾金融部门资产结构如图1所示。由图可知，2003-2008年，台湾金融部门资产市值和负债市值总体上处于持续上升状态。2008年，受

　　图1台湾金融部门资本结构（单位：亿新台币）

　　资料来源：本文图表资料数据均根据“中华民国”统计咨询网数据分析整理，以及BvD全球金融分析宏观经济指标数据库的资料

　　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资产市值出现了小幅下降，这主要是由2008年权益市值的下降引起的。再从资产负债率来考虑，2003到2008年，台湾金融部门或有资产负债率一直明显低于账面资产负债率。综合来看，台湾金融部门资本结构较好，但仍要注意防范较大的金融冲击。

　　2、金融部门风险表分析［11］。通过台湾或有权益资产负债表输入参数得到台湾金融部门风险指标，2003至2008年台湾金融部门风险指标如表1所示。台湾金融部门2003年的违约距离为445，2004年与2003年基本持平，接下来由于2005年经济形势有很大好转，违约距离上升为714。但2005年之后，违约距离一直呈现直线下降状态，且降幅显著，2008年的违约距离仅为234。可见，台湾金融部门风险逐步增大，尤其在2008年，违约距离很低，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大增。2003年与2004年，台湾金融部门的资产波动率基本持平，2005年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资产波动率出现了大幅下降，降至168%。但2005年之后，资产波动率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与违约距离所反映的结果相似，台湾地区金融部门的风险在逐步增大。

　　表1台湾金融部门风险指标

　　年份200320042005200620072008资产市值（亿新台币）102705701262476314503687154795201566390415286766资产波动率371%398%168%248%286%299%违约概率000%000%000%000%000%010%违约距离445004021171442562934190423361

　　3、压力测试。金融部门压力测试基于压力的大幅度变化，用台湾金融部门2008年数据，并将利率分别下调至1%和上调至10%，进行测试。调整利率的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压力测试结果可见，当利率上调至10%时，违约距离变化明显，降至0，资产市值和资产波动率也有较大的变动；当利率减小至1%时，违约距离变化不大，可见台湾金融部门抗压的能力比较差，对利率的大幅度变化反映较大。

　　表2台湾金融部门利率压力测试结果

　　风险指标情景1（实际利率：201%）情景2（利率下调：100%）情景3（利率上调：1000%）资产市值(亿新台币)152867661543607914220247资产波动率299%296%321%违约概率010%010%010%违约距离233612662600000

　　（二）台湾上市企业部门或有权益资产负债表编制及分析

　　1、企业部门或有权益资产负债表分析。比较台湾企业部门的资产账面价值和资产市场价值，2007年以前，资产账面价值和资产市场价值均呈现上升的趋势，且资产市场价值一直高于账面价值。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资产市值出现了大幅下降，相比2007年跌幅在50%左右，而资产账面价值也略有缩水，2008年资产市场价值略低于同年的资产账面价值。可见，金融危机对台湾上市企业部门的影响较大。2003至2007年，台湾企业部门资产市值和权益市值总体处于持续上升趋势，负债市值基本保持平稳。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资产市值出现了大幅下降，这主要是由2008年权益市值的大幅下降引起的。再从资产负债率来考虑，2003至2007年，台湾企业部门的资产负债率波动很小，基本保持平稳。但由于2008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资产负债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升，企业部门或有资产负债率一直低于账面资产负债率。综合来看，台湾企业部门资本结构良好，但易受外来冲击的影响。

　　2、企业部门风险表分析。通过台湾或有权益资产负债表输入参数得到台湾上市企业部门风险指标，2003至2008年台湾企业部门风险指标如表3所示。2003年的违约距离为467，2004年与2003年基本持平，接下来的2005年经济形势有很大好转，违约距离上升为778。但2005年之后，违约距离呈直线下降趋势，且降幅显著，2008年的违约距离仅为292。由此可见，台湾企业部门风险在逐步增大，尤其在2008年，图2台湾上市企业部门资本结构（单位：亿新台币）

　　违约距离很低，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大增。台湾企业部门的资产市值波动率在2003年与2004年基本持平，2005年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资产波动率大幅下降，降至867%。但2005年之后，资产波动率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与违约距离所反映的结果相似。

　　表3台湾上市企业部门风险指标

　　年份200320042005200620072008资产市值（亿新台币）113019801156607814090179168010181884302112222815资产波动率1558%1672%867%1149%1473%1823%违约概率000%000%000%000%000%000%违约距离467544222977790612174758529202

　　3、压力测试。采用台湾企业部门2008年的现实数据，并将利率分别下调至1%和上调至10%进行测试，调整利率的计算结果如表4所示。当利率下调至1%时，企业部门资产市值、资产波动率和违约概率变化幅度很小；当利率上升至10%时，资产市值下降幅度显著，由122万亿下降至118万亿，而资产波动率和违约距离下降幅度很小。可见，企业部门具有一定的抗压能力。

　　表4台湾上市企业部门利率压力测试结果

　　风险指标情景1（实际利率：201%）情景2(利率下调：1%)情景3(利率上调：10%)资产市值(亿新台币)122228151228075011794089资产波动率1823%1814%1889%违约概率000%000%000%违约距离292022946127277

　　四、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对台湾地区公共部门、金融部门、企业部门资产负债表的分析，从期限错配、货币错配、资本结构和清偿力风险四个方面研究台湾宏观金融风险问题。台湾公共部门资本结构和清偿力状况良好，基本不存在风险。台湾金融部门本外币资产负债基本匹配，基本不存在发生货币错配风险的可能。然而，在资本结构和清偿力方面，由于资产负债率及产权比率过高，并在某些年份出现负债大于资产的情况，存在一定的清偿力风险。台湾企业部门外币负债远高于资产，并且在2005年以后，外币负债不断大规模攀升，因此该部门存在一定的货币错配风险；同时企业部门资产负债率在多数年份高于70%并不断攀升，2007年高达816%。因此，台湾企业部门过度依赖债务融资，存在一定的清偿力风险。接着运用或有权益资产负债表的方法对台湾金融部门和企业部门的风险进行了分析，整体上反映了2003至2008年期间的台湾金融和企业部门实际风险概况。结合市场信息的或有资产负债表分析与风险指标限制的结论与账面信息较为一致，2007年以来台湾金融部门和企业部门资产市值波动率加大，违约距离明显下降，宏观金融风险持续走高。

　　注释：

　　［1］朱磊：《亚洲金融危机中的台湾金融》，《两岸关系》1998年5期，第52-53页。

　　［2］杨胜刚：《台湾金融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台湾研究》2000年第4期，第21-28页。

　　［3］陈一端：《IMF金融健全指标之编制及其于台湾之运用》，《台湾“中央银行”季刊》第27卷第4期，第22页。

　　［4］Allen M，Rosenberg C，Keller C，Setser B，Roubini N，“A Balance Sheet Approach to Financial Crisis，”IMF Working Paper 2002/210.

　　［5］Billmeier A，Mathisen J，“Balance Sheet Risks in a Dollarized Economy—The Case of Georgia，”IMF Working Paper 2006.

　　［6］Gray D，Stone M，“Corporate Balance Sheets and Macroeconomic Policy，” Finance and Development，September 1999, pp57-59.

　　［7］Gray D，Merton R，Bodie Z，“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and Managing Macrofinancial Risks of an Economy，” NBER Working Paper No12637，2006.

　　［8］Gapen M，Gray D，Cheng L，Xiao Y，“Measuring and Analyzing Sovereign Risk with Contingent Claims，” IMF Working Paper No05/155，2005.

　　［9］部门资产负债表数据来源：“中华民国”统计资讯网，http://wwwstatgovtw/。

　　［10］或有权益资产负债表编制方法参见注释［7］文献，其基本思想是将企业的股权看作企业资产的看涨期权，利用期权定价理论计算出企业资产的市场价值，从而形成市场价值的资产负债表，亦称或有权益资产负债表。

　　［11］风险表指标（如资产市值、资产波动率、违约概率、违约距离等）由或有权益资产负债表得到。

　　（责任编辑朱磊）

　　（上接第28页）

　　［2］《选举研究中心重要政治态度分布趋势图——台湾民众政党偏好趋势分布（1992-201212）》，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公布。

　　［3］《民众政党立场倾向追踪分析》，台湾指标调查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7月公布。

　　［4］《选举研究中心重要政治态度分布趋势图——台湾民众统独立场趋势分布（1994-201212）》，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公布。

　　［5］根据台湾《联合报》2012年1月15日刊载的选举数据整理。

　　［6］根据台湾“中选会”公布的“总统”选举数据整理。

　　［7］《老许是永远的卡姗德拉？》，台湾《时报周刊》第1774期，2012年2月18日。

　　［8］根据台湾“中选会”公布的“总统”选举数据整理。

　　［9］蓝绿地方层级县市长选举得票率根据台湾“中选会”公布的2009年县市长选举、2010年“五都”市长选举资料整理而成。2009年无党籍的花莲县长当选人傅昆萁、2010年无党籍的高雄市长参选人杨秋兴，二人得票计入蓝营。

　　［10］苏贞昌：《“宪法各表”非民进党主张》，台湾“中央社”2012年10月25日。

　　［11］《火大之后，郭正亮：民进党恐空转》，台湾《联合报》2013年1月3日。

　　［12］台湾《联合报》2012年12月7日。

　　［13］《民进党今年访大陆党公职，增加逾2倍》，香港中评社台北2012年12月23日电。

　　（责任编辑刘国奋）台湾研究?对外关系2013年第1期马英九上任以来台湾与印度关系新发展及其走向

　　郑英琴作者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台港澳研究所研究实习员。

　　2012年4月马英九访问非洲时过境印度孟买，有学者将此解读为台印关系的重大突破。应该承认，马英九过境印度是在近四年来台湾与印度关系发展颇为热络与上升的背景下实现的。而台印关系的发展不仅是双方政策推动的结果，更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两岸政治互信增进的背景分不开，未来台印关系的发展亦有赖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局面的巩固。

　　一、马英九上任以来台湾与印度关系的新发展

　　2008年马英九在接受印度英文战略学术季刊《印度暨全球事务》采访时曾表示“台湾希望全力提升与印度的双边实质关系”，包括开展经贸、技术合作、党政高层互访、文教学术等层面的交流与合作。事实亦如此，马英九上任后推行“活路外交”，在发展两岸关系的基础上，以务实的态度寻求拓展台湾的涉外活动。台湾的对外关系展现出新格局，台湾与印度关系也有明显进展。

　　首先，台印经贸互动持续增温。一是双方之间贸易额增长较快，2001年台印贸易额仅为1123亿美元，2008年达到534亿美元，2011年已达到7569亿美元。［1］2008年至2011年间双方贸易额年均增长率约20%。二是台印积极为双方经贸往来创造有利条件，包括双方已开始规划互设工业园区，以及展开自由贸易协定（FTA）的可行性评估。印度是继新加坡、新西兰之后第三个宣布要与台湾进行FTA可行性研究的国家，未来一旦进行协商并完成洽签，将有助于扩大台印之间的贸易与投资，对台湾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意义亦十分重大。三是台湾企业大举投资印度，银行业、钢铁业、笔电代工大厂纷纷锁定印度市场，尤其以印度南部的工业重镇钦奈为首要目标。

　　不同时期台印关系发展对比表

　　时期台对印政策印对台政策台印官方往来主要事件印台贸易额*

　　（单位：亿美元）两岸关系1995-2008年，

　　李登辉、陈水扁时期“银弹外交”，“南向政策”，鼓励台商投资印度以取代中国大陆，“去中国化”。开始同台湾接触，“东向政策”1995年“印度——台北协会”成立、设立新德里“台北经济文化中心”；2002年台印签署“投资保护协定”、台印直航；2004年印前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访台；2006年“台湾——印度协会”成立；2007年签署《台印科技合作备忘录》；2007年马英九访问印度。1996年9312000年12312004年1932007年488紧张，敌对2008年5月至今，马英九时期“活路外交”、“外交休兵”，“优质平价新兴市场推动方案”印度为主要目标弹性的对台政策；“亲台防陆”2009年台评估在清奈设办事处的可行性；2010年印度前总统卡兰访台；2011年台“经发委”主任委员刘忆如率领企业家代表团访印；台“教育部长”吴清基访印；2012年马英九过境印度。

　　经贸：启动台印FTA可行性评估；签订避免双重课税以及快速通关等协议2008年5342010年6472011年757缓和，和平发展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所得，*有关数据来自台湾“行政院主计处”统计数据

　　其次，台印之间官员互访未间断。如下图所示，李登辉与陈水扁时期，台湾对印度关系的重点在于拓展与印度的官方联系，双方设立了若干对口机构。马英九上台后台印之间的官方往来更多地表现为以原有机构作为联系管道加强官员互访，政治交流也更多地见诸于新闻媒体。此迹象表明台印之间官方往来更加公开化。

　　最后，台印之间的文教交流与军事往来表现凸出。台印高校之间的交流十分频繁，多所高校之间都签有合作协议。［2］2011年印度还表示希望从台湾引进1万名汉语教师。军事方面，台印双方在情报合作与军事人员互访等方面的交流从未间断。台印之间密切军事往来与印度的政策调整有关，印度的“东向政策”逐渐超越以往经济整合为重点，开始介入安全军事等“高级政治”领域，加快融入东亚，［3］加强与台湾的军事联系亦有此战略意涵。

　　二、提升台印关系发展的深层背景因素

　　其一是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为台印关系创造了有利环境。两岸关系的改善，特别是两岸ECFA的签订以及经济合作的制度化是台湾的一针强心剂，有助于台湾在加强与大陆经济合作的基础上拓展其国际经济利益，也有利于消除其他国家对于发展与台湾经贸往来的担忧。对印度而言，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降低了其发展与台湾关系的政治风险。

　　其二是亚太经济结构与安全结构的错位为台印关系带来了机遇与挑战。这种结构错位表现在亚太国家及行为体在经济上注重中国，在安全上则指望美国。伊肯伯里认为，东亚正在出现两种相异的等级体系，一个是由美国主导的安全层级体系，另一个是由中国主导的经济等级体系。地区国家仰赖美国提供各种类型的安全援助，与此同时，也在拓展与中国的贸易关系，“这种双重等级体系让东亚地区的很多国家和行为体陷入两难的抉择之中”。［4］对于印度和台湾而言，则可能利用此复杂形势玩弄“多边游戏”，在中国大陆与美国之间寻求可能的利益。一方面，印度和台湾都不想失去搭乘中国大陆经济发展快车的机会；另一方面，台、印与美国在军事及安全上的联系又都十分紧密。但这种看似“左右逢源”的做法并非长宜之计。鉴于美国积极“重返亚洲”，遏制中国大陆崛起的意图十分明显，台湾、印度与美国在军事及政治领域的任何联系肯定会牵动中国大陆的“神经”，使得多方互动更为复杂。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台、印须在经济利益与所谓“安全收益”之间做出权衡。

　　其三是中国大陆与印度之间的互信不足增加了台印交往的筹码。中国大陆与印度具备先天的合作条件：一是处境相似——同为发展中国家和“金砖国家”成员国，也是新兴大国的典型代表；二是功能相似——双方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和发动机，增强了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发言权；三是经贸关系密切——中国大陆是印度第二大贸易伙伴，印度也是中国大陆的十大贸易伙伴之一。因此，双方之间以合作为主，但也存在一些摩擦。比如，经济层面上，双方商品贸易中印度的逆差较大，中国大陆是印度贸易逆差最大的经贸对象。又如，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双方合作有待加强。另外，大陆与印度早在2007年就完成了自由贸易区的联合可行性研究，但迄今为止，不但没有公开发布该研究报告，也没有正式展开谈判，这说明双方在发展自由贸易区问题上面临诸多难点与挑战。［5］战略层面上，中国大陆一向被印度视为竞争者与假想敌。近年来印度频频加大与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国家的战略合作，包括深化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经贸合作以及军事交流等，印度的对外关系中均有意揉进了无法忽视的中国大陆因素。这无疑会增加中国大陆与印度之间的互不信任感。［6］加上双方之间尚存在边界争议、与巴基斯坦关系等传统问题，政治互信较低，这为台印发展双方关系提供了一定空间：对印度而言，增进与台湾关系有助于解决与中国大陆的战略不对称问题；对台湾而言，发展对印度关系则可平衡台湾经济对大陆的过度依赖。

　　三、台、印发展双方关系的政策目标比较

　　（一）台湾发展与印度关系是出于经济利益及拓展“国际空间”的考量

　　一是追求经济利益并提升台湾的国际经济空间。印度近几年经济发展稳健且增长迅猛，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2010年印度GDP约为4万亿美元，名列世界第四［7］。且印度的发展潜力与市场潜力巨大［8］，又拥有大批廉价劳动力和强大的科技实力，矿产资源也很丰富。从印度的国家实力来看，无疑是台湾发展经贸关系的重要对象。台湾当局曾于1993年、1997年及2002年三次提出“南向”政策，主要目的是以官方为主导，带动民间对东南亚以及南亚国家的投资，打开另一片市场以减少对大陆经贸的倚重。但此政策在岛内备受质疑，且成果并不明显。后来随着印度经济的崛起，遂成为台湾重启“南向”政策的新希望。马英九上台之后事实上延续了“南向政策”。两岸关系虽得以缓和，但台湾当局对于台湾经济过度向大陆倾斜的发展趋势仍有所担忧，希望拓展其他经贸关系，藉由分散投资来引导台商集中于大陆的趋势，印度由此成为台湾当局寄予希望的焦点。一方面，台印双方在经济资源、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与市场区隔方面等差异明显，互补性强，这为双方未来经贸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9］另一方面，由于东亚与西亚各国是印度重要贸易伙伴，台商进军印度一来可藉印度这个平台将产品销往东亚与欧美市场；二来进入印度市场的台商可连结东南亚与印度、南亚间的经贸与投资，在南亚区域站稳脚跟，并以此作为前进中东、中亚与非洲的跳板。台湾与印度目前已就双方FTA的可行性展开研究，由于双方的经济互补性强，达成FTA的可能性也较大。若能签订，除了可直接扩大对印度出口外，透过大陆与东盟的“10+1”、印度与东盟FTA的交叉协议，对于台湾参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及经济整合助益匪浅。

　　二是拓展台湾与南亚地区的联系，丰富“活路外交”的内容。民进党执政时期，台湾当局以行政力量引导台商“南进印度”，不只是经济上的“南向”以对抗“西进”，更是政治上的重大战略部署，希望印度在扮演大陆替代市场的同时，结成“台日印战略同盟”，共同对抗大陆，多少有点“联印制陆”的意涵，是赤裸裸的“台独外交”的体现。马英九则较为务实，上任后提出“活路外交”，一方面把两岸关系摆在台湾对外关系的政策上位，明确坚持“九二共识”；另一方面反复强调大陆需顾及台湾感受，提升其国际地位。大陆亦释放了善意，如不挖台湾所谓“邦交国”的墙角、允许台湾以“中华台北”名义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等，整体上为台湾的涉外活动创造了较为宽松的环境，亦使得马英九对“活路外交”更有信心。发展与印度关系，从而加大台湾在南亚地区的存在也是基于此宽松环境才得以有所进展。这是马英九当局采用不同策略提高台湾在全球的受关注度，为台湾拓展所谓“国际空间”寻找新的突破点的表现，从一定意义上讲，也不乏为“中华民国”找出路的政策考虑。

　　（二）印度加强与台湾合作既有经济战略层面的考虑，也有地缘战略的安排

　　从经济层面看，印度意欲通过发展印台关系获得改革中急需的资金和技术。印度的国内经济改革从上世纪90年代拉奥政府上台后提出“东向”政策开始，发展与“东方”各经济体的经贸与投资联系成为印度的政策重点。其经济发展走的是非传统工业化道路，即优先发展服务业，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近年来正朝服务业和制造业共同带动经济发展的方向转移，［10］因此迫切需要资金，而台湾又可满足印度的需求：一是台湾拥有大量可供投资的外汇储备，吸引台商投资有助于印度增加就业；二是台湾在电子硬件制造、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提升农业生产力等领域有一定的专业实力，可为印度经济改革提供技术支持；三是台印双方产业结构存在互补——印度的软件产业、汽车、制药生技等硬件产业，和台湾的产业之间具有“软”与“硬”的互补性。因此，对于印度而言，加强与台湾的经贸关系有助于印度实现国内经济目标，加快经济增长。

　　从政治层面看，印度欲借发展印台关系制衡中国大陆。一直以来，印度寻求与中国大陆在亚洲经济版图上两相抗衡的意图相当明显。鉴于台湾的特殊政治地位，印度发展与台湾关系包含多重战略考量：一是印度想通过打“台湾牌”以制衡中国大陆与巴基斯坦关系的发展，甚至使中国大陆在巴基斯坦问题上向印度妥协［11］；二是通过加强与台湾关系，给中国大陆制造压力，希望大陆在“边界问题”上作出让步［12］；三是由于台湾控制着航海要冲——太平岛，可作为印度海军进入太平洋的跳板，对印度具有极其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印度加强与台湾关系在中国大陆与印度之间增加了互不信任的因素。但毕竟印度不同于美国，印台关系渊源亦不深，且印度也深谙此问题的轻重。因此到目前为止，印度未在台湾问题上跨越中国大陆的底线，在关键问题上能恪守原则。印度政府始终没有改变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态度，并注意对一些恶化大陆与印度关系的涉台关系事件做出及时修补。［13］

　　可见，印度发展对台关系并非铁板一块。一方面，印度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另一方面，印度又强调以更加务实、灵活的方式发展对台关系。可以说，印度对台湾聚焦于经贸关系的发展，同时在政治上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印度显然更看重与中国大陆发展关系，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曾公开表示，像中国这样充满活力的大国不可能被遏制。他称印度“致力于与中国发展合作关系”。［14］

　　四、台印关系的发展前景及制约因素

　　（一）台印经贸合作短期内存在一定困难，但前景看好

　　2010年台印双方贸易总额仅占台对外贸易总额的12%，而台商对印度投资比率则不到台湾对外投资的01%［15］，这一方面说明台印经贸关系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说明台印之间的经济合作存在问题与障碍。首先从双方的产业结构来看，印度走的是优先发展服务业的非传统经济之路，在软体、服务外包等表现较突出；而台湾企业在资讯工业的专业代工方面较为凸出，更擅长硬体的大量制造，但双方的大部分产品都非最终产品，更多的是为国际性品牌代工，因此，台印之间的经济虽存在互补但从短期上看尚难以对接。其次，印度作为投资地，对台商的吸引力不大。原因在于印度的投资条件并不理想，存在基础设施配备不足的问题，以及种姓制度与宗教冲突等社会不稳定因素，投资风险较大；且印度对外资政策限制较多，显然不可能像中国大陆给予台商同样优惠的投资政策，加上语言、文化、地理等方面的隔阂，台商更愿意选择大陆而非印度作为投资地。可以说，短期内印、台经贸合作与发展是有限的，印度还难以成为台商最重要的投资地。但就长期而言，印度无疑是台商有待开拓的“处女地”，存在较大的合作潜力，加上印度经济正处于迅速发展的上升时期，台印经贸合作的未来前景依然看好。

　　（二）台印的政治交往取决于中国大陆与印度关系及两岸关系的发展形势

　　首先，印度将发展与中国大陆关系置于与台湾关系之上。一方面，虽然印度与中国大陆在战略利益方面存在竞争，但不至于构成严重冲突。目前印度的战略目标是支配南亚地区而非与中国大陆对立。巴基斯坦问题是其战略主轴，与巴基斯坦的关系牵制了印度相当大的外交资源。另一方面，虽然印度向来对中国大陆的崛起保持“警惕”的姿态，但对中国大陆的“警惕”不必然表示就会对台湾友善。印度对台湾及两岸问题了解不深，且如前文所分析，印度不可能因为台湾得罪中国大陆，因为印度与中国大陆之间的经济利益大于印度与台湾的经贸利益。除非有足够大的诱因，印度才可能不顾中国大陆的反应而发展台湾所谓的“政治关系”。因此，尚且不论台湾执政者如何打算盘，若希望利用印度来获得政治利益，恐怕是一步错棋，没有赢的可能。［16］

　　其次，台印关系的发展相当程度上依赖于两岸关系的发展。一是台湾的对外关系发展有赖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环境。2008年两岸关系开始融冰后，秉持“先经后政”、“先易后难”走了4年，两岸在台湾的涉外活动问题上的矛盾，由“台独”与“反台独”，转为如何既保证“一个中国”框架的稳定，又使得台湾获得与其身份相适应的涉外活动。［17］两岸缓和为台湾的涉外活动营造了宽松的氛围，马英九对此亦有深刻认识，他一再宣称，“两岸关系改善有益国际关系的拓展，国际关系的拓展又将增强台湾深化两岸关系的意愿和信心，形成良性循环。”［18］二是，大陆因素在台湾的涉外活动问题上举足轻重。四年来两岸在处理台湾的涉外活动上形成了一定默契，但也逐渐出现瓶颈。对台湾而言，较棘手的是台湾近来被各个重量级双边与多边经贸关系夹击所出现的边缘化危机，例如东盟、美韩FTA等等。［19］因此，能否顺利与其他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或加入多边经贸组织，成为台湾当局对外关系的首要考量。这也是台湾积极与印度展开FTA可行性调研的原因所在。但鉴于大陆经济日益强大及国际影响力的不断上升，国际社会在接触台湾问题时更多地顾及大陆的感受，大陆在台湾的涉外活动中自然有更大的发言权。台印关系也难例外。这预示着在中国大陆与印度尚未签订FTA之前，台印FTA能否真正达成，还埋有很大伏笔。经济关系上尚且如此，更不用说政治关系。因此，台印关系的发展离不开大陆因素，且只能赖于两岸关系的深化发展。

　　（三）台印军事往来或可能成为议题

　　台印之间的军事往来始于冷战期间，后陆续有若干交流，包括台湾与印度私下进行军事合作，交换军事情报；美国、台湾和印度合作，通过监听站，截取中国大陆的军事情报。台印间的军事合作甚至有升级之势，例如双方利用手中掌握的主战飞机为对方提供训练和参数，另传印度有意售给台湾多艘现役的209型潜艇，等等。从中国大陆的立场来看，军事交往是台印关系中最为敏感的层面。因为目前两岸尚未签署政治协议，加上印度的军事战略与军事雄心向来针对中国大陆，台湾以任何借口发展与印度的军事联系都会引起大陆的警觉，也必将增加大陆对印度及台湾的不信任，最终有损于两岸关系以及大陆与印度关系。

　　综上，台印关系的发展取决于双方对彼此的定位及其政策目标的可行性，以及整个东亚地区乃至国际大背景的变化等因素的影响。但不可否认，从两岸关系以及中国大陆与印度关系的角度看，台印关系的发展必有大陆因素在其中。目前台印关系的发展还不足以使台湾成为中国大陆与印度之间的牵制因素，而台印之间加强经济联系对中国大陆而言，未必只是竞争面的加强，或可成为大陆引领亚洲经济整合的有利因素。但如若台湾以所谓“国际空间”拓展的需求，追求在台印经贸之外发展诸多层次的关系，寻求所谓“国际社会的生存之道”，必将有损于两岸在台湾涉外活动上所建立的默契，亦非两岸延续“外交休兵”的可行之道。

　　注释：

　　［1］相关数据来自台湾“行政院主计处”统计数据及“印度——台北协会”官方网站数据，http://wwwindiaorgtw/relations_twaspx。

　　［2］2010年3月印度大学联盟（AIU）与台湾的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基金会（FICHET）签暑了合作备忘录；2011年台湾教育部长吴清基率领大规模的高等教育机构代表前往印度，包括超过17所大学的代表；台湾清华大学与印度金德尔全球大学、亚米提大学签署合作协议，在两学校设立“台湾教育中心”，推广汉语。见“印度——台北协会”官方网站，http://wwwindiaorgtw/relations_twaspx。

　　［3］张力：《印度迈出南亚——印度“东向政策”新阶段及与中国的利益关联》，《南亚研究季刊》2003年第4期。

　　［4］约翰?伊肯伯里：《地区秩序变革的四大核心议题》，《国际政治研究》2011年第1期。

　　［5］［6］杨思灵：《试析印度加强与亚太国家战略合作及其影响》，《南亚研究》2012年第1期。

　　［7］任佳：《中印经济崛起及其对地区和世界的影响》，《东南亚南亚研究》2011年第4期。

　　［8］据高盛预测，作为金砖四国之一，2050年印度将超越美国，成为仅次于中国大陆的第2大经济体。印度12亿人口中，有近6成低于29岁，是全球年轻劳动力最多的国家。另据麦肯锡研究报告分析，未来10年亚洲估计将新增9亿消费人口，其中印度占544亿，显示印度是全球最具发展潜力的市场。

　　［9］刘玉春、王建民：《台印经贸往来的现状与走向分析》，《亚太经济》2005年第4期。

　　［10］赵江林：《中印经济发展阶段比较研究》，《南亚研究》2011年第2期。

　　［11］亢升：《冷战后印度与中国台湾关系探析》，《云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12］杨思灵：《试析印度加强与台湾关系对发展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影响》，“桥头堡专题”网站，http://topicyngbzxcn/qtb2ynzk/803htm，上网时间：2012年5月30日。

　　［13］如印度《政治家报》在头版披露，印度重工业和公营企业部秘书(相当于该部副部长)宾德亚?贾因不听外交部门劝告，擅自前往台湾开会被解职。印度外交部不愿在台湾问题上惹恼大陆。因此，权衡利弊得失，印度会将印台关系的发展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14］《辛格：印度致力于与中国和美国发展友好关系》，见《今日印度》网站2012年3月24日。

　　［15］《印度打开FTA大门台湾机不可失》，台湾《中国时报》2011年4月12日。

　　［16］《台湾南进印度难获政治利益》，中国评论网社评，2006年2月13日。

　　［17］修春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台湾“国际活动空间”问题》，《北京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9期。

　　［18］《马：拓展国际有助深化两岸关系》，台湾《中国时报》2010年3月24日。

　　［19］《马英九访非过境印度孟买必有两岸因素》，香港中评社，2012年4月9日。

　　（责任编辑刘国奋）〖MQ（《1》B1。20（-*1，0）-W〗〖HT5”SS〗〖ZZ（Z〗台湾研究?社会文化〖STHZ〗2013年第1期〖ZZ）〗〖WT〗〖ST〗〖HT〗〖MQ）〗〖BT(1+1〗〖ML〗台湾“战后世代”的历史叙事、“国族”认同与行动〖ST〗〖HT4F〗——评萧阿勤《回归现实——台湾1970年代的战后世代与文化政治变迁》〖BT）〗〖BT2〗雷玉虹〖ZW（*〗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候选人。本文获复旦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基金资助。〖ZW）〗近30余年来，台湾的政治、文化出现明显的本土化、台湾化趋势。如何理解这种趋势及其变化的底流成为两岸学术界共同面临的课题。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萧阿勤教授的新著《回归现实——台湾1970年代的战后世代与文化政治变迁》一书，是近年以来台湾出版的探讨台湾政治、文化变迁的重要著作之一。在书中作者提出战后台湾重大的政治、文化变迁始于1970年代，激发后来重大政治变迁的积极因素在于台湾社会中形成一股新的广泛社会力量，即由当时大约20-40岁之间的“战后世代”成员构成的“回归现实世代”。作者通过对“回归现实”世代的世代意识、国族认同、历史叙事的研究，对战后台湾政治、文化变迁进行了学理上的探讨。本文对书中的主要理论及观点进行简单评介。〖BT3〗一、世代理论与叙事认同理论1990年代后社会科学的叙事转向，使得社会建构主义的理论范式在西方社会科学界盛行，其基本特征是认为事物是通过社会建构而存在的。相信世界永远是一个被演绎过的东西，人们凭借语言、符号、意象、书面及其它社会工具，再现他们所理解和观察到的世界，而且人们的观察和理解不断受到自身及外界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历史经验、信仰和意识形态甚至于偏见等因素的影响。本书是社会建构论视角的研究著作。全书主要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六章、附录一、二为对本研究涉及的相关理论及概念的阐述，二、三、四、五章通过对“回归现实世代”及其中对后来本土化、台湾化的文化与政治变迁最密切相关的三群成员——发扬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的文化界人士、乡土小说家及支持者、党外新生代——的叙事、认同与行动之间关系的探讨，对理论进行实证。作者在书中借用了1895年出生于匈牙利，曾任法兰克福大学经济学与社会学教授，后为逃避纳粹政权而移居英国的犹太裔社会学家Karl Mannheim的世代理论作为分析工具。Mannheim为了研究自己所生存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快速变迁的欧洲而提出世代理论，认为世代和阶级一样，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位置，它涵盖了位于一个历史的、社会的过程中相关的“年龄团体”，因为共享经验与共同世界观的浮现而形成社会连带与积极的行动意识。但其不足之处在于他提到一个世代位置成员转化为实存世代、甚至世代单位时，并没有说明形成这种转变的机制。萧阿勤在吸取了Molly Andrews和Wyatt的“觉悟启蒙”、“觉醒”等概念基础上，对Mannheim的理论不足部分进行了补充，提出快速社会变迁固然会促使世代位置成员转变为实存世代，但觉悟启蒙才是实现转变的标志，“与实存世代的世代意识形成有关的剧烈社会变迁，往往是战争、内乱、流亡等历史上令人伤痛的重大事件。这些事件使人们产生时间断裂或历史分水岭的感受，觉得面临共同的考验。属于特殊世代位置的个人遭遇重大创伤事件而经历觉醒过程，才使他们由消极的‘自在世代’转变为积极的‘自为世代’”。［2］本书采用的另一个理论分析框架是叙事认同理论。作者采用Giddens有关自我认同与反身性的观点，即自我既然很难说是具有固定形体的现象，那么自我认同也并非指持续不变的物体或实在的东西。自我认同不是既定的东西，不是个人所拥有的某种或一群特征，而是“必须在个人的反身性的活动中重复不断地创造与维持的某种东西”。［3］要发展与维持整合的自我认同感，就需要一个关于自我的叙事。叙事将人类的经验组织成在时间上具有意义的一幕又一幕，是一种重要的认知方式。叙事或讲故事的基本特征是对于事件做开头、中间、结尾的序列安排，使之具有“情节”。叙事认同的分析方法就是将叙事重新概念化，使得叙事概念在分析人类生命存在的基本性质、自我与认同建构的一般动态，以及社会生活经验的一般方式上，成为有效的分析工具，而不是只用来描述一种再现过去、铺陈资料的方式。叙事性最突出的特征就在于：只有在与其他事件之时间的与空间的关系中，才能辨识任何事件的意义。不过为了寻求秩序与意义，在安排清楚的事件开头、中间、结尾中的情节赋予过程中，叙事并非简单地反映现实，而是包含了选择、重组、简化现实等机制。［4］当人们寻求适当的叙事，企图将经验或事件纳入其中以求得满意的理解，可能遭遇挫折、缺陷、混乱与变动。这种情况，往往也造成认同与相关行动策略陷入类似的困境，成为激发人们寻求替代的叙事或建构新的叙事的动力之一。［5］故事具有反身性及超乎虚构的面向，即我们不只说故事，故事也说我们。叙事与认同是互相建构的一体两面的东西。记忆是人们认同形成的一个核心要素，而我们认同的一个主要部分又往往来自社会互动中他人加诸的人群分类，以及我们自己主观上的集体身分（社群）的归属。集体记忆概念中的“记忆”，应该被理解成是发展、建构某种集体认同所依赖的象征资源之一，而不应被认为是具有共同身分的人群必然自动承载的对过去的认知。集体记忆的性质，并非像这个字眼本身所暗示的那样清楚自明。当我们谈到一群人的集体记忆时，通常指的是和这群人的集体认同有关的过去，以及这样的过去和这个集团认同的相互关系。所谓集体记忆所指涉的‘集体’，也不能单纯地、先验地视为始终存在而界限明确的一个人群团体。“集体记忆概念中所指称的这个‘集体’的疆界与认同，应当被理解成是同时伴随著这个记忆建构，才逐渐发展起来的。‘集体’与‘记忆’两者是互相建构的；我们可以说，它们的关系，犹如前述的认同与叙事的关系，是相生相成的。”［6］集体经验的挑选、意义及象征的创造，以及传播与被接受，这些过程在公共领域中互相激荡强化所确立的，是特定人群理解过往集体经验的参考架构。这种架构，成为人们发展特殊的历史感或历史意识之重要凭籍。知识阶层的政治或文化菁英所擅长，并且在其中经常扮演重要角色的，正在于籍语言、文字、图像等媒介而将集体经验叙事化、象征化，以确立这些经验的意义。集体记忆往往是确立认同、动员支持、竞夺权力的象征资源之一，因此本身就成为权利争夺的对象。〖BT3〗二、台湾战后“轴心世代”——“回归现实世代”的浮现作者在书中借用德国哲学家雅斯培（Karl TJaspers，1883-1969）的“轴心时期”概念，将台湾1970年代的10年称为战后台湾历史上的“轴心时期”（The Axial Period）［7］。认为就1970年代政治、文化变迁的性质，以及对往后社会的重大影响而言，它在战后台湾历史上，犹如雅斯培所认为的那段西元前时期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一样重要。作者籍世代理论与叙事认同理论对记录1960年代、1970年代相关现象的史料，包括当时与后来出版的报纸、杂志、文集、论著、校园学生刊物等公共领域的言论与行动的梳理与比对，指出1970年代在保钓运动及一系列外交挫败的刺激下，台湾社会的“战后世代”中浮现出一个“回归现实世代”。激发后来政治重大变迁的积极因素，不在于威权统治者本身，因为国民党政府的革新理念与作法是在回应挑战下相当有限度的自我调整。当时包括文化的明显变迁在内，其积极因素都在于一股广泛社会力量的形成，以及它对既有体制的挑战。这股力量主要来自当时大约20到40岁之间的“战后世代”中的成员。他们不管是本省或外省籍，即使不在台湾出生，也几乎都在战后的台湾成长，并接受国民党体制下教育。他们作为挑战既有政治体制与文化传统的主力，兴起于保钓运动、台丧失联合国代表权之后，亦即1971-1972年间。在1947年发生2?28事件及之后的1950年代前期捕杀左派人士的白色恐怖中，国民党对台湾社会的反对运动进行严密的控制与镇压。本省籍文化精英由于前述镇压及语言问题，在战后前20年基本处于失声状态。因此战后初期20年台湾政治、文化、社会弥漫着由外省人经验所形塑的充满流亡与漂泊的特质。1960年代末随著战后新生代人口大量增长，以及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台湾“战后世代”人口趋于成熟，形成新一代知识阶层。国民党在台推行极权统治的同时严格控制出版与言论，并在学校推行以反共为基础的中国民族主义爱国历史教育（1949年以前的思想、学术、文艺的发展脉络因政治理由而被切割掉），但与此同时，却因为号称加入“西方民主阵营”而在学校教育中宣扬西方的知识文化与自由主义。这使得1960年代的“战后世代”知识分子，不论本、外省籍，他们由于两岸的隔绝而对中国国族历史与命运产生某种隔阂感。他们“不是国家建设的积极参与者”，“被远远地隔离在政治与社会的主轴之外”，而且对自己所生长的台湾本地的过去也相当陌生。这种既对中国，也对台湾的历史现实有所隔阂的情形，使得当时“战后世代”除了被视为苦闷消极、自私沉默之外，也自称“无根的一代”、“失落的一代”、“迷失的一代”。他们普遍有一种孤悬于历史之外、对于时局发展无能为力的强烈感受，同时又信奉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但1969年底台湾与日本发生的钓鱼岛列屿的主权争议改变了这一切。虽然国民党当局与岛内舆论不断声明“中华民国政府”拥有该列屿的主权，但1970年9月，日本外务省正式宣称该列屿的主权属于琉球，而美国即将把琉球归还日本。这一年的年底，又陆续发生冲绳警察拔除钓鱼岛列屿上的“中华民国国旗”、日本与琉球政府的巡逻艇在该列屿附近驱逐台湾渔民船舶等事件。钓鱼岛冲突唤醒了象牙塔里沉湎已久的知识青年，在美国的台湾留学生发起的保钓运动蔓延到台湾岛内。以此为契机，台大等大学的师生打破战后台湾历史上的沉寂开始轰轰烈烈的保钓运动。他们参加集会座谈、校内游行、上书政府、至美日大使馆抗议等，积极捍卫钓鱼岛主权，并在保钓运动沉静下来之后开始积极参加要求政治与社会改革的言论与行动。保钓运动之中积极行动的“战后世代”成员对台湾的政治提出渐进的、温和的改革主义。其中一条与其世代认同密切相关，结合了他们民主理念与回归现实理念，却挑战了国民党威权统治核心的“法统”的政治主张是“全面改选中央民意代表”。但保钓运动以来台大师生为主的年轻世代政治社会革新的热烈要求，却最终以陈鼓应、王晓波等强调中国民族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对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论及“将来中国的统一胜利”之故被国民党怀疑“有为匪统战之嫌”而被逮捕、镇压的台大哲学系事件为标志最终被国民党压制。〖BT3〗三、1970年代“回归现实世代”的历史叙事与“国族”认同革新言论的沉寂与国民党的压制，并不代表“回归现实世代”的消失。相反地，许多从保钓运动以来觉醒的“战后世代”成员逐渐寻求直接参与社会政治改革的方式，即投入党外政治反对运动。与此同时台湾开始出现批判现代主义文学、重新挖掘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提倡具有强烈社会批判意识的乡土小说等回归现实或乡土的文化发展趋势。回归现实世代正是这种文化潮流的推动者。他们要求社会政治改革的基本精神与出发点，就是回归台湾社会现实。不管对本省或外省籍的这些年轻知识分子而言，回归现实是对家庭或学校教化而来、缺乏实际生活经验基础的拟流亡、拟漂泊心态，或半拟流亡漂泊心态的反省与批判。对他们而言，民族主义的“中国意识”与社会关怀的“台湾意识”两者并无太大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即他们认为“既为台湾的生存，也为中国的前途，或者更明显的意涵是说为了中国未来的前途，就得先要确实地关怀台湾现在的生存问题”［8］。构成个人的或集体的行动者之历史意识或历史感的核心，是一个特定的历史叙事。作者通过对大量史料的分析，指出众多“回归现实世代”成员的“回归现实”或“回归乡土”理念及改革主张，都凭籍一个关于中国在十九世纪中期后，近百年来抵抗外国强权、追求独立、民主、自由发展的国族历史叙事，来理解台湾的处境，并且定位自己这一代在其中的责任与使命。从集体认同与集体记忆之间关系的角度来看，1970年代具有回归现实理念的青年知识分子在理解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时，主要是把它们放到一个既有的、以中国民族主义为中心主题的集体记忆——亦即关于中国人、中华民族过去集体经验的叙事模式——中去理解，把台湾涉及国际政治因素的政、经、文化问题，以及钓鱼岛主权争议、台湾丧失联合国代表权等“外交”挫折，视为这个情节发展的一部分。他们强烈反省与批判战后二十几年国民党统治所形塑的流亡心态，提倡改革创新的政治与文化理念。对于出生、成长于台湾的“战后世代”，不管省籍为何，台湾社会是他们最直接熟悉而可理解的现实。但是这种被理解的现实是凭籍中国国族历史叙事所掌握的现实，是“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所看到，属于“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经验、感受与命运。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些具有公共关怀与改革意识的“战后世代”知识青年，毋宁是在台湾寻找“中国性”（Chineseness）。［9］这种情形，也是他们努力地将自我与社会及其相互的关联，纳入一个特定历史叙事来理解的过程与结果。但作者认为，1970年代党外以中国民族主义叙事来理解反对运动，在实际的行动目标上，则是以保卫台湾为目的。党外人士即使怀抱中国（民族）认同，但这种认同在政治上落实的国家选择，至多是没有排除一个可能涵盖台湾与大陆的“未来中国”的出现而已。〖BT3〗四、从中国民族主义到“台湾民族主义”——抗日历史叙事的建构与重构1980年代后，台湾许多以“战后世代”为主的党外人士与本省籍文化界人士经历了从中国（民族）到“台湾（民族）”的历史叙事与认同的明显变化，逐渐成为“台湾民族主义者”。本书依据大量的史料对此一过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作者指出在许多与国族认同有关的集体记忆中，“他者”加诸于“我群”的苦难（包括剥削、压迫、武力抗拒等），以及我群对这种苦难的抵抗（包括不合作、逃难、武力抗拒等），扮演极重要的角色。战后台湾社会面临一大难题，为如何面对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及影响和如何定位“日据时期”的历史经验。在这个被殖民经验的历史叙事中，以抗日的集体记忆建构与国族认同议题的关系最为密切。在战后台湾文化与政治发展的不同阶段，关于日本殖民统治的集体记忆建构中，“抗日”经验，尤其是日本殖民统治早期的武装抗日居于核心的位置。对作为“祖国政府”的国民党当局而言，牵涉的是在经历五十多年异族统治的地区，如何发展一个被殖民的集体经验之历史叙事模式，并且它可以被视为合理正当的，以作为整合国族认同之重要凭籍。2?28事件之后，到1970年代的30年左右，关于日本殖民统治时代的集体记忆，几乎就等于抗日的集体记忆。在国民党统治下公共领域中被视为合理正当的日本殖民统治集体记忆中，台湾人的抗日经验，可以说被“模式化”——亦即被“中国化”，或者更恰当地说，是被“（中国）民族化”——而成为其集体经验叙事模式中一个极重要的历史情节。但是，国民党的战后抗日集体记忆建构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对左派与共产党抗日历史的排除。因为台湾是中国最早被割让成为殖民地的领土，反殖民主义的左派思想很早就在殖民地时代台湾民众的抗日活动中发生影响。1947年2?28事件之后，台湾的知识青年中左倾化倾向加剧，在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中又遭受残酷的镇压。许多日据时代的抗日人士在国民党时代又因左倾思想而被枪毙或投入监狱。日本殖民统治下以抗日为特征的台湾文学及台湾人抗日史在战后国民党所建构的大中国史观中并没有获得肯定。与此相对应的是随蒋介石来台的外省人掌握了政治上的权力中枢，本、外省人处于在政治上不平等的状况，因此对于对国民党统治有异议的人们（包括本、外省籍）而言，回顾日本殖民统治的这段历史，重点则在于发展另类的记忆。在1970年代的回归现实潮流中，以陈映真为代表的众多本省籍乡土作家将自己的文学创作与日本殖民时代台湾新文学关联起来，强调共同的民族精神，同时批判当时弥漫于台湾社会的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党外康宁祥等人建构“作为中华民国历史财富的台湾人抗日史”。黄煌雄对蒋渭水的历史定位是强调抗日台湾先辈作为在台湾的中国人之祖国认同，以及孙中山领导的中国近代民族运动对台湾先辈的巨大影响。《台湾文艺》热心推介日据时期台湾作家与作品，视为中华民族可贵的文化遗产。笠诗刊也刊载讨论日据时期台湾的新诗，强调这些诗歌中所流露对祖国的响往，而其中年轻的诗人更致力于追求创作的中国性与乡土性。这些本省籍的文化人及党外运动人士挖掘、建构日据时期抗日历史的目的是为了确认台湾人的中国性，并试图正当化他们党外运动与对国民党的批判，进而寻求在战后台湾人与外省人文化上、政治上不平等现状的改变。至少到《美丽岛》创刊前后，以本省籍为主的党外人士，在对自己“战后世代”位置的强烈自觉上，都是站在一个既是台湾人、又是中国人的主体位置来思考的。正当党外人士怀着强烈的世代身份自觉意识与历史感踌躇满志准备通过选举参与政治时，1979年因为台美“断交”，蒋经国宣布选举停办，党外人士通过选举参与政治的途径被阻断，与国民党对抗态势升高，开始走向剧烈的街头运动，国民党加紧对反对运动的压制。在“美丽岛事件”及其后对反对运动的惨烈镇压之后，一部分本省籍的作家与文学评论者开始建构“台湾民族主义”的历史叙事。在这种叙事中日本殖民统治被视为一项历史“资产”，成为建构“台湾文化特殊性”重要多元来源之一。而这种文化特殊性，尤其被描述为有别于中国文化。于是日本殖民时期的台湾新文学被民族化为“台湾的”、而不被视为中国的。1970年代的乡土文学被排除在“台湾意识”、“台湾（民族）文学”的发展之外。党外也通过对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人社会运动史的重构，将它与反对国民党运动联系起来，重新诠释过去。他们修改对台湾历史的看法，以符合自己目前的“台湾民族主义”主张。如黄煌雄对研究蒋渭水的旧作进行了改动。蒋渭水被塑造成“本土运动家”与带着“台湾民族主义”意涵的“台湾精神”的象征，而这与70年代是相当不同的。这种政治、文化界的“台湾民族主义”历史叙事的重新建构，实际上承袭了1970年代“回归现实世代”所挖掘关于台湾的种种过去，以作为叙事情节的现成素材，但以新的叙事主体而赋予这些素材新的意义。〖BT3〗五、历史叙事主体的变换与“国族”认同的转变1980年代后，以笠诗社、《台湾文艺》为主的本省籍作家与文学评论者及一些加入民进党的党外人士理解日据时期台湾文学与台湾人抗日史的参考架构逐渐从中国民族主义转变到“台湾民族主义”。从台湾史观发展的角度来看，1970年代的“回归现实世代”所发掘的那些在战后社会公共领域中被忽略、排除、压抑的关于台湾的种种过去，提供、准备了“台湾民族主义”历史叙事情节所需的素材。但是，1970年代在回归乡土、民主革新、省籍平等要求中，“回归现实世代”的历史叙事主体是作为中国人、中华民族的台湾人。那些被重新挖掘、要求在公共领域被承认、重视的种种过去都从这个主体位置取得意义，并且籍著相关行动的问题意识所引领的情节赋予，成为其历史叙事情节的组成部分，彼此共同构成一个具有内在意义的整体。到了1980年代，那些已历经十年光阴所挖掘关于台湾的种种过去，成为“台湾民族主义”历史叙事情节现成的材料。一旦扬弃了中国人、中国认同，使台湾人、“台湾民族”成为新的叙事主体，那么根据新的行动的问题意识（“独立建国”）赋予那些素材新的意义，一个被构建的完整的台湾史观于焉浮现。作者认为，以事后回顾的观点来看，从1970年代追求民主革新与省籍平等的族群政治、文化转变到1980年代之后追求“独立建国的民族主义”政治、文化，以及其间涉及的叙事、认同与行动的差异，并非跨越一线之隔那么容易而自然地连续。激化党外人士——以及许许多多后来成为“台湾民族主义者”的人士——全然突破那族群政治、文化与民族主义政治、文化之隔的，是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之交，国民党当局面对党外挑战时所主导的压制、冲突、暴力、流血、构陷、监禁与谋杀，以及这些所带来的众多牺牲。在1980年代之后众多的党外人士以及本省籍文化界人士，在党外与民进党对国民党、“台湾意识”对“中国意识”、“独”对“统”的挑战与竞争中逐渐成为“台湾民族主义者”。如果没有发生“美丽岛事件”，党外政治理念与行动是否会在1980年代后快速地激进化，恐怕不无疑问。而在此过程中企图替代中国史观的“台湾民族主义”历史叙事，亦即1980年代之后反国民党的本省籍政治与文化界人士所谓的“台湾史观”，是否会快速发展，大概也很难说。90年代中期之后，许多具有明显的“台湾民族主义”信念者，逐渐参与官方的文化活动与决策，而愈来愈多的“台湾民族主义者”及其文化活动也得到官方的肯定与赞扬。特别是民进党取得政权后，台湾政治的“本土化”、“台湾化”达到高峰。作者在实证分析后指出，人们对于自己在时间历程中的生命存在即生活经验的理解方式，与叙事及认同具有密切的关系。从叙事者的主体位置出发，叙事以情节将人们直接的与间接的经验，以及过去、现在与未来，整合联系成一个具有内在意义关联的整体，提供人们建立认同、思考利益与决定行动的重要参考架构。这种参考架构非常重要。族群主义与认同政治经常涉及的对立“历史诠释”之所以难以找到令当事的各方可以满意的替代诠释，通常不在于叙事情节所涵盖的历史经验或事件的差异，而在于从不同叙事者的主体位置出发，赋予历史经验或事件在不同的整体情节中不同的位置与意义所致。“在历史叙事的建构与再建构中，‘过去’与‘现在’的关系并非稳定。集体记忆与集体认同、集体过去与集体自我的关系是相生相成、一体两面的。关于‘我（们）是谁’等等的主体的塑造，从来与我们对过去的塑造是分不开的；而不管是主体性的塑造或过去的塑造，都是受到特定历史阶段与特定政治力量所左右的。国族的历史叙事模式，正彰显这个事实”。［10］作者还指出，从叙事认同的观点来看，减少族群与民族主义认同政治中的冲突、屈辱与仇恨，不管是在认同的理论分析上或者是日常认同政治的批判实践上，“切要的是如何对待人们认同的‘叙事的真实性’，而不是其‘本质上的真实性’。也只有以这样的理论观点，才能恰当地理解70年代党外与其他“回归现实世代”的历史建构，以及后来他们当中部分人士在“国族认同”上的转变，还有80年代之后“台湾史观”、“台湾民族主义”的发展。”［11］〖BT3〗六、本书的贡献台湾社会主要是由各个不同时期的大陆移民组成的移民社会。晚近一百多年来，由于经历过50年日本殖民统治，战后又经历了国民党当局迁台而带来的短期内大量军民的移入，因此不同年龄层社会成员之间由于不同的历史体验而存在着明显的政治与文化上的冲突与断裂。有关战后台湾政治、文化变迁的研究著作很多，但通常以省籍、政党政治作为切入点者居多。本书的作者以世代这个理解战后台湾政治、文化中非常重要却又往往被忽略的面向为切入点，将历史视为一个动态的本体，对台湾战后的政治、文化变迁所进行的本体论、认识论层次的探讨，对我们了解当下的台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作为一部历史取向的叙事认同研究著作，本书既在于澄清这个社会的故事，希望也有助于许多个人理解他们与这个社会的历史关联，让读者觉得他们个人的生命故事与这个社会的故事有所联系。”［12］作者自叙本书的主旨在于“挑战一般所流行的民族主义者关于这个关键时期的标准故事，并且分析当时“战后世代”重新建构台湾历史叙事的社会脉络与过程”，从这个角度而言，本书也可说是一部不同于时下台湾流行的有关这一时期“标准故事”的历史叙事，也是对台湾社会的一种弗洛伊德式的解析。本书不仅资料翔实，而且概念清晰、理论推理严谨、结构完整，是一部横跨历史学、社会学、哲学、政治学、文学等诸多领域的跨学科研究成果。本书所牵涉到的研究对象众多，作者所定义的“回归现实世代”现在还在各个领域主导台湾政治、文化的时代潮流，包括国民党主席马英九、民进党主席苏贞昌等。本书既是一部实证研究著作，也是一部理论专著。作者对世代理论与叙事认同理论均有所创新。作者所提示的理论框架不仅对研究台湾社会、大陆社会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文化变迁均有参考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本书堪称一部探索深层历史——即历史这座冰山下的底流之力作。〖BT6〗〖CD42mm〗〖HT5K〗注释：〖HT5”SS〗［1］萧阿勤：《1980年代以来台湾文化、台湾民族主义的发展：‘以台湾（民族）文学’为主的分析》，《台湾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3期；《台湾文学的本土化典范：历史叙事、策略的本质主义与国家权力》，《文化研究》，2005年第1期。Hsiau，A-chin（2000），Contemporary 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London:Routledge；《时间、叙事、与知识建构：从台湾的‘中国现代化’社会科学研究（1960-1970年代）谈起》，《叙事的社会、社会的叙事》研究工作坊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2011年4月22日。［2］［3］［4］［5］［6］［7］［9］［10］［11］［12］萧阿勤：《回归现实——台湾1970年代的战后世代与文化政治变迁》，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专书第6号，台北，2010年二版。第28页、第42页、第36-37页、第38页、第39页、第99页、第130页、第200页，第342页，序。［8］作者这里的“轴心时期”概念系借自德国哲学家雅斯培（Kar TJaspers，1883-1969）。雅斯培以“轴心时期”来形容人类历史从公元前800至200年尤其是公元前500年左右——的这段时期。当时中国、印度与西方，人们开始反思自身存在的种种问题，而在三个地区几乎同时发展了各具特色的思想文化。雅斯培认为：“这个时代产生了我们至今仍在其范围内思考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类仍赖以生活的世界宗教的开端。……这个过程的结果是：到那时为止被无意识地接受的观念、习惯与环境，都受到审察、质疑与清理。”作者认为，就70年代的政治、文化变迁的性质，以及对其往后社会的重大影响而言，它在战后台湾历史上，犹如雅斯培所认为那段西元前时期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一样，因此作者用“轴心时期”来形容70年代在战后台湾历史上的重要性。〖HT〗〖BT5〗〖JY，2〗（责任编辑〓刘国奋）〖LM〗〖HT〗〖HJ〗台湾研究?历史2013年第1期“光州固始”与闽台的历史渊源关系

　　陈榕三作者为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理事、福建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2012年6月18月，国台办主任王毅在厦门“海峡论坛”宣布“河南固始根亲博物馆”为两岸民间交流基地。台湾的“河洛郎”，是历史上数次大迁徙中由中原经福建再到台湾的。每五户台湾居民中有四户称先民来自“光州固始”。在闽台人的心目中，“光州固始”就是原乡，就是中原，就是他们永远的根。

　　一、“光州固始”是中原移民南迁之根据地

　　闽台是移民社会。在今天的福建和台湾，原住民均占不到2%，大多数都是中原移民。

　　上至两汉，下至明清，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河南“光州固始”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历史因缘，而成为向闽台移民的肇始地，成为众多闽台人和海外华人华侨的祖根地。

　　西汉时期，汉武帝在平息闽越国叛乱后，三次将闽越边民迁徙到“江淮之间”。固始历史属地因有孙叔敖兴修的“百里不求天灌区”，农业生产条件优越，当然成为北迁闽人的首选之地。地处数千里之外的闽越从此与固始联系到了一起，这就为以后的中原士民南迁特别是固始属地士民定向徙闽创造了先导条件。［1］

　　古代中原民众为躲避灾祸或其他原因多次经过固始（其中不少是固始人），迁往闽粤等地并落地生根。加上台湾大部分人都是明清时期福建、粤东移民的后裔。所以，台湾大多数人的原祖籍在固始。闽、台一带对固始多怀“祖地”之尊。造就了“台湾访祖到福建，闽台思源溯固始”的寻根文化现象。

　　特别是在由晋唐至两宋的时间里，地处江淮间豫皖结合部的河南省固始县，作为历史上中原地区向皖、苏、浙、赣、闽、粤，尤其是向闽台一带移民的根据地，在中原移民史上具有重要位置和深远影响。

　　追溯固始移民史，其中有4次规模较大并对闽台影响深远。一次是西晋“永嘉之乱”，世称“五胡乱华”，中原动荡，衣冠士族、平民百姓纷纷避乱南逃。唐代，福建闽县人林谞撰《闽中记》载：“永嘉之乱，中原土著林、黄、陈、郑四姓先入闽，今闽人皆称固始人。”

　　另一次，就是北宋末年“靖康南渡”，金兵入主中原，固始两度沦陷，“县无治所”，长达75年，直至宋元交替，固始境内战事频任，生灵涂炭，吏民纷纷举家南迁，多数因循入闽，落籍扎根。［2］

　　而在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唐代两次固始移民。其中除唐初陈氏父子负命率固始籍将士和家眷40余姓、八千余人入闽外；唐末又有固始人王潮、王审知兄弟率固始乡民50余姓、数万余人随黄巢起义，渡过长江，转战闽中。至王审知继任，雄才大略，施政有方，百姓爱戴，有口皆碑，被尊为“闽王”。

　　民族英雄郑成功、著名将领施琅、爱国华侨陈嘉庚，他们都是唐代两次固始移民南迁的后裔，当然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

　　由于唐初“开漳圣王”陈元光父子与唐末“闽王王审知”兄弟的两次大移民，福建的人口从西晋后的不足万户，发展到王审知治闽后期的46万多户。闽王王审知与其兄王潮、王审邽合称“开闽三王”。其中王审知还被尊为“八闽人祖”和“开疆闽王”。

　　“光州”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州(郡)级政区，位于现在的河南省信阳地区。古代的光州位于大别山和淮河之间，辖境相当今河南潢川、光山、新县、固始、商城等县及安徽金寨县西部地。从政区沿革看来，“光州’，这一地名出现在南北朝时期。《元和郡县图志》卷第九：“梁末于县(光山)置光州。”

　　自此，历隋、唐至明清，均有光州之称。固始属于光州之下属县，“光州固始”成为一个关系十分密切与稳定的地名结构。因此，“光州固始”作为一个整体，保留在沿革地理的地名之中。

　　固始古为番、蓼、蒋等国，东汉光武帝刘秀取“事欲善其终，必先固其始”之意封开国元勋、大司农李通为“固始侯”，从此便得名“固始”，迄今2000年历史。

　　固始的自然地理特征是山地、丘陵、平原相间，河流、湖泊、陂塘交织，兼具可粟可稻、可渔可狩之利。同时，固始不仅自古罕见毁灭性自然灾害，其生态系统还具有甚强的自我恢复、自我调节能力。因而，固始可以承载相对众多的人口在此生存繁衍。

　　固始成为人口迁徙集散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固始是中原腹地惟一一处水陆交通俱佳之地。

　　固始作为闽台众裔的祖根地，既是时空的巧合，也是历史的必然。固始地处淮河南岸，处于“吴头楚尾”、“豫南杨北”交通孔道上，自古是中原通往华东的咽喉。逢中原战乱，每必祸及，但“百里不求天”的沃野，使它创伤的愈合力特别强，战乱一平息，故邑之民返居，他邑之民迁入，很快又聚居成邑，因而成为中原人口迁徙的集散地。［3］

　　在中国古代，一方面有许多“光州固始”籍人氏南迁入闽；另一方面，“光州固始”由于它的区位优势，而成为中原汉人南迁的聚集地或中转站。中原汉人的南迁，大多由淮河支流汝颍河东南下进入淮河，或者从淮河上游顺流东下，进入江淮地区。

　　一些非“光州固始”籍的中原汉人也是在固始集结、中转、出发。“光州固始”作为他们离开故土的最后一站，给他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地理印象。他们将这种记忆传给后世子孙，从而形成了后世称祖“皆曰从光州固始来”这一现象。

　　其中“三河尖”作为中原汉人移民南迁最显著的地理印象，早已闻名于闽台人及其后世。

　　三河尖，地处固始县东北边缘，因淮河、史灌河、泉河三条河流在此交汇而得名。

　　三河尖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淮河中游重要的航运码头。航运业兴盛时期，这里商贾云集，一派繁华景象。白天，十里河巷桅杆林立；夜晚，水陆灯火交相辉映，曾经有“小上海”之誉。许多年前，许多固始移民就是从这里出发，经淮河后再辗转前往福建。

　　“固始紧邻淮河，水系发达，水运方便，当年固始人南迁很多人走的就是水路。”固始县原政协副主席、现任固始文史研究院院长陈学文说。他还说，他曾经在泉州的一条古街上发现一块石碑，即是上述迁徙的实证。他回忆说，石碑上记载了唐代固始人迁徙入闽的路线图：由三河尖码头乘船起航，入洪泽湖，进长江水系，经赣江、汀江，终入福建、台湾。［4］

　　留给闽台人及其后世的另一显著的地理印象是：固始八景之一的“大山奶奶庙”，西距离固始县城25公里，千百年来香火不断，特别是每年十月十五庙会（该庙会早期是为欲赴闽台者设立的），这天周边数十万善男信女成群结队上山烧香祈福，场面十分壮观，故有“三省十县祈拜圣地”之称。

　　庙中所供奉的魏敬夫人（599～691，字玉珏，号云霄，隋朝中书令魏潜之女；唐太宗李世民的宰相魏征之堂妹)。唐天宝年间，陈元光孙陈鄷回乡建祖祠，同时在浮光山顶修建“云霄庙”（民间称“大山奶奶庙”），有殿堂99间，供奉着许多当年开拓闽台的固始入闽始祖的神像。

　　唐总章二年（公元669年），陈政被困九龙岭。朝廷命陈政兄陈敏、陈敷两位将军再率固始府兵前去增援，古稀之年的魏敬携媳、孙同行。援军行至浙江省江山县境内，陈敏、陈敷及二将之子染疫病亡，魏敬夫人强忍巨大悲痛，自挂帅印，统领大军继续南下。与陈政会师之后，运筹帷幄，尽荡“蛮獠”。

　　陈政病逝后，她又协助孙儿陈元光开发治理闽粤，安抚民众，发展生产，开建漳州，传播中原文明，使蛮荒不毛之地成为文明富庶之乡。其后世广为流传的文学形象“佘太君”，其原型就是魏敬夫人。［5］

　　还有，固始郑氏作为有着悠久历史的邑中望族，其祠堂存有台湾后裔送来的《郑氏附葬祖父墓志》（由郑成功长孙郑克塽撰文、次孙郑克举勒石）（复印件）云：“先世自光州固始县入闽。”及亦含有同样记载的《石井郑氏本宗族谱》（手抄本）（原件已流入英国博物馆）。其固始汪棚乡邓大庙村上、下郑庄的“郑成功祖居地”也正日渐成为闽台人的又一个重要地理印象。

　　二、“光州固始”是闽台姓氏的发源地

　　中国姓氏，以悠久而正肃闻名于世。其中“光州固始”至闽台的姓氏流向，尤为突出而又支系明晰。它起于一千六七百年前的晋代，突出在唐代，直至宋、元还有流徙，可谓“晋代肇启，宋、元不已。”

　　闽台许多宗庙祠堂里镌刻“宗由固始，将军及泽”。在福建至今仍保存完整、有史可考的70座名祠、130姓氏之祠堂、家庙或纪念祠，供奉着由“光州固始”入闽始祖150人。台湾同样也有众多祭祀始祖来自“光州固始”的祠堂、家庙，他们与原乡固始现存祠堂、家庙共同形成独具特色的姓氏资源。

　　闽人谱牒中，最少有60个姓氏号称其入闽始祖，来自于唐代的陈政、陈元光与王潮、王审知两批移民。其中，王、郭、叶、何、詹、孙、姚、唐、万、汤、丁、刘、黄、李、许、曾、吴、沈、施、余、吕、龚、柯、潘、赖、庄、张等姓氏，直接指出其先祖来自于“光州固始”。

　　其他，还有点明来自“河南固始”、“固始”、“河南光州固始”、“河南”、“汝宁光州固始”以及“河南光州”。但总的来说以包含有“固始”与“光州固始”者占绝大多数，因此“光州固始”在闽人心中，已成为家族寻根的符号，具有十分神圣的地位。［6］

　　同样，台湾现有县志和谱牒中也不断出现台闽祖根在固始的论述。1988年，台湾出版了世著《台湾族谱目录》，收录多姓万余谱牒，这些家族开基祖，大部分来自“光州固始”。

　　从晋朝以来陆续南迁的“光州固始”移民，在泉州沿江而居，“晋江”因此而得名。被誉为“活化石”的泉州南音南戏，至今仍保存中原晋唐古音。还有许许多多的中原古姓氏，也保留在闽南，如陈、林、黄、王、郑等等。

　　台湾《唐山过台湾》的故事说：“台湾人的姓氏、名字的排行，乃至家族世代相袭的堂号和郡望，无一不是大陆各地的延续，台湾有的，大陆必定会有。”

　　目前台湾2300多万人口中，泉州府籍的占448%。根据最新统计资料表明，目前台湾“百家姓前十名为陈、林、黄、张、李、王、吴、刘、蔡、杨”。这与泉州百家姓前十名（陈、林、黄、王、李、吴、张、郑、蔡、苏）的排列顺序十分接近。

　　2000年11月，固始县人口普查时统计，县内有560个姓氏。由于历史悠久，固始历史地域几种文化交汇，成为姓氏产生较多的县份。如孙，此姓源于春秋楚庄王时令尹孙叔敖。其孙辈去叔字为孙氏。孙叔敖，楚国期思县潘乡人。春秋潘乡，即今固始县城一带。［7］

　　福建闽侯县昙石山遗址出土文物表明，距今5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先民繁衍生息在福建这块沃土上，然而有关原住地民的姓氏记载，则付之阙如。从大的方面来说，由于福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是原住先民在同中原南迁人士的融合、交汇中发展起来的，因此，福建姓氏文化的起源与发展，显然与南迁福建的中原人士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

　　固始姓氏入闽，主要集中在唐代的两次移民，据最新研究成果，至少有蔡、曹、陈、程、戴、邓、丁、董、范、方、冯、傅、高、龚、顾、郭、韩、何、和、洪、侯、胡、黄、江、金、康、柯、赖、雷、李、连、梁、廖、林、柳、刘、卢、吕、罗、骆、马、茅、倪、潘、彭、邱、商、邵、沈、施、宋、苏、孙、汤、唐、田、涂、汪、王、魏、翁、吴、萧、谢、许、薛、严、杨、姚、叶、应、尤、游、俞、余、袁、曾、詹、张、郑、周、危、朱、庄、卓、邹86姓，随唐代两次固始移民入闽。［8］

　　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朝廷先后派陈政率兵3600名、45姓和其兄弟陈敏、陈敷率兵5000余人、58姓军校入闽执行军事。后陈政兄弟及其部属大多在漳州一带定居；而其中的陈、丁、方、黄、吴、张、柳、汤、欧、沈、马、卢、江、宋、何、韩、柯、郭、高、郑等姓，分迁于福州地区。

　　后来，随唐牧马监陈渊入闽，尚有蒋、许、翁、李、张、黄、王、宫、刘、洪、林、、萧等姓。

　　唐末，中原战乱，光州固始人王潮、王审知兄弟随王绪统军入闽，俗称“十八姓从王”，这18姓指的只是军校，后又有“七十姓从军”的说法。据新编《固始县志》和最近“豫闽台姓氏源流研讨会”论文，当年随王审知入闽的约有二、三万人，有王、陈、林、刘、郭、谢、吴、张、黄、周、许、杨、苏、邹、詹、薛、姚、朱、李、郑、程、严、董、吕、孟、连、湛、虞、庾、戴、蔡、庄、邓、柯、沈、萧、卓、何、孙、缪、赵、高、施、曾、卢、廖、马、傅、韩、释等50余姓。

　　宋末景炎元年(1276年)，宋帝赵昰携随从入闽，定居闽中的约50个姓，其中赵、简、游、范、杜、纪、姜、田、女、邵、童、饶、华、凌、俞、钱等姓，是此前未曾入闽的。［9］

　　据2000年11月人口宗族籍贯统计，福建省人口有汉族人2958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9845%，其中祖籍在河南固始的就有1000多万人，加上客家人500多万人和河南其他地区的入闽人口，河南籍后裔已占福建人口一半以上。而漳泉地区“光州固始”藉也占了多数。

　　清末，福建已有姓氏200多个。

　　据考证，从福建的姓氏发展过程看，有如下特点：

　　第一，姓氏的外来性。福建历史上很早就有居民，但在西周时期，只有贵族有姓，庶民无姓，福建地处蛮荒之地，闽族只有图腾，没有姓氏。中原士人南下福建，同闽族人融合，带来中原的姓氏文化。今福建话仍把女子称为“诸娘人”，称男子为“唐部人”，可看出原住民的无姓状态。他们同中原人士融合后，采用中原人的姓氏。

　　第二，福建姓氏大多来自河南固始县。汉武帝灭闽国后，涉其民于江、淮间。后有不少人返回福建。这样，就存在福建同地处河南、安徽交界的河南固始县的一条古代交通要道，即由福建出闽北到江西，经由九江一带过长江进入安徽，由安徽寿州到河南光州固始县。相反，其也能成为中原移民南下的路线。唐代，陈政、陈元光入闽、唐末王审知兄弟入闽，带领大量固始县居民进入福建，留居福建。这些男子当时就被称作“唐部人”，为福建姓氏的主要渊源。［10］

　　而从《台湾通志》所提供的材料，也可以看出，台湾的居民姓氏主要结构和福建大致相似，这是因为台湾居民大多是由福建播迁到台湾的，尤以漳州和泉州地区移民为最多。据1930年台湾统计的人口资料，当时台湾总人数为3751600人，其祖籍注明从漳州和泉州二府移去的为3000900人，占当时台湾省总人数的百分之八十。

　　福建的姓氏专家称，台湾的姓氏主要是从福建迁入，台湾的“十大姓”中和福建有9个是相同的，连排序都惊人地相似。

　　如《台北县李氏族谱》称：“先祖光州固始人，唐末随王潮入闽”。台北县板桥镇《王氏族谱》谓：“三十四世晔为光州定城令，因家于固始。”台湾《黄氏族谱》记载：“前先四十三世南陆居河南光州固始”。据基隆市《颜氏族谱》谓：“颜氏随陈元光入闽，永历十五年颜望忠随延平王入台。”与福建相关族谱相同。固始-福建-台湾播迁线路清晰可考。［11］

　　随陈氏父子和王氏兄弟入闽的军校后来成为各个姓氏的开闽始祖，而后徙台。其中“郑”姓后出郑成功，“施”姓后出施琅，两人对台湾影响巨大。如今，台湾不少政界要人也称其先祖和固始有关，包括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台湾“立法院长”王金平等，其中王金平在台曾以王审知族裔的身份出席活动。

　　三、“光州固始”移民对闽台的影响

　　陈元光父子、王审知兄弟等这些名扬闽台的人物集体历史功绩的建树，对闽台的历史重要影响有：

　　(一)使中原地区中央政权统治势力直接向南扩展

　　自古南方各地土著居民与北方中原王朝的联合和斗争，是刺激中原移民南下发展的直接动力之一。

　　秦汉之际。越王勾践的后代无诸，协助诸侯灭秦，后来又帮助刘邦消灭楚霸王项羽，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后，就册封无诸为闽越王。闽地土著居民开始强盛，不断围攻东瓯七闽之地，从南面对中原地区中央政权构成威胁。［12］

　　因而中原王朝复鼓励中原移民垦边保卫中央政权。到西晋就出现了：一是官宦带头组织。如明嘉靖《建阳县志》据有关族谱载：“因中国北方战乱，晋永嘉三年，危京从光州的固始县率乡民避乱到建州（今建阳）任刺史，其乡人后均落籍建州。”西晋散骑都尉陈润亦是其固始族谱记载其西晋末年自光州固始携众入闽的。

　　二是士族纷纷响应。其中固始士族尤为显著，这从当地士族祠谱中得到印证。固始《黄氏宗谱?序》：黄姓于“永嘉之乱，中原板荡，流闽者百五十余户”。明嘉靖《固始县志?隐逸》引《闽中记》载：“观福清唐尚书右丞林贽、御史中丞陈崇等其西晋士族先人率众入闽可见其固始籍谱”。这在史书称作“衣冠南渡”。它使中原地区中央政权统治影响力从此直接向南扩展。［13］

　　唐朝朝廷则鼓励军事移民。唐初，陈政、陈元光父子率“光州固始”府兵3600名及后5000名援兵入漳并“开漳”，使泉、潮间数千平方公里蛮荒之地从此纳入了中原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

　　唐末，王审知兄弟率义军“奉版南下”，进入福建、统一全闽。由于王审知高举维护国家统一大旗，使周边割据政权不敢觊觎，闽越土著分裂势力从此消亡。此后，福建始终在中央政权的有效管理之下。

　　南宋，中原人再次掀起移民南下高潮。使中央政权统治势力向东南海上扩展。当时泉州府也于澎湖列岛设戍，已有中原士民进入该地区。［14］

　　（二）使闽台地区全面“中原化”

　　从文化的本质意义上考察可知，闽台文化的基本特点是移民文化，主要是是西晋、唐宋时期中原文化的延伸。

　　西晋，北方汉族开始大量入闽，与当地闽越族融合同化，带来了黄河流域的先进耕作和冶炼等技术，促进了该地区的社会发展。而不同的民族融合与交流形式，大大缩短了中原人与闽越人之间的距离，增强了文化间的相互影响，其中主要的是中原文化对古闽越文化的影响。

　　唐初，泉、潮间被视为“蛮獠”的少数民族，几乎还处于氏族社会末期，多住在“背山面海”的“蛇豕之区”，以狩猎为生，山洞为家，他们常与安居从事农耕的汉人发生冲突，（见陈元光《谢准请（建州县）表》。）陈元光取消部落奴隶制度，创建漳州。并大力推行中原农耕制度及汉蛮通婚。此后，中原文化包括语言在闽南全面普及。

　　唐末，王审知兄弟在福建继续传播中原文化的政治理念。为此，他奉行“中原优先”政策，优待中原移民；接纳中原各地来避乱的中原上层人士和知识分子，或委重任，或作幕僚，或使以执教。包括大司农王标、司勋员外郎王拯、曾任河西节度使的翁郜，及后唐庄宗之弟李崇礼等。使中原的政治思想、政治体系从此在闽扎根。［15］

　　这也导致了闽台地区全面“中原化”。居民的血统、心理素质和民族意识自此与中原息息相通，源远流长的华夏文化在闽台之域得以发扬光大。“中原化”和“中原意识”从此成为闽台社会主流、政治共识。

　　南宋中原移民的中上层群体，作为中原文化尤其是制度文化和学术文化的主要载体，又给闽地带来中原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的大发展。［16］

　　中原移民不仅促成了闽台的“中原化”，即政治制度的一体化进程，也从社会层面改变着闽台的组织结构，这主要体现为中原宗族制度的普及。西晋时中原的名门大族迁居闽地，奠定了闽台宗族组织的基础。唐宋时士大夫和普通百姓的南迁，使闽台的宗族组织更为繁盛。故从宋代起，闽台各地普遍出现宗族祠堂、义庄、族学等事物，以及纂修族谱、家乘的宗族活动。

　　今之闽台，随处可以看到表明先祖来自中州、固始的墓碑、墓志、家乘，在府、县志、族谱中，也记录着与中原的渊源关系。宗法制度的确立，又从社会基础上巩固了“中原化”和“中原意识”的历史成果。至今，闽台人仍以“河洛郎”、“河洛话”为荣。

　　（三）为开发台湾准备了充足的人力资源

　　西晋以降，由于南迁的中原移民多为衣冠士族，都具有较高的生产技能和文化素质，加快了闽地的发展。闽地发展为移民开发台湾作好了人口和文化等方面的准备，也是固始移民对台湾最终进入中华版图所做出的贡献。

　　《晋书?地理志》记载西晋太康三年（282年）闽地所属的建安、晋安二郡有民户8600户；《隋书?地理志》大业初年（605年），建安郡（相当晋置建安、晋安二郡）有民户12420户。320余年，户口增加3820户，其中相当部分是固始士民入闽所致。

　　《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乾元二年（759年），漳州5846户，17940人。这些户籍人口，大半是唐初由固始入闽的氏族后裔。

　　《宋史?地理五》记载，北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年—1106年），福州领12县，211552户；泉州领7县，201460户；漳州领4县，100469户；三州总户数为513481户。这些户籍人口，大部分是由固始入闽的唐人后裔。

　　宋代以后，福建“土狭人稠，田无不耕”，所以固始人又开始聚族向“土旷人稀”（45人／平方公里）的潮汕地区、进而跨海向台湾地区迁移。南宋时澎湖隶属泉州晋江县。

　　元代，福建省府曾治泉州，“距瑠求（台湾）为近”，台湾收附。《元史》“瑠求”与“三屿”记载：元成宗元贞三年（1291年）九月，福建省都镇抚张浩、福州新军万户张进收复台湾，澎湖（三屿）早附。

　　至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福建籍户增至815527户，人口增至3916806人。闽地人口的增长，自是含有南宋固始士民入闽后裔的繁衍。其中也有部分入闽士民进入闽西、赣南地区，成为客家先民。［17］

　　其后，福建沿海泉州、漳州居民陆续开发台湾，垦植、经商，至明代末年居台人数已达10万。明朝天启四年（1624年），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明末将领民族英雄郑成功带领军队漳泉民众25万人，于清康熙元年（1662年）驱逐荷兰殖民主义者，收复台湾，沿海漳州、泉州居民随之大批徙居台湾。连横撰《台湾通史》记载：“郑经弃金厦，沿海人民航海而至者十数万人。”

　　郑经居台，不归清廷。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福建水师提督施琅领军漳泉民众2万人，收复台湾，又有漳泉二州居民数十万徙居台湾。雍正年间（1723年～1735年），台湾中原士族后裔居民在60万以上。乾隆二十年（1755年），全台户口将及100万人。嘉庆十六年（1811年），全台200万人。光绪十三年（1887年），台湾建省，人口320余万。［18］

　　历史上入台湾的汉族移民包括祖籍中原河洛的移民，他们目的的实现，都是在大陆。这就形成了台湾移民社会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地区的移民社会不同：他们不是以离开自己的家乡为目的，而是以重返自己家园为归旨的。这就赋予了台湾社会十分普遍而强烈的祖籍观念和民族意识。他们所携带的中原文化基因至今还在影响着台湾社会。

　　注释：

　　［1］何乔远《闽书》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出版，第146页。

　　［2］据《固始县志?人口迁徙》记载，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188页。

　　［3］［4］萧河《固始历史沿革考》，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第199、217页。

　　［5］据周文顺、徐宁生《河洛文化》《中国民间文化探索从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89页。

　　［6］郑淑真《固始姓氏源流路线图》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第176页。

　　［7］参见《固始网》《固始历史》条，互联网。

　　［8］萧河《历史姓氏》，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第156页。

　　［9］张华《根在固始》，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第215页。

　　［10］参见《中国文化报》“闽台文化?根在河洛”杨海中文，2006年10月29日。

　　［11］［18］张华、萧河、刘广才《台湾河洛郎》，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第105、第74页。

　　［12］何乔远《闽书》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出版，第154页。

　　［13］《历史姓氏》，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第110页。

　　［14］张华《根在固始》，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第105页。

　　［15］吴任臣《闽国王审知》，福建海峡出版社1996年5月出版，第23页。

　　［16］庄为玑：《福建历史》卷一第21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出版。

　　［17］郑淑真《根在河洛》，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第199页。

　　［18］张华、萧河、刘广才《台湾河洛郎》，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第74页。

　　（责任编辑毛仲伟）2012年《台湾研究》目录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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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护政治认同与互信基础深化两岸和平发展余克礼（2012.4.1）

　　增进一中框架共同认知巩固深化政治互信基础 余克礼（2012.6.1）

　　“九二共识”与两岸三党关系之探讨

　　——纪念“九二共识”达成二十周年刘国奋（2012.6.4）

　　两岸关系

　　结束战争理论视野下的两岸建立军事安全互信机

　　制问题探讨史晓东（2012.1.1）

　　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构建问题的研究视角选择萧大维（2012.1.8）

　　两岸民调体系建构

　　——兼谈审慎思辨民调理论方法的运用叶世明（2012.1.11）

　　南台湾经济社会结构对岛内政治与两岸关系影响

　　初析王建民（2012.2.1）

　　以文化交流、教育改革和制度创新推进海峡两岸合

　　作办学林如鹏张宏颜海波（2012.2.7）

　　中国主权理论的发展与扩大台湾涉外活动的思考俞新天（2012.3.6）

　　台生会的组织模式、政策诉求及政府回应刘伟伟陆耀亮（2012.3.12）

　　对进一步增进两岸政治互信的战略思考朱卫东（20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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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岸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一个政治与法律互动的视角刘文忠（2012.6.15）

　　两岸经贸

　　后ECFA时期台湾与大陆台资集中区的高科技

　　产业整合研究戴淑庚林捷泉（201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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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农民创业园：两岸农业合作的重要实践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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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英九当局“活路外交”问题探析修春萍（2012.4.44）

　　台湾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问题初探王敏周方（2012.4.49）

　　和平发展形势下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策略探讨

　　——以联合国专门机构为目标的调整林红（2012.5.41）

　　新时期的台欧关系：变化与观察童立群（2012.5.46）

　　美国“弃台论”发展演变分析戴维来（2012.6.36）

　　文化教育

　　“软实力”诉求下的台湾对外华语文教学研究董于雯（2012.1.57）

　　台湾财经杂志发展研究（1949-2010）吴琳琳（2012.2.59）

　　台湾公共电视的发展历程及其实践困境殷琦（2012.3.53）

　　台湾《手写行书范本》中的简体字研究邓章应黄艳萍（2012.4.55）

　　日据时期台湾文学叙事的遗民意识论刘鹤（2012.5.55）

　　台湾高校招收陆生的实践困境与纡解策略张宝蓉邹莎（2012.6.43）

　　海峡两岸高校体育教育比较研究刘婷（2012.6.47）

　　社会

　　台湾身心障碍福利政策的变迁及启示高和荣（2012.1.52）

　　浅析台湾南北经济、社会发展差异熊俊莉（2012.2.43）

　　台湾社会救助制度分析沈惠平（2012.2.49）

　　台湾地区“国民年金”制度述评孙铭宗王军（2012.2.54）

　　海峡两岸慈善文化变迁路径及其发展差异研究李非伍湘陵（2012.5.51）

　　历史

　　试论近代日本海权的扩张与对台湾的侵占汪曙申（2012.4.60）

　　台湾革命同盟会抗日爱国斗争述论陈小冲（2012.5.60）

　　破除“冷战思维”和“反共意识形态”的第一声春雷

　　——保钓运动的台湾思想史意义朱双一（2012.6.53）

　　人物

　　机会主义的经典人物——陈芳明古远清（2012.3.59）

　　研究探讨

　　两岸“主权共享论”质疑陈孔立（2012.6.59）

　　注 释 体 例

　　一、 中文注释采用尾注，全文连续注码，注码号为［］

　　二、 注释例

　　（一）著作类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31页。

　　（2）姜殿铭等编：《当代台湾大事典》，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55页。

　　（二）论文类（台港澳及海外刊物要注明刊号和出版年月）

　　（1）郑岩：《台湾当局借“宪政改造”推进“法理台独”评析》，《台湾研究》2005年第5期。

　　（2）耿曙等：《全球化背景下的两岸关系与台商角色》，台湾《中国大陆研究》第48卷第1期，2005年3月。

　　（三）文集类

　　（1）唐树备：《总序》，载《台湾研究论文精选》第一辑，台海出版社2006年4月版，第2页。

　　（四）译作类

　　（1）（美）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中译本，第17页。

　　（五）报纸类

　　如系论文（含评论），应详注作者、文章题目、报纸名、年月日，如：

　　（1）李国鼎：《追求现代化——台湾发展的经验》，台湾《工商时报》1991年2月1日。

　　如系消息报道，可注明作者和报道标题，亦可不注，如：

　　（1）台湾《联合报》2006年8月28日。

　　（六）古籍类

　　（1）《论语?季氏》

　　（2）沈葆桢：《沈文肃公政书》卷五，第22页。

　　（七）辞书类

　　（1）《辞书》，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200页。

　　（八）台港澳著作

　　（1）戴国辉著：《台湾总体相》，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07页。

　　（九）外文类

　　（1）英文类，如：

　　A．Melvyn P. Leffler & David S. Painter, eds.,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p. 95-106.

　　B．James Kurth, “America’s Democratization Projects Abroad,” The American Spectator, Vol.39, No.8, Oct. 2006, p. 40.

　　C．John M. Broder, “Democrats Form New Group for Fund-Raising and Ads,”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4, 2006.

　　（2）其它外文类从该文种注释习惯。

　　（十）因特网类

　　（1）《台资企业国家开发银行贷款暂行办法》(全文)，中国网，

　　?http://www.china.com.cn/overseas/txt/2005-12/21/content_6068505.htm

　　三、 其它

　　（一）非引用原文者，注释前加“参见”。

　　（二）引用资料非来自原始出处者，请注明“转引自”。

　　（三）数个注释引自同一资料者，请在该资料出现的第一个注中依序排列注释号：

　　（1）引文出自相同页数者，如：［6］［12］［21］张宗汉：《光复前台湾之工业化》，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65年5月版，第46-48页。

　　（2）引文出自不同页数者，如：［1］［5］［8］张宗汉：《光复前台湾之工业化》，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65年5月版，第46页、第55页、第70页。Taiwan Studies No1, 2013

　　Contents

　　Observations of the New Situations and the New Trends of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Zhu Weidong（1）

　　Review on the Ma Yingjeou Authorities’ CrossStrait Negotiation Policy

　　Wang Shushen（7）

　　On the CrossStrait Cooperation on the Diaoyu Islands IssueWang Weinan（13）

　　Analysis of the Environments, Capabilities and Strategies of TaiwanFunded Enterprises’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Li Baoming（18）

　　Primary Study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s of the Social Foundations of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Peng Weixue（24）

　　The Symbolic Politic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rossStrait IdentitiesSun Yun（29）

　　Opin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inancial Magazines and the Middle Class in Taiwan since 1949Wu Linlin（34）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Economic Situations in TaiwanHu Shiqing（40）

　　Research on the MacroFinancial Risks in Taiwa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Balance SheetZhang Pei（45）

　　The New Development and the Trends of TaiwanIndian Relationship since Ma Yingjeou Took OfficeZheng Yingqin（51）

　　“Gwangju Gushi”and the Historical Origin Relations between Fujian and Taiwan

　　Chen Rongsan（56）